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疾恶如仇、守土有责的关羽，高瞻远瞩、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善于识人也善于驾驭全局的刘备，特别是作为集团首领的刘备，都没有对孙权提高应有的足够的警惕，没有看到荆州的事还没有结束，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以为平分了荆州，孙权的野心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为作为同盟者的孙权，毕竟是同盟者。他们怎么就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野心家的贪婪是无法满足的，野心家的无耻也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太君子了。
他们没有想到，同盟者不会永远是同盟者，而野心家却永远是野心家。
他们没有想到，小人和君子，玩的就不是同样的游戏规则。
我们只有再一次为关羽深深地叹息，也为历史深深地叹息。
北伐战役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在于东吴偷袭荆州，但也在于刘备集团最高决策者对战略全局缺乏总体把握，在于对战役发动的时间、军事行动的配合和后方阵地的巩固等战争诸元的战略准备严重不足和重大失误。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取得了汉中战役的胜利，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汉中地区。这是刘备和曹操的面对面的对抗，是刘备集团赤壁战争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样，刘备就完全占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蜀道，取得了易守难攻的战略优势，益州大地有了安全的战略屏障。诸葛亮制定的“隆中对策”第一步“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已经得到实现。从这时候起，三足鼎立的局面才正式形成，刘备才算是真正有了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
两个月的时间里，刘备没有离开汉中，留下来处理战争善后和稳定局面。对于汉中战役这样规模不大的一场战争，两个月的处理善后时间也就够了。当初取得了益州，刘备当然明白汉中是必争之地，但他也明白不能匆忙行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刘备大军占领了益州全境，他就安排了足够的时间处理战争善后。诸葛亮奉命治蜀，选拔人才，严肃法纪，很快稳定了益州局面。经过三年多时间，内部稳定，时机成熟，刘备才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式发起汉中争夺战。
——三年多的时间！
发动一场战争，开始要做好战争准备，结束要做好战争善后，都是必须的军事部署。事实证明，刘备对汉中战役的准备和善后，做得都是很好的。
遗憾的是，发起关羽的北伐战役或称襄樊战役，刘备就没有做好。
北伐战役是怎样进行战争准备的呢？我们看一下这场战争的起始时间和战争过程就会明白：
七月，刘备在汉中称王，一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留魏延守汉中，大部队即回军成都。
回到成都，分封功臣元勋，派使者去荆州向关羽授勋，同时给关羽下达了北伐曹魏、攻克襄樊的命令。
八月，关羽安排了荆州留守事宜，率军出征，大张旗鼓地开赴北伐前线，很快包围襄樊，扫清外围。曹操急忙派出于禁率七军增援。
八月底九月初，天降大雨，关羽水淹七军，降于禁而斩庞德。
十月，曹操的指挥部迁到洛阳，亲自指挥抵御关羽。因各地呼应关羽，华夏震动，曹操计议迁都以避锋芒，司马懿献计联合东吴。
十一月，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江陵）成功，关羽两面受敌，只好撤樊城之围，回军救荆州。
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临沮遇伏，被俘身死。北伐战役以失败告终，荆州战略要地，全部落入孙权手里。
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胜也匆匆，败也匆匆。
根据这个时间表，我们就不算明眼人，也会一看便知：这场战争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发动战争过于仓促。
汉中战役，时间跨度为三年，战争进行还算顺利，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有益州为依托，有诸葛亮驻守成都提供军需，有得胜之军的高涨士气，而且曹操在关中的守军相对薄弱，又刚吃了败仗，士气低落，为什么不乘胜夺取关中？就是因为力量和准备还是不允许。这个时候，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隆中对策”第一步“占据荆益”已经完成了，需要时间也必须进行战略休整。刘备回到了成都，分封功臣，应该是必要的工作，还应有更多的工作要认真去做：置百官而修内政，稳定国内局势，巩固同东吴的联盟，调和各方面关系，整合各方面力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广积粮草，勤勉练兵，鼓舞士气，以便在适当时间开始第二步战略步骤。这样的战略准备工作，不是很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军队刚打了三年仗，也需要休整和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战役，是很不适合的。刘备回军成都，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他却命令关羽立即开始北伐战役。
关羽在荆州，虽然没有参加益州和汉中的战斗，但军事行动并不少，先有配合孙权与乐进、于禁相拒于青泥（今湖北安陆），后有与孙权反目相拒于益阳。北伐襄樊，关羽不能说没有准备，但在没有刘备大军出兵关中的军事配合的情况下，在没有和刘备、诸葛亮等领导层进行充分策划、详细商讨的情况下，都不能说进行了足够的准备，都不宜立即出兵。而刘备七月称王，从汉中赶回成都，路途遥远，蜀道艰难，回成都的路上不是几天的事。到了成都，就算一天也不耽搁，立即就封关羽为前将军，立即派人去荆州宣布任命，同时下达北伐命令。而成都到荆州，也是千里之遥。这中间的路上，也不是几天的事。时间太仓促了，刘备连同诸葛亮等人仔细研究战略的时间都没有，连召开领导层会议研究全面工作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召回关羽或出巡荆州共同研讨具体战术了。进行一场战争，这都是必须的，益州战役、汉中战役，刘备就是这样做的，而从汉中回到成都，他就没有这样做。这样仓促和主观的决定，是谁做出的呢？只能是刘备自己做出的，任何人包括诸葛亮和法正都没有这个权力。诸葛亮谨慎有余、魄力不足的性格不会这样做，法正因在刘备集团中的资历特别是没有指派关羽进行重大军事行动的资格也不能这样做。没有给关羽战略思想和具体战术的当面交代，也没有给关羽增加兵力、配备干部，只给了一个前将军的名号和假节钺的特权，就让关羽立即出兵，是太不明智了，是太失一个大军事家的水准了。刘备自称是“老于军事”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刘备是太急了。益州战役，尽管地利、人和方面刘备都处于劣势，但他的对手是刘璋，毕竟是太弱了，不论战争耗时长短，顺利不顺利，取得胜利是肯定的事，心理优势是肯定的。汉中战役是刘备和曹操这两个棋逢对手的大英雄、大军事家的高手过招，胜负难定。几十年来，刘备对抗曹操，大都以失败告终。这次汉中之战取得胜利，刘备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全面胜利的希望，自信心就大大增强了，心理天平就有些失衡了。不说骄傲了，轻敌了，至少可以说刘备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对总体力量对比自己的弱势现实，对实现远大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过去那种清醒的认识就变得有些模糊了，过去那种韧性战斗的特长就有些减弱了。
长期以来有一种历史观点，说关羽北伐不是刘备的决定，而是关羽自己贸然决定的。关羽看到别的大将们夺益州，攻汉中，进行了八年战斗，一个个斩将夺旗，厥功甚伟。原本不太出名的出名了，像魏延；原本是个普通降将，如今也成为国家柱石了，像黄忠。这两场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扩大了本集团的地盘，也把集团的政治中心和领导中心从荆州转移到成都去了。在成都，领导在表彰奖励那些将领们的巨大功勋，兵卒们在夸耀赞叹那些将领们的战场表现。原本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荆州，显得太冷清了。本集团第一军事将领关二爷就显得太寂寞和冷落了。将来战友们聚到一起，说起这八年，都说自己破关斩将，关二爷说什么？说自己在荆州城里睡大觉吗？（在延安，徐向前住在医院长期养病，眼看着战友们都在前线浴血奋战，心情是沉重的。有一天，毛主席去探望他，要让他出山指挥晋南战役，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这些年没让你打仗，让你受委屈了。”可见军事家没仗打的痛苦心情，自古皆然）于是，关羽在汉中战役刚刚结束，就擅自主张，发动了北伐战役，出兵攻打襄樊。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太轻看关羽了。关羽是一个勇将，但也是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否则，怎么能让他独当一面镇守荆州呢？荆州是刘备颠沛流离奋斗几十年才取得的一块立足之地，是他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不是智勇双全、军政皆能的人，是不可能胜任的，刘备是不会委以重任的。当年刘备为徐州刺史，自己驻扎小沛，而委任关羽为徐州首府下邳的太守，镇守州城；赤壁胜利后，刘备驻扎公安，令关羽驻江北，遥领襄阳太守。襄阳是当时荆州首府，还在曹操手里，刘备就把这个重要职务委任给关羽了。几十年来，关羽从来都没有擅自出兵，从来都是尊重领导意图的，就是自己有不同意见也是坚决服从上级命令的。这一点是关羽的历史证明了的：从远处说，许田射猎时按捺住性子，没杀曹操。从近处说，东吴派来官吏接收三郡，坚决驱逐之；而刘备同意了割让三郡后，就立刻割让。要与马超比武，这么一件小事，关羽都没有擅自入川，而是写信征求诸葛亮的意见，没有擅离职守。发动一场战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大事，关羽一个人怎么会擅自决定呢？要知道关羽当时已经五十九岁的年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军事家了。战争中指挥失当也许可能会有，战斗中力不从心也许可能会有，不经上级同意，擅自出兵，贸然行动，发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情况是不可能会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是不可思议的。
况且，刘备派出使者去荆州，宣布任命关羽为本集团最高军事职务——前将军的同时，授予关羽“假节钺”的特权，这分明是进行某种大行动的授权仪式，仿佛委派大臣代天子行事的“尚方宝剑”，仿佛皇帝授予某位大臣独立行使职权的“便宜行事”。在当时，已经全权负责荆州全部事务的军政一把手——“督董荆州事”关羽，还会有什么大事需要这样隆重授权呢？
当然是北伐，也只能是北伐。说关羽没有上级命令擅自发动北伐战役，是历史的误会和不负责任的臆断。
还有一种观点，说刘备对关羽太信任了，整个刘备集团对关羽都太信任了，所以就盲目相信关羽必然取得北伐的胜利。刘备信任关羽，是事实，但这是建立在对关羽忠诚和能力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个人感情基础上的，也不是盲目的、轻信的。刘备的识人之能强于诸葛亮，我们都是知道的。比如他力排众议提拔重用魏延担任汉中太守，比如他临终前告诫马谡不可大用，都是极其高明的。刘备信任关羽是一贯的，而关羽也从来没有辜负过刘备的信任。别的不说，就说荆州：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入川，留关羽独自镇守大本营，是建安十九年（214年）的事，距北伐前已有五年多时间。这五年里，孙权无理挑衅，曹操虎视眈眈，关羽一人对付两个军事集团，荆州丢掉过一根毫毛了吗？
更有一种说法叫人难以接受，说有可能是刘备害怕关羽性格倨傲不好领导而故意借曹操的力量消灭他，才这样匆匆忙忙下令关羽北伐；也有论者说，有可能是诸葛亮想大权独揽，害怕关羽不好合作也不好逾越，想借孙权的力量除去他，才故意没有提醒关羽提防东吴。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分辨了。这样解释历史，那历史就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
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军事常识，也是军事原则。北伐战役决定太仓促，行动太匆忙，实在是兵家大忌。
刘备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可能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唯一的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严格地说，应该是：刘备接连取得益州、汉中，终于达到事业顶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失去理智，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低估了曹操的力量，忽视了孙权在平分荆州之后仍然存在的领土野心，高居王位后不再像过去那样虚心听取意见，开始独断专行，以及过分相信关羽的声望与能力，才匆忙做出关羽北伐的决定。
发动战争的时机也有明显的失误。战机是军事胜利的必要条件，有了战机不可贻误，是军事常识，是军事家必须具有的敏锐和能力。问题是，关羽的北伐，选择的时候并不是最好的伐魏战机。诸葛亮的“隆中战略”，第一步要“占据荆益”，刘备已经胜利完成。第二步是什么呢？是两路进攻，讨伐曹魏。而在什么时候出动，乘什么时机出动呢？则是“天下有变”。“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时候天下有什么变故了呢？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曹魏方面有了什么可乘之机。要说有，就是曹操汉中战役失败，损失了一位大将夏侯渊。天下十三州，损失了汉中一郡之地，对拥有九州之地的曹操来说，算不了什么，何况汉中本就不是曹操的地盘，是刚从张鲁手里接收的。至于夏侯渊，虽然是曹操的本族兄弟（曹操本姓夏侯），感情上要受些打击，但对猛将如云的曹魏集团，也算不了什么。曹魏集团五良将是张辽、于禁、徐晃、乐进、张合，夏侯渊差一截；就在曹操的亲族里，最优秀的是曹仁、夏侯惇，也轮不上他。所以，这些失败和损失算不上什么大的变故，更称不上诸葛亮所说的“天下有变”，不能视为刘备集团北伐曹魏的可乘之机。而恰恰相反的是，曹操在朝廷越来越炙手可热，越来越权高位重。他称公称王，加九锡，增仪仗，独霸朝纲，势力日隆，排除异己，压制朝臣，气焰熏天，朝廷里的拥汉势力一时很难撼动。而破马超，降南匈奴，征讨乌桓，都取得很大胜利，后方越来越平定，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孙刘两家都是很难与以争锋的。关羽这时候发起战争，即使没有东吴偷袭，即使开始时形势大好，但只要曹操亲自统兵上了前线（事实上曹操也确实统兵上了前线，只是到前线时关羽就退败撤兵了，两个人没有阵前相遇），关羽是很难抵敌的。撇开军事实力不说，只是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方面讲，关羽个人不能说是强于曹操的。
这样说，刘备集团就没有机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