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受到了来自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关心和善待。特别是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韦莲司夫人、白特生夫人等几乎可以说视胡适如己出，常常请胡适到家里吃饭、小住，甚至为胡适过生日，庆祝他的毕业等等。当然胡适在美国的时候也非常风光，是留学生中最为活跃的。他到处去演讲，参加世界学生会的活动，在许多报刊发表文章，组织各种活动等等。与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使胡适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对胡适日后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曾认为，正是因为在那样的制度下，有那样的人，以及那样的人的生活，才使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兴趣。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现实。对胡适的影响，如果说是那些概念的话，毋宁说是那些人，是那些对胡适以关心、爱护和帮助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们。从这样的意义来看，我们了解和研究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人的接触、关系，可以为我们了解胡适提供一条通道。当然，把这一方法放大开来看，我们也可以此为一种基本的方法，去了解更多的人的思想之形成。比如鲁迅。
鲁迅于一九零二年三月由江南督练公所审核批准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一九零三年四月结业，九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一九零六年三月退学至东京入“东京独逸语学会”所办的德语学校学习。他的学籍虽然在这里，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钻研文学艺术，并不去上课。这样直至一九零九年八月结束留学生活返国。留日期间，他只有在仙台医专时是一个人，其他的时间都是与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一起。因而了解那一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之间的接触、关系是很重要的。
稍微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鲁迅在日本时有两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一件是他在仙台医专时因考试成绩比较好，其实认真地说，也算不上什么好，只是不在最差之列，在全班一百四十名同学中位列第六十八名，有几个学生竟认为是藤野先生事先把考题告诉了鲁迅，并因此还由学生会的干事无理检查了鲁迅的讲义。虽然事后证明了鲁迅的清白，但这件事使鲁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在回忆中愤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另一件事就是看幻灯片，看到同胞被杀而另一些也是“同胞”的人却非常麻木地在一旁充当“看客”，使鲁迅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这一刺激决定了鲁迅弃医从文人生道路的最终选择。就鲁迅而言，这两件事很重要，影响也很大，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感到鲁迅在日期间与周围的环境、人事格格不入，总是处于一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事实上，鲁迅在日期间，特别是在仙台医专读书的时候，与当地人们的相处是非常友善的。
首先看看当时仙台医专对鲁迅到仙台学习的反映。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按规定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他对东京大都市里大清国的留学生不视学业，或去跳舞，或“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习气大为不满。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医学对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不仅能够“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而且能够疗治像自己的父亲那样的病人，所以决意学医。一九零四年五月二十日，清驻日公使杨枢向仙台医专校长形仲艺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学。五月二十三日该校校长复函曰：“关于贵国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志愿入本校学习的照会已悉，准予该生免试入学，并请于本年九月初旬来校报到。”至九月又向鲁迅发出关于许可入学和免交学费、入学金的正式通知。九月十二日鲁迅参加了仙台医专的开学典礼，第二天正式上课。鲁迅特别由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陪同进入教室，并向同学们做了介绍。按照仙台医专的规定，新生入学必须填交在学保证书，证书须由仙台市长和在仙台居住的人盖章才能生效。鲁迅在仙台无亲无故，但田总助次郎仍为鲁迅做保证人，这也可以看做是学校对鲁迅的一种特别的关照。应该说，从学校方面来看，对鲁迅的入学提供了很多方便。当时的仙台，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中国的留学生，所以鲁迅的到来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仙台《河北新报》多次报道了周树人将入仙台医专学习的消息；《东北新闻》专门报道了周树人的到来和他正在寻找住处的消息，并介绍“周树人操着流畅的日语，是一位愉快的人物”。后来该报又报道了鲁迅已经找到了住处的消息。
因而，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在当时是很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鲁迅在仙台时，与同学们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日本的同学对他多有关照。特别是他们班的班长铃木逸太郎，更为突出。
鲁迅的座位在铃木逸太郎的前面，前后座之间，可以说交往甚便。鲁迅到仙台后，住在“佐藤屋公寓”，铃木逸太郎在开学不久即来到“佐藤屋”看望鲁迅，了解他的生活居住情况。一九零五年十二月，鲁迅患重感冒，不能到学校上课，铃木逸太郎和同学杉村宅郎到公寓看望，并给鲁迅补课。据铃木逸太郎回忆，“鲁迅一个人盖着日本式的被子躺在那里，他见我们来了，马上端正地坐起来，担心地询问讲了什么新课。他一边听我们说一边记下来。”一九零六年二月，鲁迅因在上细菌课时看了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决心弃医从文，疗救国民的灵魂，准备离开仙台医专，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平时要好的杉村宅郎。杉村宅郎与铃木逸太郎以及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为鲁迅举行话别会，并合影留念。铃木逸太郎说，周先生当时在班里大家对他都有好感，为人老实也不脱离群众，他最后离仙台时怕惊动同学，没有对班里说，大概进入三月后不久就走了。从这些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日本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至于仙台医专的教师，对鲁迅也是非常关心的。最典型的就是藤野先生。这我们已经从鲁迅的文章中知道了很多。
鲁迅初到仙台，先住在片平丁五十四番地的田中宅旅店，后搬到附近的“佐藤屋”公寓。房主左藤喜东治热心邻里公益事业，乐于照顾中国的留学生，对鲁迅也非常友好。他原是日本幕府时代的藩士，家里藏有许多剑刀。在鲁迅搬离时，左藤曾把一把自己随身佩带的“白壳短刀”送给鲁迅做纪念。鲁迅曾向周建人介绍过，说在左藤年轻时，常把这把刀带在身上。遇到敌人时，用它和敌人搏斗。后来鲁迅把这把刀放在身边裁纸用。可见鲁迅与左藤之间的交情很好。本来鲁迅并不愿搬离“左藤屋”，但由于“左藤屋”还兼管附近监狱犯人的伙食，很多人劝鲁迅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合适。久而久之，鲁迅便搬到了土通町一百五十八番地的“宫川宅”住宿。他和几位同住的同学曾把一张合影送给房主宫川信哉。十年后，宫川先生想念他们，根据想象在照片的头像上给每人都画上了胡子，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上每人的去处。他说，“拾年后想象发……周君不明……。”这时的宫川并不知道鲁迅的行踪。但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在日留学时与当地人们的相处还是很好的。
鲁迅留日七年，除在仙台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华人圈里，接触的大多是留日的学生和流落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在当时来说，日本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非常流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当然，正是由于日本人对鲁迅的友善，使鲁迅在潜意识中萌生了对日本的好感。因而终其一生，都有许多日本人为他的朋友。他看病多请日本医生，在学术交流中也有许多日本学友，在生活上，很多事情依靠日本朋友。比如他几次避难都是跑到了日本医院，或者日本友人的家中，或者日本人介绍的旅馆。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与许多日本友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想说明，一个人在青年时代的境遇往往要影响他的一生。胡适如此，鲁迅亦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这样的。
22、太不世故的鲁迅
鲁迅先生是有许多骂名的。他的文章刺痛了许多人，骂名多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人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不久前读到了曹聚仁先生《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鲁迅与我》，是谈他自己和鲁迅先生的交往的。文中写到，他曾对鲁迅说，“别人说你世故。而且有了世故老人之称。其实，你太不世故了。”太不世故是曹聚仁对鲁迅的看法，而“世故老人”则是高长虹对鲁迅的谩骂。
高长虹对鲁迅的谩骂，也可以说是有些由头的。一九二六年的时候，高长虹等人到了上海，成立了“狂飙社”。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而留在北京的韦素园等人仍然在办着同人刊物《莽原》。和高长虹一起的向培良所做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先后被韦素园退还给作者。这使高长虹非常气愤。他写信给鲁迅，要求鲁迅“说话”，并把这封信与给韦素园的信一起发表在刚刚创办的《狂飙》周刊第二期上。这一不智的举动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当时身在厦门的鲁迅已不便出来多说什么。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所以“决计置之不理”。
然而鲁迅的沉默换来的是高长虹绝望的谩骂。这对一般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而在高长虹这样一个具有神经质气质的人来说，可就是非常可能的了。更何况此前，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些芥蒂存在呢？虽然这些所谓的芥蒂还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友谊和合作，但当高长虹感到，鲁迅没有出面表态支持他，就是支持了韦素园的时候，一篇在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文章《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就问世了。这篇文章对鲁迅采用了攻击、辱骂的卑劣手法，并且使用了诸如“瘟臭”、“呕吐”等字眼。
文中还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予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说鲁迅为“世故老人”，乃高长虹之首倡。
“世故”者为何？何为“世故”？世故，圆滑也。就是说，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不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鲜明的是非感和正义感。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只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因而，世故也就是老谋深算，城府深，就是自私、阴暗的典型表现。而世故老人，就是“世故”到非同一般的程度了。高长虹说鲁迅世故，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鲁迅没有出面支持他的申告，而实际上，这种思想的苗头已非一日。在高着名的《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提到了另外的几件事。一件是黎锦明屡次给《莽原》投稿而没有发表出来，便在另一个刊物上写文章攻击《莽原》。高长虹主张要鲁迅出来说话，鲁迅“反以为是无须乎的样子”。还有是江绍原写文章骂章川岛，高又要鲁迅出来说话，而鲁迅却说，江绍原已经认错，“无须说话”。这些事都是高要求鲁迅明确表态而遭鲁迅婉拒的。因而就高长虹来说，认为鲁迅“世故”恐怕由来已久了。不过，就具体的事情来说，我十分赞成董大中先生在他的《鲁迅和高长虹》一书中所指出的，“此处所说的两个事实，系由工作方法不同所引起。鲁迅对黎锦明和江绍原的攻击文章，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现了鲁迅的宽容，和在小事上不斤斤计较的原则精神。”高长虹性情直露，不善容人，于是好以攻击对攻击。
而鲁迅则是成熟的思想家，比较识大体，讲方法，所以能宽人。就是在高长虹所说的退稿事件上，鲁迅也是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来看事对人的。只是在高长虹公布了给鲁迅的私人信件，并对鲁迅施以恶骂后才发表了一则《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示》，以表明态度。当然，高长虹的攻击文章一发而不可收，鲁迅也只好应战。不过，我们还是能注意到，鲁迅在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比较冷静，而在私人书信中则比较地情绪化。这说明他还是非常理智的。关于“高鲁冲突”，董大中先生有专着详论。我们在这里只就“世故”的问题进行讨论。
说一个人是否世故，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的为人和做事了。特别是在一些事关自身重要利益的大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所以我们也随便举几个鲁迅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现代史中，女师大风潮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女师大发生了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导致学校当局开除了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并强行派军警到校解散学校，雇用女流氓将学生驱逐出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恨。许多教师辞职，并成立了校务维持会。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女师大兼课。他本来是时教育部的职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保持一致是最为“聪明”，最能保护自己利益的选择了。但是鲁迅同情、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坚决地与学生站在一起。先是和几位教师联合发表了反对学校当局的宣言，进而又积极加入了当时的校务维持会，筹备复课，并且表示自己可以多代一点课。到了八月，终于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据许广平回忆，章曾派人劝鲁迅说不要闹，将来给鲁迅做校长，企图用利禄来收买鲁迅。
但是遭到了鲁迅的严词拒绝。因而，鲁迅不但不可能当上校长，而且丢掉了赖以维持生存的饭碗。鲁迅之是否世故，可见一斑。在另一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做人。据杜力夫回忆，他曾在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在劳动大学读书。当时鲁迅刚刚从广州至沪。那时劳动大学的校长是曾经做过教育总长的易培基。他请鲁迅到劳动大学开讲座，并终于决定聘请鲁迅在劳动大学担任“文学讲座”，每周两个小时。在学校教书是鲁迅的愿望，也是他出走南方后维持生活的手段。但是，鲁迅刚刚做了第一次讲座后，就发生了学校当局抓捕学生的事件。杜力夫把这一事件告诉了鲁迅，并对鲁迅说，“劳大当局，请周先生讲课是为装潢门面的。虽然同学们很欢迎，可是学校现在竟这样反动，周先生今后是否还到那里讲课？”鲁迅决然地说，今后不再到那里讲课！当时鲁迅刚到上海，找一个工作养家糊口可以说是当务之急，非常重要。但他为了正义，决不和反动派合作。哪怕是苟且一时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