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渴望回家。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都是精神的现象，无论早晚，最终总要变成心灵的事实，乃至信仰的存在。在1911年金色的秋天，在文学的困境和心理的危机中，命运给他一个看似偶然的机遇。洛维，这个与母亲相同的姓氏，这个血液中跟他一样流淌着犹太血脉的血肉之躯，以及令他依恋不已的依地语剧团，唤醒他记忆深处温柔的乡愁，激起他“回家”的渴望。在怀乡病的遥远的温柔中，卡夫卡在沉痛地检讨自己生活的失落，检讨整个犹太民族的异化及其根源，在自己和犹太民族的血脉中追溯“母亲”应有的含义。对于他来说，德语的“母亲”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象征，象征着犹太人的失落和异化。是啊，在德语的世界里没有犹太人的家，在奉行基督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里没有犹太人的家。犹太人的家在迦南。那是犹太人的极尽温柔之乡，即便对这温柔之乡的怀乡病，正如卡夫卡此刻所经历，也是那么彻骨的温柔，让卡夫卡一时身不由己，而我们也得以读懂了他10月6日的日记，明白了他眼下的处境。
10月6日那篇日记的主题仍是文学，然而对犹太之根的关怀已在觉醒。我们已熟知，卡夫卡立志以文学为家，而且我们多半以为卡夫卡一生就只有文学的家。然而现在，更本质的家园感从卡夫卡的内心深处萌现出来，从而将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他自己面前，那就是民族命运与文学使命的统一融合。
是古老、神秘、伟大的犹太血脉中流淌着荣耀的抱负，还是文学的雄心渴望着理性深邃的源泉？此处，细究这样一个发生学的问题似乎并无很大必要。我们目睹的是这样的事实：犹太血脉中的神秘因子在眼下的卡夫卡身上爆发成罕见的怀乡病，让他生平唯一一次被美丽、温柔、悲哀、明亮、深邃之物所“迷惑”卡夫卡这一次一反常态，把自己交给一种积极的事物，甘心为它“着魔”，被它“诅咒”，而他的生命也因此而绽放出一种奇异的景象。无论是否昙花一现，他的生命力开始寻找积极的表达方式。他的雄心开始盘旋。在他视野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伟人的历史半身像：歌德让他“激动无已”，拿破仑让他意识到“侵入到我身内的骄傲，我脖子上的血管膨胀起来”。而克莱斯特呢？11月21日恰逢这位天才逝世一百周年，那天，天才的家人在天才的墓前献上了一个花圈：“献给家族最优秀的成员！”卡夫卡在曰记中专门记载了此事。他“如饥似渴地、幸福地”阅读《犹太史》和《依地语文学史》这样一类书籍。用勃罗德的话说，“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日记的篇幅在急剧增长而日记的内容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卡夫卡开始反复探讨一个可能，那就是犹太民族的文学。它不再是过去“纯粹”的文学，而首先是民族的乡愁。它仍然要表现生存的不安和恐惧，但不再局限于作为纯粹个体的他自己，而是表达民族的“怀乡病”。他所渴望的表达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不是纯粹的“他的-文学存在”，而是此刻血肉模糊的“他的-民族存在”下午我就有过一种巨大的渴望，现在它又来了。我想写出我全部的焦虑，把它写进纸的深处，正像它出自我内心深处一样，或者写成这个样子：我可以因此而将我曾写过的东西全部吸收到我身上来。这种渴望不是艺术的渴望。今天，洛维谈起他的不满，谈起他对剧团所作所为的漠不关心，我把他的处境解释为怀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我作这样的解释，但并非为他而作，而是留给我自己，并作为我自己一时的悲哀来享受。
两周以后，卡夫卡写下母亲家族的家史，即母亲到临终时还在讲述的那古老而美丽动人的犹太传奇：“我的希伯来名字叫阿姆舍尔，跟母亲的外祖父一个姓。他在母亲的记忆里是一位异常虔诚而博学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死的那年，母亲才6岁。母亲记得，她当时怎样死死抓住外祖父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外祖父犯下的过错。母亲还记得外祖父布满屋子四面墙壁的藏书……”卡夫卡不会无缘无故写下这些文字。事实上，这段文字刚好就是又一场关于人神歌德的讨论，只是此次讨论的调子与他的其他讨论已然不同，那不再是-种纯粹文学的调子，毋宁说，卡夫卡的纯粹文学罕见地有了一种伟大的从属或附丽：
歌德也许通过其作品的力量阻碍了德语文学的发展。虽然散文的风格会不时朝着离他而去的方向发展，然而，它最终又会带着强化了的渴望回到他那里，甚至会沿用他那些已经过时的短语，就像眼下的情况。但是，眼下这样一种沿用不再与他有任何特殊的联系，眼下，散文风格回到歌德，是为了彻底享受它无限的从属性。
从属当然是对犹太乡愁的从属。就在同一篇日记中，卡夫卡对不幸的犹太民族是否拥有一种伟大文学的可能性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探讨。这一探讨完全可以称为卡夫卡的“犹太文学纲领性文件”：
我通过洛维了解了华沙的当代犹太文学，并部分通过我自己的洞察了解了捷克当代文学。我发现一个事实：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文学来发挥文学的诸多好处，它的发展前景因为缺乏杰出人物而实际上还不是十分开阔，然而它的发展前景会开阔起来。只要有这样一种文学，那么，文学的诸多意义就可以通过它而得以实现：如激励人心；如统一民族意识（它总是倾向于解体，常常无法在公众生活领域中实现)；如展现民族骄傲民族通过它自己的文学而获得民族的骄傲，通过这种文学从敌对环境的包围中所提供的鼓舞而获得民族的骄傲，这种文学是一种“民族日记”，它完全不同于历史传记，它会导致迅速而始终审慎的发展)；如引导广阔公众生活领域的精神化如同化不满元素（它们立即被转化运用于该领域，除非我们停滞不前，它们不会再造成危害)如促成人民持久的团结各种杂志通过繁忙的运行缔造这种团结，而人民珍视自己的团结）；如促使民族把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并一定通过思考而接受外来文化；如鼓励对文学人物的尊重；如不断唤起年轻一代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并因而为历史所铭记如引导人们把文学作为政治意识的对象如赋予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以崇高意义，并使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成为可能；如揭示民族的错误（用一种十分痛苦的、然而自由和值得谅解的方式）；如开展活跃而自重的图书贸易，激发对于书籍的热情等等等等。这样一种文学的生命力甚至超过了某种人才济济的文学，因为这样一种文学中不存在那样的作家，他的大作在大多数挑剔者面前不得不保持沉默。在这样一种文学中，大规模的文学竞赛拥有真正的公正。
一个小民族的记忆并不小于一个大民族的记忆，它因而能够更彻底地消化生存的营养。的确，在这样一种文学中，文学史家的地位很低，然而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人民而非文学史所关注的事情，人民至少会以可靠的方式保存这种文学，虽然这种方式不是那么纯粹。因为，一个小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个体提出的是这样一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准备熟悉落到他身上的那部分文学，承担它，扞卫它，即便不熟悉、不承担，也要扞卫它……·
看来卡夫卡的确把文学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了。他希望“文学的乡愁”在“民族的乡愁”中实现自己，而“民族的乡愁”则通过“文学的乡愁”表达自己。在洋洋洒洒的论述之后，他专门列出一个“小民族文学特征一览表”。他把小民族的文学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生动(liveliness)的特征，体现为冲突、流派和杂志三个方面；第二是较少限制的特征，表现为不教条、小题目和象征的自然性；第三是群众性的特征，表现为与政治的关联、文学史和对文学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形成自己的法则。卡夫卡认为，他所提供的一揽子方案相当于一个精神的家园，因为“这样的纲领可以为一个人的存在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了这种生活，就很难再有其他变化”。
卡夫卡当然会认为自己就是感受到这种生活的人，也会认定自己将就此一路走下去。新年第三天，他写下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日记，可视为他在这个特殊年头的新年展望，其中以罕见的自我肯定审视了自己的文学情结，明确认为自己眼下已经找到了文学的目的，可以安身立命了：
当然，并非是我自己有意识地找到了写作的目的，而是它自己找到了自己。现在只有办公室的工作还在千扰它，当然，这对它来说是根本的千扰。我再也不会抱怨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诸如我无法与恋人相处；诸如我对爱情的理解几乎就像对音乐的理解一样少，只能满足于最肤浅的结果诸如除夕的夜宵我只就着防风草伴菠菜喝了一杯西尔里斯酒；诸如周末不能参加马克斯关于自己哲学工作的报告会，等等，因为我会得到显而易见的报偿。就我所见，我的发展已经完成，没有什么令我不满意的地方了。剩下的事情只是从这一团情结中把办公室的工作扔开，以便开始我真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的脸终于得以随着我的文学的进展按规律自然老去。
然而，卡夫卡似乎过于乐观了一些。也许他的确找到了他写作的目的，然而他的写作果真只剩下办公室工作的干扰了吗？事情的发展表明，在这一点上，他的新年展望是一个错误的估计。
4·肉身的攀附··地狱里的温柔？
1912年2月，洛维和他的剧团完成了在布拉格的演出，即将离去。有关方面决定于2月18日在布拉格犹太大厅举办一场告别晚会，晚会内容包括洛维的依地语朗诵和卡夫卡的演讲。卡夫卡高度激动和亢奋，几乎到了无法自我控制的地步，提前十天准备演讲，甚至为此中断了性命攸关的写作，准备过程不时被一阵一阵无法控制的发抖所打断，这在“完全不知激情为何物”的卡夫卡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卡夫卡的激动和亢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依地语，他要通过这场演讲抒发他的乡愁。2月18日，按照晚会安排，卡夫卡在犹太大厅用激动的演讲为洛维的朗诵开道。他论证说，依地语虽然看起来年轻，却饱含着犹太民族数千年流浪的艰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依地语因而拥有了一种兼容不同语言的境界和力量。依地语植根于犹太民族古老的血脉，因此，虽然它由不同语言组成，却不可能被任何一种语言所还原。例如，依地语与德语的联系甚密，然而它无法翻译成德语如果强行翻译，就会把它撕成碎片，翻译到德语中的不再是依地语，而是一具空壳。演讲的最后部分落实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依地语对于犹太人生死攸关的意义。卡夫卡希望大家仔细倾听洛维的朗诵，为此他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