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长之女公子李书的回忆，说鲁迅“不仅订正了书中有关着作时日，还寄赠了一张大小与明信片一般的近照”。而且这张照片还是从别的硬纸上揭下来的。在九月十二日，鲁迅日记记有“得李长之信，即复”。查书信，有鲁迅的回信。主要是告诉李自己印的画集和翻译作品的有关情况，并谈了一些对京、沪报刊的看法。其中特别提了李兼职当编辑的《益世报》的情况。在这封信中，鲁迅还谈到了自己对李的一点了解。“只听见人说先生也是‘第三种人’里的一个。上海习惯，凡在或一类刊物上投稿，是要被看做一伙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后来大家会由作品和事实上明白起来。”这说明鲁迅对李还是不太了解的。但鲁迅坚持的是从作品和事实来看人。其实能在信中谈这样的话题，说明鲁迅已把李长之看做可以信任的人。至于是否是“第三种人”，已经不是重要的了。
李长之写《鲁迅批判》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正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时候。论年龄，他比鲁迅要小三十岁。论经历，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虽然也在社会上兼职做编辑，但与鲁迅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交往、联系。那么他对鲁迅的了解，乃至于理解就只能靠自己的阅读、研究了。可想而知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研究资料、着作的出版情况，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写出类似于《鲁迅批判》这样的专着，的确是要下非常大的工夫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李的观点就都正确。类似于对鲁迅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的划分，我以为就失之于琐碎。事实上是有许多说法我们还不能接受。但这并不能否定李长之先生在书中所表达的许多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鲁迅生活的环境对鲁迅的思想、创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认为《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等作品显得过于单调，等等。使我更为佩服的是，作者并没有与鲁迅有太多的接触，而且在三十年代，关于鲁迅有种种的说法。但是李长之仅仅凭借自己对鲁迅作品的研读，就对鲁迅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特别是鲁迅的为人处世有了非常准确的认识，这真是非同一般的。比如他认为鲁迅是最不世故的，而且这种不世故随处可见；他还认为鲁迅是一个“再善良也没有的人”，“为人极真”，“真诚无伪”。我以为在当时对鲁迅要有这样的了解，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应该说李长之也是一个知鲁迅者。对李有这样的评价，恐怕不为过吧！
据李书回忆，李长之对鲁迅是非常崇敬的。在她考入北京女八中时，李长之“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亲自送孩子去学校报到”。因为北京女八中在石附马大街，是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址。李对当年鲁迅等人在此讲学，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斗争是相当了解的。所以他对女儿能在这里读书感到自豪，并且勉励孩子好好学习，“把鲁迅的书好好读一读，只有认真读了，才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朽。”李长之对鲁迅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尽其所能。在《鲁迅批判》出版后，他仍然坚持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追寻、研究，并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表示不满，要重新改写。他还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文章，并且撰写了一部“妙趣横生”的通俗读物《鲁迅》。遗憾的是这本书与他积累的大量资料，以及鲁迅与他的通信等珍贵文物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他重写《鲁迅批判》的愿望也终于未能实现。但据李书的辑录整理，李长之在一九五六年前出版的着译已达三十余部。这些且不说，仅这本《鲁迅批判》也足够我们为他欣慰的了。
26、也谈鲁迅为何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对刘少勤文的一点补充
谈鲁迅为什么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似乎已不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不过，最近读了刘少勤先生的文章，感到还是有话要说。这所谓的话，主要是补充。这样才可使读者就这一问题对鲁迅先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刘文谈到了鲁迅文化角色的问题，指出鲁迅扮演了两个文化角色，一个是学者、一个是翻译家。这是对的，但还很不全面。事实上，鲁迅除了作家之外的文化角色绝不仅学者和翻译家，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编辑。说鲁迅是编辑，这一点肯定不会受到怀疑。不过鲁迅的所谓“编辑”，又绝不同于一般的编辑，他比一般的编辑不论是在付出的劳动上，还是在编辑理论的建树上，都要突出的多。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后发起创办了《莽原》、《语丝》等重要刊物。他是《莽原》事实上的主编，《语丝》的后期，几乎是他一人在支撑。在上海的时候，他还主编《奔流》、《文艺研究》，与茅盾等人创办了《文学》月刊和《译文》等重要刊物。《译文》在刚刚创刊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他独力支撑。为了这些刊物的生存、发展，鲁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除了编刊物外，鲁迅对报纸的编辑也是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如当时比较着名的几家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学灯》等，鲁迅不仅给他们投稿，对其编辑也多有出力。如韦素园编《民报副刊》，鲁迅就指出要多登一些杂文，把副刊办得活泼一些。鲁迅还做过《国民新报副刊》的编辑，负责编文艺副刊部分。
鲁迅还编了难以计数的各类图书，如“未名丛书”、“乌合丛书”，如《引玉集》、《苏联版画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北平笺谱》、《死魂灵百图》等。他为编高长虹《心的探险》累得吐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还在编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他的编辑，除了在选稿上严格要求外，在校对上也非常认真。为了少几个错字，“每月的工夫都消耗了”。他亲自设计版式，设计封面，提倡毛边书，要求标点符号不能放在每一行的第一个位置，题目的前后要留有空行，每篇另起一面等等，这些到现在我们还遵行的东西都是当时在鲁迅的提倡和坚持下实行的。二、新木刻运动的倡导者。鲁迅一生喜爱美术，尤其对版画情有独钟。
在他晚年的时候，对新版画的提倡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他自己花钱请人在国外收集木刻作品。如陈学昭在任《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时，为鲁迅收购外国文学作品和木刻作品；徐梵澄在德国留学期间，也为鲁迅收购了大量的外国木刻原拓和有关的美术书籍、报刊。他还自费举办木刻展览，自费举办木刻培训班。如一九三一年八月，鲁迅在上海的狄思威路组织了一个木刻讲习班，请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给一些热爱木刻的青年讲木刻理论，并进行辅导。鲁迅还出资印刷国外的版画和青年版画作者的作品集，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辅导。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倾力倡导，就没有中国的新版画。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曾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对图书馆的建设，对善本书的整理，以及对戏剧，主要是新戏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女师大风潮中，虽然他不一定对学生的上街请愿游行持积极的态度，但他是最坚决地与女师大的进步学生站在一起的。他为女师大的复校、开课竭尽所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组织作用。在上海期间，他是左联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是自由大同盟和人权保障同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还支持、组织了一系列的文学社团，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有时是主要的作用。四、教员。从日本返国后，鲁迅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学校等多所院校任课。后又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做教授。到了上海后，先后在劳动大学等学校进行讲演。一九三二年，鲁迅返平省亲，又在北京的五所大学做了着名的“北平五讲”。
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鲁迅的后期没有在学校任课，但他一生与学校的缘源的确是太深了。
刘文说鲁迅一生扮演的两个文化角色，限定了他的活动范围。这话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全面，不准确的一面。首先，鲁迅的一生是多重文化角色的担负者，而不是仅仅“两个”。这些文化角色，就一般的人而言，终其一生，能做好其中一个也已非常地不容易，更何况是多个呢？其次，多重文化角色的身份，使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中，自然影响了创作。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一问题，就是对鲁迅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但就产生的影响来说，数文学为最大，最重要。第三，所谓“限定了活动范围”，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如果说因为此，鲁迅的生活基本上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那么，这句话是对的。如果说因为此，就成为写不出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就太错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固然占用了鲁迅的大部分时间，这是事实，也是对的。但鲁迅毕竟还是创作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如果他要写长篇小说的话，是一定可以挤出时间的。而刘文中的另一重意思是说，鲁迅的生活面比较窄，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有距离，所以影响了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此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鲁迅确实没有当过兵，打过仗，也没有做过工，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局限。但就鲁迅作为文化人的生活来说，我以为确是很丰富了。读过私塾，留过洋；当过教员，做过“官”；打过官司，遭过通缉；流亡过，避难过；婚姻不幸，兄弟反目；幼年失怙，终生被谤；与当时社会的高层人物如宋庆龄、蔡元培、汤尔和、易培基、陈仪等交往多多，与社会的底层人物如家乡的“和尚”师傅，北京的人力车夫有很深的友谊，等等。他是文人，但绝不是躲在书斋里面不问世事的文人，而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知先觉者。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他的生活应该说是很丰富的。他所经历过的事情，绝不是我们今天在和平环境中的文人们所能想象和经历的。而且，作家写什么和经历过什么，是没有绝对关系的。当然，经历过更好，但没有经历过也不是就不能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古代题材的作品，任什么人也没有经历过，但并不能因此就不去写古代的人事。关键的问题是写还是不写。
但是鲁迅确实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这是事实。我以为其原因主要是他个性和创作观念。刘文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原因归结为鲁迅是“内倾型作家”。这也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鲁迅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与他过于认真的个性有着莫大的关系。鲁迅是个不苟且的人，做什么都要一丝不苟。如他编书，往往要把书的版式、字号、插页等都标清楚。校对更是认真得不同一般。如孙用曾回忆说，在鲁迅给他的十四封信中，就有十封是关于他翻译的裴多菲的诗《勇敢的约翰》的。“鲁迅先生校印了《勇敢的约翰》之后，就将原稿寄还给我，不但附有他亲笔所写的《校后记》三页和‘注解’一页，原稿上还改正了不少词语，又用红笔加上关于付印格式的说明。”而孙用还是一个与鲁迅从未见过面的业余翻译工作者。由此可见鲁迅认真之一斑。又如日常生活，鲁迅也是非常规整的。他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总是一定的。他的书，总是包得有棱有角。在创作上也是一样。如他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把保叔塔误为雷峰塔，就赶紧写出更正。他的人物，大多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周作人的许多文章中找到。青年作家周文写了一篇小说《在山坡上》，其中有一个士兵被打得肚破肠流，还坚持与敌人扭打。为此，鲁迅专门向一位他认识的日本军医请教，看这样的事是否能发生。“日本军医的回答是：可能的。因为肚子对于受伤的感觉较为迟钝的缘故。证明他对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都很关心、仔细、踏实。”（见赵家璧《鲁迅先生二三事》）这还是别人的作品。对于自己的创作，鲁迅也同样认真。如写阿Q赌博，他就一定要弄清是怎么赌的才能写。这种认真，或者说叫真的态度，当然影响了他的创作。要写长篇，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太多太多了。而要全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种所谓的“认真”之外，我以为鲁迅的创作观念也是影响他创作长篇的一个重要因素。鲁迅是非常强调简练的。他说，写完之后要自己念上几遍，把可有可无的字、句都删去。这当然是很对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到，鲁迅不喜欢冗长。他是绝不会把做短篇的材料拉成长篇，而是宁可把做长篇的材料压成短篇。而写长篇，是需要一种比较灵空，比较舒缓的心态的。我们读鲁迅的小说，确实精练得很，几乎到了不可增删一字的程度。说得俗一些，就是只有骨头没有肉。但这样的写法对长篇来说肯定是不行的。长篇需要一种比较长的结构，比较舒缓的节奏，需要更多的描写和想象。而这些是鲁迅所不喜欢的。他字字珠玑，不爱铺张，删繁就简，单刀直入。他的作品有很丰富的内涵，但是却也有着最简洁的形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肉麻，但在最简洁的表达形式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却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
至于衡量一个作家的地位靠什么，当然不是靠有没有长篇小说了。写了一大堆长篇的人不见得就比较没有写过一部长篇的人伟大。那要看他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什么货色。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要是有长篇小说的话，就更好了。
是为补充。
27、刘文典和鲁迅一起听过章太炎讲《说文》？
对于刘文典，我所知不多。但最近《太原日报》刊登的《刘文典是否“轻视”鲁迅“疑案”之我见》一文介绍说，“刘是章太炎的学生，与鲁迅一起在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说文》……刘曾经在给他的学生们谈到听章太炎讲课时顺便说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拇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关于刘对鲁迅“轻视”的疑案即因这“小拇指”而生。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一问题，而是谈谈刘文典是否与鲁迅一起听过章太炎的课。
但凡谈历史，我们不能仅凭一人一时之说就下结论，而是要多看看知情者是怎么说的，尽量为历史找到更多的旁证。鲁迅是一九零二年三月去日本的，一九零九年八月回国。一九零八年夏天的时候，章太炎一面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一面在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为青年讲学，主要是文字和音韵方面的课程，包括《说文解字》。据许寿裳回忆，“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入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授业……学习约半年而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