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满腔热诚感人至深，每一节课都拼命想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单词。然而，肺病始终在折磨着他，让他在读单词的时候频频发作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时常不得不考虑先休息一下再说。每逢这样的情况，他就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希望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住在父母家里，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该让他休息了然而，他自己始终满怀渴望，并最终取得优秀的成绩……
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语。从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
1923年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老同学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演讲，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
5月9日，一直与密伦娜保持着断续来往和通信的卡夫卡向这位当年的情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写信的生存论哲学，即所谓“幽灵”的问题。在信的结尾处，卡夫卡突然再次谈到结婚的话题：
我奇怪地相信——将虚构的对话变成真实的对话：犹太教！犹太教！——如果不是由于寂寞中产生的绝望才要求结婚，那么结婚是可能的，而且会是在头脑高度清醒的情况下结婚。我相信，天使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那些由于绝望而结婚的人会赢闵策·艾斯纳。1919年夏卡夫卡结识她，两人成为朋友。
得什么呢？假如把孤寂放到孤寂之中，那么永远不会产生家乡，
而只会产生一个不幸的叠加一种孤寂反映在另一种孤寂之中，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也是如此。假如把孤寂与安全放在一起，那么对于孤寂来说情况将更糟糕(是一个罕季巧、娘般无意寂)。
卡夫卡“奇怪地相信”，而且认为天使也会同意他的看法。
7、8月间，卡夫卡随大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浴场米里茨休养。在米里茨，他参观了一座度假村。这座度假村属“柏林犹太人之家”所有，而卡夫卡对这个犹太人组织怀有深情，早在1916年，当时的未婚妻菲莉斯就在他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工作，
并取得出色成绩。就在这座度假村的厨房里，卡夫卡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刮鱼鳞，他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不赞成多么温柔的手，可干的活儿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向她的上司提出调换工作的要求。这位能流利地说一口希伯来语和依地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的爱人多拉·迪芒。
多拉·迪芒，她陪伴卡夫卡度过了最后岁月，卡夫卡去世前一个月曾向她求婚。
多拉·迪芒，时年25岁，出身于一个东欧犹太教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但无法忍受父亲禀承的传统习俗。20世纪20年代，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已深入人心，像当时许多富于青春勇气的犹太姑娘，多拉违背父母的意愿出逃，独自一人来闯世界，最后到柏林定居下来，并参加了“柏林犹太人之家”的工作。这位犹太姑娘纯朴自然、天真无邪、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这些性格特征深深吸引了卡夫卡。而多拉掌握的东方犹太教传统的丰富宝藏，则是令他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完全可以认为，独身一人的多拉，正好就是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中所憧憬的那类姑娘，那类用美丽和体温保存着“温柔的、姑娘般无意识的孤寂”的姑娘。
多拉这方面，在她这样的年纪，正格外地富于青春之爱的憧憬，敏感，善良，内心充满温情。然而，身边的现实中并没有浪漫，举目四望，满眼只见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多拉深感人性的冷酷和敌意。就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从这位比自己年长15岁的男人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德语欧洲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
卡夫卡终于走到了旷野漂流的终点，多拉是一个象征。正像旷野漂流之路存在于迦南与“生活世界”之间，多拉也是如此。她既属于生活，也属于祝福：既属于芸芸众生的世界，也属于犹太民族悠久深邃的血缘。
8月7日，卡夫卡随多拉到柏林，他在柏林逗留了两天，然后返回布拉格。几天后，卡夫卡前往奥特拉所在的什累申疗养。在那里，他显然向妹妹谈及多拉之事，并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支持。9月24日，卡夫卡不顾父母反对，搬到了柏林多拉家中。接下来的一天，他搬进在外面租下的一间房子，和多拉开始了同居生活。多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乍夫卡一个新的力量源泉。
卡夫卡“旷野漂流”40年，历尽悲哀，多拉的出现是对这40年人生的见证，既美丽又圆满，充满了祝福，她让卡夫卡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当下”。一位前来探望的朋友发现他十分坚强，但“极其思念亲友”。从现在起，卡夫卡写给父母亲友的信中充满了温情，包括他从不喜欢的二妹瓦莉：
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者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军；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
尤其是卡夫卡写给父母的信，从这些信中静静地流淌出几乎从未见过的儿女之情，那是犹太家庭唇齿相依的隽永深情。
1923年10月17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如果我没记错，已经10天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因为我经常成为通信中的主要谈论对象。如今家里的许多小事(但愿没发生大事)我都不知道，而这种小事是肯定每天发生的。这就不应该了。”
11月初最亲爱的父母亲：你们的这封宣布亲爱的母亲可能来访的信今天来得正是时候。”
11月20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一回谈到你们俩的来信，得知亲爱的父亲身体健康，我特别感到高兴。”
11月23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包裹已完好无损地寄到，什么也不缺，什么也没遗忘，便鞋比从前的鞋暖和多了。寄送要花掉多少钱，费掉你们多少辛劳！……亲爱的母亲，你不必煞费苦心照料我……”12月19日最亲爱的父母亲：收到这样一封信，看到你们度过星期天下午，安安静静，父亲精力充沛准备到波多尔去……看到你洗完澡躺在沙发上看报(可惜光线半明半暗），这真叫人高兴。这些都是美好的信件。”
1924年月3-4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天气确实冷得厉害，但是盖着髙级轻柔而暖和的鸭绒被我感到很温暖。有时在这里阳光下一座公园的斜坡上甚至会有一个温暖的瞬间。背靠着暖气片也是相当舒服的，如果两只脚偏偏还套在暖脚套里那就更美啦。当然在你们房间里的炉边也是很美气的……你们在一起好好烤火吧（你们晚上坐在哪个房间里？）！”
1月5-8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不，这确实是太多了，说这没有‘破费’什么，这是不对的，这确实是花了不少钱的。最近的那个邮包简直了不起，这么多好东西、甜食、果品和纸币，挑选、搭配得这么好。但是如今我也请求给我一个好好休整的时间，好让我能够安安宁宁把这一切吃掉，而不至让新到的包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们那盛大的除夕庆典(在场人当中我没有发现舅舅）和舞蹈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也庆祝除夕了，即使只是躺在床上庆祝。虽然我住在花园中……但是开着窗嘈杂声便数小时不绝于耳，毫不顾忌这严寒，天空充满焰火，方圆好大的圈子里全是音乐声和喊叫声。”
1月底最亲爱的父母亲：……包裹今天已经收到，既漂亮又丰富。不顾早晚钟点也不顾肚子饥饱，我打开就吃。……多谢快要织成的毛线背心，可是这不是太费工夫了吗？这不是要妨碍玩牌，妨碍午后小睡，妨碍读报，妨碍和维拉玩耍以及你的种种杂务……”2月2-7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是一封了不起的、内容丰富、充满着钱的信。你们大家对我这个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却还一点也没胖起来的人多好啊。——正好是现在我从窗户朝外面的花园和树木看了很久，为了从那儿找到一个聪明的主意，告诉我对舅舅的慷慨相赠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你们来这儿，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日子过得多么阔绰我会给舅舅写信的，也会给艾莉写信，今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亲切的长信。’’
2月20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亲爱的母亲，你在那些信里表示想和舅舅一道来……考虑到你们的信里的一段表示某些忧虑的话我便不由得要担心……”
3月1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你们别为黄油担忧，这里货源充足。但是主要是我大概根本不会在这里久住。”
3月15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简直不是背心，这是一个杰作，这么漂亮，这么暖和，你是怎样亲自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的呀？D·[多拉]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比这件我迄今所穿、也已经被我认为是很好的背心好不知多少倍。也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与背心有着适当的距离——寄来的黄油。”
“为了生活得幸福，我们必须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将近半年的柏林生活，卡夫卡通过犹太亲情的祝福，取得了与世界的一致，他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幸福的人。与世界一致的幸福也体现为心理分裂的终结卡夫卡彻底放弃了记日记，那个在日记中对世界冷眼旁观的卡夫卡幻化了。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我们可以说，那个既怨毒又刻薄的卡夫卡被多拉所代表的祝福感化了。柏林半年，他与多拉相亲相爱。用勃罗德的话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病情曰益恶化，医疗费用奇高，恰逢欧洲又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勃罗德的说法，由此导致的生计艰难和营养不良差不多要了卡夫卡的命，大部分时间他只能卧床休养。然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这些只是“世界的事实”，并非“事情的终极”。世界的事实是，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然而这短暂而脆弱的生命却可能得到祝福，他从来黑洞般虚空的生命现在温暖而充实，从来厌恶和恐惧人类繁衍之亲情的卡夫卡，现在居然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在灵肉两方面都渴望着新生。柏林半年，他坚持定期赴“犹太教学院”上课，赴师范学校预备班听取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并继续攻读希伯来课程。25年后多拉回忆说：
我不可名状地怀念着弗兰茨，这么多年的怀念汇集在一起，我沉浸其中时便完全不能自拔。弗兰茨的梦想是，得一个孩子并到巴勒斯坦去。现在我有一个孩子——没有弗兰茨同去巴勒斯坦——没有弗兰茨同行，可是我用他的钱买一张去那儿的车票。至少如此大约在1923年11月底，卡夫卡发出他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成为他的自我证言。刚到柏林时，他还给密伦娜写过一封信，告诉她邂逅多拉并移居柏林之事。那封信虽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但仍以对“恐惧”的讨论结尾，表现出过去思想的残余。而眼下这封信表明，卡夫卡凭借来自迦南的祝福战胜了恐惧。过去的烦恼依旧，“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但他放下执着，从容应对，因为“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
卡夫卡放下的不仅是生活，也包括写作。柏林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摆脱了“替罪羊”性质的写作。卡夫卡早在青年时代就知道自己着了“魔”，然而现在，他终于赎回了自己：“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在柏林，卡夫卡仍然在写作，但是这些写作己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是一部伟大的“即兴作品”的一个部分，这个“即兴作品”就是他“当下的生活”，包括他与多拉的爱情、他的亲情，等等。在柏林，卡夫卡写成了不少作品，然而只有《一个小女人》和洞》保存下来，其余要么由他指示多拉焚毁，要么后来被纳粹抄走而散落。十分重要的是，在柏林，卡夫卡赢得了一位最好的读者、最好的阐释者，那就是与他骨肉相亲的多拉。多拉知道他现在活过了，并正在活着，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惧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放下”了关于作品的情结。应该说，他现在对作品的态度倾向于就事论事，仅就作品论作品，也据此决定作品是否保留。根据多拉的回忆，他现在希望焚毁的，多半是柏林之前的文字：
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道：“呃，我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摆脱了那些幽灵。”他把午’宁[着重号为原有]折磨他的一切都称做“幽灵”。……他似乎紧抓住这个念头不放……希望烧毁[来柏林前]自己写下的一切，以便使灵魂从“幽灵”那里解放出来。
正是依据卡夫卡柏林时期这一根本转折，勃罗德最后作出了保留卡夫卡作品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