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
1·一个永世流浪的民族
公元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当时的奥地利行省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母都来自世代相继的犹太人家庭。
卡夫卡出生的地方
卡夫卡是布拉格的犹太人，这对于后来者的理解是否重要？他血管里的犹太人之血是否决定或影响着他的命运？他的生命是否因此而特别呈现某种“单数性质”？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首先要回到远远近近的往事中去。
耶稣纪元70年，亦即公元70年，犹太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这把大火点燃了一个绵亘一千八百多年的血泪象征：犹太民族的历史大流浪。
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开始流落他乡，三百多年后罗马帝国的崩溃又加速了这一解体的过程。大批大批的犹太人乱世流离，向北迁徙，进入基督教地区，特别是今天的中欧和东欧地区。他们异样的容貌和语言、与众不同的神秘生活方式和信仰，引起当地人的疑虑、恐惧和排斥。他们无法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只能生活于各个自发形成的犹太社区之内，处于“生活的边缘”，饱受歧视和伤害。犹太社区多数类似于贫民窟，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艰辛的积累，也逐渐发展出不少繁华的商业中心。
1096年，基督教世界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犹太人也随之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位基督教神父的一席话代表了当时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容忍对于基督来说比穆斯林有害1000倍的异教徒(犹太人)在我们中间存在，那么我们耗费和损失大量钱财乃至生命，奔赴世界的另一端去同撒拉逊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作战有什么意义？”数十万毫无军纪可言的十字军横扫莱茵河畔和多瑙河畔的犹太社区，许多犹太人惨遭杀害，财产被掠夺一空。
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于稍后的1144年。在3月的耶稣复活节里，英国诺里奇(Norwich)的人们在郊外丛林中发现了一具男孩尸体，流言迅速传遍英国和欧洲，称该男孩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嗜血本性的牺牲品，狂怒的人们一把大火烧掉了诺里奇的犹太社区。从那时起，800年间，大大小小的迫害事件层出不穷，如1171年法国的博伊西（Blois)的“犹太人嗜血案”事件，以犹太社区被焚而告终；1179年和1215年的第三、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定对犹太人进行强制性隔离；1298年弗兰克尼亚(Franconia)洛汀根(Rottingen)的“褒渎圣饼案”，40个犹太社区被洗劫一空；1348-1351年黑死病大瘟疫期间的“犹太人投毒案”，欧洲境内350个犹太社区被大火夷为平地，其中包括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地60个大型繁华社区！当然，如现代人所知，犹太人不幸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达到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短短数年之内，600万犹太人死于卡夫卡的奥地利同胞希特勒之手~~其中包括本书主人公卡夫卡所有当时尚在世的家人，以及他生前一位重要的恋人和另一位曾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的女友！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标志的种族大灭绝，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犹太人历史命运的浓缩象征！
而浓缩的文学象征则来自海涅，这位犹太天才，用令人震撼的笔触描述了犹太人宿命般的悲哀：
我一边四处寻找老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一边全神贯注地观察所有犹太人的苍白而表情痛苦的脸，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发现，可惜我不能不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在同一天，我曾访问过圣卡洛疯人院，而现在在犹太会堂里，我忽然发现，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同一种悲苦的、半凝视、半游移、半狡猾、半呆痴的目光，它就是我刚刚在圣卡洛从疯人眼中曾见到的。
……尽管我在威尼斯的犹太会堂四下寻找，但无论在哪儿，我都没有看见夏洛克的面貌。可我仍然觉得，他就隐藏在那里，在任何一件白色的长袍下面，他的祈祷比别的信徒更热忱，狂热、激烈的祈祷声直向严酷的神王耶和华的王座上升！我没有看见他。但是，临近黄昏，按照犹太人的信仰，当天堂的大门关闭，不再进行祈祷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里面滚动着泪水，好像不是从眼睛里哭出的。……这是一种连石头也会为之生出同情心的啜泣……这是只有从保存着全部苦难——1800年来一个备受折磨的民族所承受的苦难——的心胸中才能发出的哀号……这是一个精疲力竭而倒在天堂大门之前的灵魂的喘息……这个声音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仿佛曾听见它充满绝望的哀叹：“杰西卡[夏洛克所失去的女儿]，我的孩子！”
同样令人震撼的、异曲同工的描述则来自本书主人公卡夫卡：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这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威胁在威胁着他们·”
面对您[卡夫卡的恋人密伦娜]24年的基督徒生涯，我的38年的犹太人生涯说道：……你38岁，已如此疲倦，这怎么可能是年龄造成的呢。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根本不是疲倦，而是不安，是在这随处有失足之虞的地球上害怕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因而你总是双脚同时悬于空中；你不是疲倦，而是唯恐在这巨大的不安后面将有巨大的疲倦跟随而来(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而这种巨大的疲倦就像是痴呆的凝视，说得更好一些，就像卡尔广场后面的疯人院里常见的那样。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此处它的含义是：是不是犹太人，这是一个问题！
要理解卡夫卡那“复杂得要爆炸”的生命，我们不得不从他的“犹太之根”谈起。
只是“犹太之根”并非某种单一的线索，它是一个复杂的“根系”，其中包括近代欧洲，尤其是中欧犹太人的生存斗争史，以及卡夫卡父母双方家族的渊源。
2·中欧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问题”
海涅死于1856年。这位天才的德国犹太诗人崇拜拿破仑，因为后者曾禀承法国大革命的人权精神，推行了一系列解放犹太人的重大举措，如召开中断了近1800年的世界犹太大会、撤销对犹太人的隔离、确认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应该说，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并非针对犹太民族，而是法国大革命精神使然，但这在客观上解除了捆绑个性和思想的桎梏，启发和解放了犹太民族先知先觉者的热情，在科学民主日益昌盛的19世纪，点燃了整个犹太民族自我拯救的火种。1862年，即海涅死后6年、卡夫卡出生之前21年，历史上第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着作《以色列的复兴》在中欧的德国诞全，虽然它的思想要40年后才被普遍认可，但在当时却无异于暗夜中的一缕烛光。20年后的1882年，即卡夫卡出生之前一年，另一部里程碑式的犹太复国主义着作《自我解放》问世。1896年，当卡夫卡尚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他的奥地利同胞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一书。这本薄薄的小书系统阐述和论证了犹太复国的可行性，后来发生的历史进程表明，它标志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短短7年之内，赫茨尔以殉道者般的热情和精力，和别的参与者一道召开了6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推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行动，把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最初的理想变成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而结束了此前自生自灭的状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和增加，犹太复国主义己传遍欧洲和美国，并传播到智利、印度、新西兰、西伯利亚等遥远的角落。
赫茨尔于1904年以44岁英年早逝，他早就预见到自己的死亡，而不惜用生命来换取“世界历史的开端”。他说，犹太民族无法承受任何等待和拖延！导致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当时“中欧，尤其是奥地利背景”下犹太人的生存处境。
几个世纪以来，中欧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霸史。这两个德语民族明争暗斗，此起彼伏，都想夺取对德意志诸邦的领导权。最终结果，普鲁士在1866年的“七周战争”中击败奥地利，兼并德意志诸邦，将奥地利排斥在外，建立了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主要出于与普鲁士对抗的目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于1867年组成了奥-匈帝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因战败而解体，其疆域碎裂为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国，大致回复到几个世纪之前的版图。这一问题也牵涉到卡夫卡：他在1918年以前是奥地利作家，但1918年以后就成了捷克作家。
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战争格局，使奥地利境内犹太人的生存尤为艰辛。历史上，奥地利属古罗马版图，其境内犹太人源远流长，自古受害深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反犹势力向来嚣张，卡夫卡的奥地利同胞希特勒正是在这里度过一段青年时光，并因而成为一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让整个维也纳近20万犹太人只剩下3500名幸存者！更复杂的情况则见于卡夫卡的故乡波希米亚，这个奥地利治下的行省是奥地利犹太人的主要栖居地之一，它像把楔子插在德意志中部，靠近普鲁士。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以及德意志诸邦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波希米亚是首当其冲的“是非之地”，混居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等等。这些人讲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捷克语、德语、依地语·……大而无当的奥-匈帝国日益衰弱，各类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曰益激化，捷克民族主义者正在竭力反抗帝国的统治。由于帝国早先采取了若干有利于犹太人的政策，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倾向也因此升级，暴力行为随处可见。特别是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只能在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冲突的夹缝中生存。
犹太人生存难，奥地利的犹太人生存更难，而奥地利的德语犹太人，其生存处境则又难又微妙。奥地利德语犹太人往往靠近文化阶层，内心敏感，因而生存处境更为复杂，显得难上加难。卡夫卡一类人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作为犹太人，他们当然要遭受一切人——包括反犹主义的基督徒、日耳曼人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作为德语犹太人，他们尤其要遭受日耳曼反犹主义者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在当时布拉格的几十万人口中，德语人口不到十分之一，其中德语犹太人更是寥寥可数，其惶惶不安的现实和心理状况则不难想象！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赫茨尔所忧虑的“中欧和奥地利背景”下犹太人的生存处境。换句话说，它主要意味着中欧，尤其是奥地利德语地区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对此，赫茨尔还使用过另一个词“犹太人问题”。几十年后，另一位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犹太人问题”和“卡夫卡问题”联系起来：
这里涉及到的就是自从1870年代或1880年代起就被称为犹太人问题，并仅仅在那些年代说德语的中欧地区以那种方式存在的那些问题。……在这儿我们无法跳过它，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不可能理解卡夫卡……
3·马丁·布伯
卡夫卡出生之前五年，他的另一位奥地利同胞马丁·布伯在维也纳诞生。这个人后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犹太大思想家、与赫茨尔一样举足轻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不同的是，赫茨尔代表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布伯则代表着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布伯在一系列演讲中满怀激情地指出，如果犹太人的努力只是表现为对外界苦难的反应，他就没有真正存在，没有为自己存在。犹太人必须从自身源远流长的血脉中吸收伟大的真理，并因此而存在。然而与此同时，布伯并未忘记犹太人的“原罪”，他以犹太教的原罪思想为依据指出，在向自身内部寻求的同时，犹太人切切不可忘记自身的二重性：
“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或者是戏剧演员，或者是真正的人；既能拥有美，又能拥有丑；既淫荡又寡欲；既是搞子或赌棍，又是狂热者或胆怯的奴隶——犹太人就等于这一切·”……这些话概括了我所认为的犹太教的基本问题，其生存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敬畏的和创造性的矛盾就在于：她的两重性(dualism)。
正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让犹太人遭受着“永惧的分裂”，正因为如此，犹太人首要而根本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灵魂中努力去追求统一性，并纯化我们的民族”，为此而像尼采那样“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这首先是灵魂的解放，是“成为人”。布伯特别强调，他所谓的“成为人”并非成为抽象的、普遍的人，并非逃避犹太人的不幸命运，相反，是要“以犹太人的方式成为人”。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犹太人将不再流浪，而是重返上帝应许的故土，找回那失去的恩典，回到所谓“原初力量”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创建一种社团，并通过联合起劳动和牺牲而使之坚固地确立起来·这个社团中的人们，在那难以言说的上帝的名义下，将来到体现其意志的锡安山[以耶路撒冷为象征的犹太人故土]。他们心中的神秘在不断地：展，超越了所有教诲和律法的范围，不过依然不可表达，没有定型，而原初力量的洞察力已经向他们开放，凭借它，那些不可表达的和无以定型的东西就能经历一种新的显现，那就是人类对神的响应，以及神圣与世俗的一致。
作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布伯还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学的意义：
探寻民族文学和他们生活的深层奥秘这两方面共同的努力，将使拥有虔敬和无偏见认识的一代人，一步一步地沿着原初力量的路径走下去，就如同那种力量在过去的时代引导人们向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