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蚀》写一九二七年的武汉与一九二八年的上海，写的是“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能利用这种材料的不止茅君一个，可是相当地成功的只有他一个。他笔下是些有血有肉能说能做的人，不是些扁平的人形，模糊的影子。《子夜》写一九三○年的上海，写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与《蚀》都是大规模的分析的描写，范围却小些：只侧重在“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而经过只有两个多月。不过这回作者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听说他的亲戚颇多在交易所里混的；他自己也去过交易所多次。他这本书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蚀》包含三个中篇，字数还没有这一本多，便是为此。看小说消遣的人看了也许觉得烦琐，腻味；那是他自己太“写意”了，怨不得作者。“子夜”的意思是“黎明之前”；作者相信一个新时代是要到来的。
这本书有主角，与《蚀》不同。主角是吴荪甫。他曾经游历欧美，抱着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图，是个有作为的人。他在故乡双桥镇办了一个发电厂，打算以此为基础，建筑起一个模范镇；又在上海开了一爿大丝厂。不想双桥镇给“农匪”破坏了，他心血算白费了。丝厂因为竞争不过日本丝和人造丝，渐渐不景气起来，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扣减她们的工钱。于是酝酿着工潮，劳资的冲突一天天尖锐化。那正是内战大爆发的时候，内地的现银向上海集中。金融界却只晓得做地皮，金子，公债，毫无企业的眼光。
荪甫的姊丈杜竹斋便是一个，而且是胆子最小最贪近利的一个。
荪甫自然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孙吉人、王和甫顶下了益中信托公司，打算大规模地办实业。他们一气兼并了八个制造日用品的小工厂，想将它们扩充起来，让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厂受到一个致命伤。荪甫有了这种大计划，便觉得双桥镇无用武之地，破坏了也不足深惜了。
但这是个最宜于做公债的年头；战事常常变化，投机家正可上下其手。荪甫本不赞成投机，而为迅速的扩充他们的资本，便也钻到公债里去。这明明是一个矛盾；时势如此，他无法避免。他们的企业的基础，因此便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当儿他们的对头赵伯韬来了。他是美国资本家的“掮客”，代理他们来吞并刚在萌芽的民族工业的。那时杜竹斋早拆了信托公司的股；荪甫他们一面做公债，一面办厂，便周转不及；加上内战时货运阻滞，新收的八个厂的出品囤着销不出去。赵伯韬便用经济封锁政策压迫他们的公司，又在公债上与他们斗法。他们两边儿都不仅“在商言商”：
荪甫接近那以实现民主政治标榜的政派，正是企业家的本色。赵伯韬是相对峙的一派，也是“掮客”的本色。他们又都代办军火；都做外力与封建军阀间媒介。他们做公债时，所想所行，却也不一定忠实于他们的政派。总之，矛盾非常多。荪甫他们做公债失败了，便压榨那八个厂的工人，但还是维持不下去。荪甫这时候气馁了，他只想顾全那二十万的血本，便投降赵伯韬也行。但孙、王两人不甘心，他们终于将那些厂直接顶给英、日的商人。现在他们用全力做公债了，荪甫将自己的厂和住房都押掉了，和赵伯韬作孤注一掷。他力劝杜竹斋和他们“打公司”；但结果杜竹斋反收了渔翁之利而去。荪甫这一下全完了。他几乎要自杀，后来却决定到庐山歇夏去。
这便是上文所谓“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若觉得说得这么郑重，有些滑稽，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本来滑稽得可怜。有人说这本书的要点只是公债、工潮。这不错，只要从这两项描写所占的篇幅就知道。但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他决不仅要找些新花样，给读者换口味。这其间有一番道理。
书中朱吟秋说：
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要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四三面。）这并不是金融界人的善恶的问题而是时势使然。孙吉人说得好：
我们这次办厂就坏在时局不太平，然而这样的时局，做公债倒是好机会。（五三四面。）内战破坏了一切，只增长了赌博或投机的心理。虽像吴荪甫那样有大志有作为的企业家，也到处碰壁，终于还是钻入公债里去。
这是我们民族资本主义崩溃的大关键，作者所以写益中公司的八个厂只用侧笔而以全力写公债者，便为的这个。至于写冯云卿等三人作公债而失败，那不过点缀点缀，取其与吴、赵两巨头相映成趣，觉得热闹些。但内战之外，外国资本的压迫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致命伤。这一点作者并未忽略；他只用陪笔，如赵伯韬所代理的托辣司，益中公司将八个厂顶给英、日商家，周仲伟将火柴厂顶给日本商家之类。这是作者善于用短，好腾出篇幅来专写他熟悉的那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之下，自然会走向崩溃的路上去。
然而工厂主人起初还挣扎着，他们压榨工人。于是劳资关系渐趋尖锐化。这也可以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原因。但书中只写厂方如何利用工人，以及黄色工会中人的倾轧。也写工人运动，但他们的力量似乎很薄弱，一次次都失败了，不足以摇动大局。或者有人觉得作者笔下的工人太软弱些，但他也许不愿意铺张扬厉。他在《我们这文坛》一文（《东方杂志》三十卷一号）里说：
我们也唾弃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义”———对于群众行动的盲目而无批评的赞颂与崇拜。
他大约只愿意照眼睛所看的实在情形写；也只有这样才教人相信，才教人细想。书中写吴荪甫的丝厂里一次怠工，一次罢工；怠工从旁面着笔，罢工才从正面着笔。他写吴荪甫的愤怒，工厂管理人屠维岳的阴贼险恶，工会里的暗斗，工人的骚动，共产党的指挥，军警的捕捉，———罢工的各方面的姿态，在他笔底下总算有声有色。接着叙周仲伟火柴厂的工人到他家要求不停工的故事。这是一幕悲喜剧；无论如何，那轻快的进行让读者松一口气，作为一个陪笔是颇巧妙的。
书中以“父与子”的冲突开始，便是封建道德与资本主义的道德的冲突。但作者将吴荪甫的老太爷，写得那么不经事，一到上海，便让上海给气死了，未免干脆得不近情理。再则这第一章的主旨所谓“父与子”的冲突与全书也无甚关涉。揣想作者所以如此开端，大约只是为了结构的方便，接着便可以借着吴太爷的大殓好同时介绍全书各方面的人物。这未免太取巧了些。但如冯云卿利用女儿事，写封建道德的破产，却好。书中有一章专写农民的骚动；写冯云卿的时候，也间接地概括地说到这种情形以及地主威权的动摇。这些都暗示封建农村的势力在崩溃着。但那些封建的军阀在书中还是活跃着的。作者在《我们的文坛》里说将来的文艺该是“批判”的：“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批评”。他自己现在显然已向着这条路走。
吴荪甫的家庭和来往的青年男女客人，也是书中重要的点缀，东一鳞西一爪的。这些人大抵很闲，做诗，做爱，高谈政治经济，唱歌，打牌，甚至练镖，看《太上感应篇》等等，就像天底下一切无事似的。而吴荪甫却老是紧张地出入于几条火线当中。他们真像在两个世界里。作者写这些人，也都各具面目。但太简单了，好像只钩了个轮廓就算了，如吴少奶奶，她的妹妹，四小姐，阿萱，杜学诗，李玉亭等。诗人范博文却形容太甚，仿佛只是一个笑话，杜新箨写得也过火些。至于吴芝生，却又太不清楚。作者在后记里也承认书里有几个小结构，因为夏天他身体不大好，没有充分地发展开去，这实在很可惜。人物写得好的，如吴荪甫，屠维岳的刚强自信，赵伯韬的狠辣，杜竹斋的胆小贪利。可是吴、屠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一部分读者对于他们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罢。而屠维岳，似乎并没有受过新教育的人，向吴荪甫说的话那样欧化，也是不确当的。
作者擅长描写女人，但这本书里却没有怎样出色的，大约非意所专注之故。
作者描写农村的本领，也不在描写都市之下。《林家铺子》（收在《春蚕》中），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这是他最佳之作。还有《春蚕》，《秋收》两短篇（均在《春蚕》中），也“分析”得细。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春蚕》
这是茅盾君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八篇；排列似乎是按性质而不按写作的时日。其中《春蚕》一篇，已经拍成电影。
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描写乡村生活。《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跋里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他这种尝试是成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铺子》最好；不但在这部书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也是如此。这篇里写南方乡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那林老板“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但“一年一年亏空”，挣扎着，挣扎着，到底倒闭了铺子，自己逃走。
原来“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这正是“九一八”以后，“一·二八”前一些日子，上海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内地也被波及。乡下人的收获只够孝敬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没有一点一滴剩的。所以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买什么东西。加上捐税重，开销大，同业的倾轧，局长党委的敲诈，凭林老板怎样抠心挖胆，剜肉补疮，到底关门大吉，还连累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老婆子。她们丢了存款，如丢了性命一样。这其间写林老板的挣扎，一层层地展开，一层层地逼紧，极为交互错综；他试验了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末了只能走上他万分不愿意的那条路。写他矛盾的心理，要现款，亏本卖，生意好他自然乐意，可是也就越心疼，这是一。一面对付外场，一面不愿让老婆和女儿知道真实情形，这是二。这些都写得无孔不入，教人觉得林老板是这样一个可怜人；更可怜的是，他简直“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但作者所着眼的却是事，不是人。
《春蚕》《秋收》同一用意而穿插不同。都写“一·二八”
以后南方的农村，都以农人“老通宝”为线索。他生平只崇拜财神菩萨与健康的身子。辛苦了四五十年，好容易挣下了一份家当；又有儿，又有孙。可是近年来不成了，他自己田地没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债务，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复他家原来样子，凭着运气与力气。他十分相信这两样东西；情愿借了高利贷的钱来“看蚕”，来灌田。结果茧子出得特别多，米的收成也大好。
可是茧厂多数不开门，米价也惨跌下去。有东西卖不出钱。“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原因自然多得很。一般不景气，人造丝与洋米的输入，苛捐杂税等等。可是“老通宝”不会想到这些。春蚕后他大病一场，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儿子“阿四”
与儿媳“四大娘”不像他固执，却也没主见，只随着众人脚跟走。
他的二儿子“多多头”倒有些见解，知道单靠勤俭工作是不能“翻身”的。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样明白，乡村里不外这三种人，第二种最多。
新文学里的乡村描写，第一个自然是鲁迅君，其次还有王鲁彦君。有《柚子》《黄金》两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君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这种农村因为靠近交通的中枢不能不受外边的影响；它已成为经济连索中的一个小小圈圈儿了。这种村人的性格也多少改变了些，“多多头”那类人，《呐喊》里就还没有。《呐喊》
里的乡村比较单纯，这三篇里的便复杂得多。这三篇写得都细密，《林家铺子》已在上文论及。《春蚕》中“看蚕”的经过情形，说来娓娓入情，而且富于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篇中又多用陪衬之笔，如《林家铺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蚕》中的“荷花”“六宝”两个女人，《秋收》中的“小宝”“黄道士”
等。或用以开场，或用以点缀场面，或用以醒脾胃。好处在全文打成一片，不松散，不喧宾夺主。甚至于像《秋收》中“抢米囤”风潮一节，虽然有声有色，却只从侧面写，也并不妨碍全篇的统一。作者颇善用幽默，知道怎样用来调剂严重的形势，而不流于轻薄一路。
书中其余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账，题名也太晦。《右第二章》叙两件事，不集中。《喜剧》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来的时候》满是泛泛的讨论。《神的灭亡》太简单，太平静，力量还欠深厚。作者在《跋》里说，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
的确，作者的短篇，都嫌规模大，没有那种单纯与紧凑，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的”。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一样。那本书里只有《创造》与《一个女性》是成功的，别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书的“跋”里又说他是那么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他的短篇失败的多，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长篇气魄却大，就现在而论，似乎还没有人赶得上；失于彼者得于此，就他自己说，就读者说，都不坏。因为短篇作家有希望的还有几个，长篇作家现在却只有他一个。但严格地说，他的长篇的力量也还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论，主要的部分写的确是淋漓尽致，陪衬的部分就没能顾到，太嫌轻描淡写了。他现在的笔力写《林家铺子》那样的中篇最合适，最是恢恢有余，所以这一篇东西写得最好。但相信他的将来是无限的。
1933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