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们一起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长途跋涉，先后考察了包括洪洞广胜寺在内的许多古建筑。她认为工作，在野外考察，“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如何能熬过我们民族频繁的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困惑和忧郁？”在长沙，他们暂住的家被敌机炸毁。但是，每天晚上，他们仍然与过去的那些朋友们聚餐聊天，“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不错”。而在四川李庄，他们靠典当度日。她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只要有一点精神，就要读书，查阅资料，并且给孩子们朗读自己的诗文。当昔日的朋友们相聚的时候，她感到了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这就是林徽因，总是能在生活中，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刻找到快乐，找到美好的感觉，并把这种美好传达给别人。她不苟流俗，卓然傲立，生性率真。一九二三年五月，梁思成骑摩托参加北京学生“五四国耻日”游行被撞，股骨复合性骨折。因耽误了正确的治疗，造成终身残疾。他的右腿比左腿短，脊椎受伤，需穿金刚马甲才能正常活动。那时，林徽因与梁思成正在热恋之中。“他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来看他。可她没有女孩子家的那种矜持，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床边，热心地和他说话，开玩笑安慰他”，常常顾不上吃饭。这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特别是出生大家庭的待闺女子来说，是有伤风化，属于行为不检的。事实上她的热情受到了梁思成母亲和大姐的非议。但是林徽因并不在乎这世俗的看法，依然我行我素。
在得知梁思成将终生残疾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尽管那时徐志摩仍然对她穷追不舍，她在法理上也可以做另外的选择。但是她没有。她爱自己的爱人，不管他是否残疾或者别的什么。解放后，林徽因以极大的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她与梁思成就古城的保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们坚决反对拆除旧城墙。甚至在一次公开的场合，林徽因非常激愤地对当时北京市的负责人提出批评。她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是假古董！”她不怕得罪别人，不会曲颜奉承。她所能做的是坚持正确的东西，维护真理的存在。因而在她身上，不仅有热情的一面，也有非常刚直的一面。人们喜欢她，热爱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的聪明，她的热情，她的学识和她对人对事的深刻见识。
她有超乎常人的亲和力。人们一见她，就会被她卓绝的风度和气质所吸引、折服。林洙说她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照片，就十分惊异于她的美丽。“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
而刘进则认为她的形象“是非常高贵完美的。她好像随时都可以把美撒向人间。”再加上她的睿智博学，她的幽默热情，她的率直真诚，等等，所以人们愿意和她在一起，与她共事，与她谈心，与她做朋友，愿意视她为自己精神上的依靠和寄托。三十年代在她家里举行的所谓的“太太客厅”绝不是无聊的贵族妇人的消遣，而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学识的交流碰撞，她无疑是这一聚会的主持人，是这一聚会的主角。而在她们一家从长沙往昆明的流浪路途中，无奈中遇到的一批空军飞行员甚至成了终生的朋友。这些热情的飞行员在到了昆明后，与他们一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以至在阵亡后，他们的遗物都寄到了林徽因的家中。她为他们的牺牲悲伤不已。
她已经离开我们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但她人格的光辉却直到今天依然照耀着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和她这样的人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我们的精神世界过于世俗，过于平庸。在我们的骨子里已经孳生了太多的无聊和浅薄，因而也往往习惯于从这样的层面来理解别人。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那些杰出的先人们的不幸。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对他们进行歌颂。在他们的人生守则中从来没有关于名和利的要求，他们只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问题在于我们，当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汲取崇高的营养的时候，却误把崇高当成了卑俗，使自己失去了提升个人品格和情操的阶梯。他们的美丽是自然的天生的，他们的崇高是与生俱来的，不加任何粉饰和伪装的。而我们却常常要瞪着无知的双眼去发现别人的卑劣。对于我们来说，这的确是可悲的，也是需要警醒的。让我们记住，美丽者自然美丽。
7、周汝昌的偶然与必然
最近，周汝昌先生出了一本名为《我与胡适先生》的书。主要是围绕《红楼梦》的研究谈他和胡适先生的交往。全书文情并茂，很有意思。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细节颇值得我们思考琢磨。比如周先生是如何与《红楼梦》结缘一生的就是一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偶然的事情背后又有许多的必然存在。
周汝昌先生是于一九四七年第二次进入燕京大学求学的。他因为家贫，就自己摸索做学问。一旦重返燕园，好似“盆鱼纵壑”，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英译陆机《文赋》上，并在闲暇时做些散碎的考证和翻译。忽然接到家兄的信，要他在京中查找有关曹雪芹生世的由敦敏所着的《懋斋诗钞》一书。周先生立即按家兄的要求到图书馆寻找，结果确有此书，而且是清代缮本。从原书的登记卡来看，此前竟然没有人借阅过，仿佛是专门为周先生所备，待他在冥冥中与这本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书相会。读后周汝昌先生便写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发表。就周汝昌而言，这本来只是一篇随手而作的小文章。但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可是涉及许多重要问题的大事件。由此引发了“新红学运动”，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就周先生发现《懋斋诗钞》而言，的确是十分偶然的。他并不治红学，对此所涉无多。因而也并不关心此类问题。只是因了家兄偶然的书信才去借阅。所写的文章本来也无意刊发，只是随手放在了书桌上的纸堆中。又是因了一位师长的要求才辗转发表。由此来看，周汝昌与《红楼梦》的联系实为偶然。但偶然后面也隐含着必然的因素。如果不是平素热衷于读书做学问，那么就写不出颇有新意的文章，而只能做一回兄长的“借书郎”；如果没有一点“少年气盛”、“不服气”的心劲，没有一点认准了就要追根究底的精神，就不会去做更多的思考、研究和着述，也就不会有许多的争论、辩驳，因而也就不会有“红学家”周汝昌和后来的所谓“新红学”。虽然一切都在定数，但偶然之中亦蕴涵了必然。没有平时的勤学苦练和日积月累，无数的偶然就会成为真正的“偶然”。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准备。没有准备的人即使机会光临也懵然不知。这就是周汝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偶然”与“必然”。
8、文人的另一面
温梓川先生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除了他创作了大量的华语文学作品，并长期编辑文学刊物，从事文化工作外，与他和内地诸多文化界人士的密切往来有着很大的关系。温先生一九一一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转至上海暨南大学，真正进入文坛。在上海，他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不仅亲受名师指导，而且与着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多有交往。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性散文《文人的另一面》多为对当时上海文化活动和文化人士言行的记录。可以说从温梓川个人的“另一面”为我们揭示了当时文坛的“另一面”。其中的许多内容是对我们所了解的“正史”的生动补充。
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者很多为“新月派”的重镇如叶公超、梁实秋等。正如温先生所言，“这一派的文人学者，除了胡适和徐志摩之外，差不多有大部分的作家和学者都曾在暨大执过教鞭。”而除新月派诸公外，创造社、太阳社、新潮社、朝花社以及秋野社等社团的人事与温先生也多有来往。此外还有许多不一定说是什么社团但也很活跃的文化人创办的书社、书局等，也是为我们所少知的。如张竞生开办的“美的书店”，先后出版《新文化月刊》、介绍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图书等。这家书店的布置新颖、典雅，所出书籍装帧设计很有风格。
“美的书店”还是在上海第一家用女店员的书店，并因此而名噪一时。再如曾朴父子创办的“真美善书店”出版《真美善》杂志，在当时的出版界“别树一帜，所出书籍，均为好书，似无门户之见”。而在诸如《新书业与作家》这样的文章中，更是集中对当时上海棋盘街一带的新书业做了回忆，如群益书社、亚东图书公司、文明书局等都对其创办人的经历、书局的沿革和贡献做了介绍。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一般的文学文化史着作中不多见的史料，是为我们少知的“另一面”。
温梓川的回忆还对当时文化人士的为人、读书、行事多有介绍。这些亲历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一时代和那一时代的人事。比如高长虹因与鲁迅反目而成所谓的“高鲁文案”自然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事件。其原因有很多论者认为与高长虹所做的爱请诗《给--》有关。一般人们以为是写给许广平的。当然董大中先生经过考析，认为是写给石评梅的。温梓川先生虽然没有对此事进行考证，但却很轻松地说出“当年狂飙社的高长虹，个人办了一个《长虹周刊》，志在给冰心女士一读”。温的说法虽不一定准确，但我们从中也可了解到在那时肯定有这样的看法，且知道的人也非仅仅一二。又如洪深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在暨南大学教的却是英文。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非在科学馆楼下的大教室上，简直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同学”。他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他“黑旋风”式的性格，幽默风趣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他甚至因为看到一场侮辱中国人的电影《不怕死》就大闹电影院，号召观众去退票，并因此而引发了一场诉讼，终获胜诉。而当时上演此片的大光明戏院也从此歇业。
一般的现代文学史在谈到文学流派时往往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与差异，给人造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感觉。特别是谈到诸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派、现代派等主要流派时，这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但读温先生的回忆，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其原因不是因为政治的方便，就是源于论者技术的方便，以为说流派应该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对立，却忽略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相容。如张资平，多被人误为鸳鸯蝴蝶派，实际是创造社的创始人，后来做了汉奸，之前却被目为“左”派文人，为“普罗文学”张目。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如叶绍钧，后来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代表；施蛰存则是现代派的主要人物。徐志摩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而在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小说月报》上也曾发表他记录泰戈尔演讲稿的文章。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也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现代书局既出版太阳社的《拓荒者》，也出版现代派的《现代》，还出版表现“南洋文学”的《槟榔月刊》，“真可说是多姿多彩，文艺上各流派都兼收并蓄，并行不悖。”这也是文人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了。
9、五四这一天
五四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自然十分重要。对五四的研究也可以说成果不少。不过我以为在这许多的研究中，大多以阐释其意义为主，而对当时具体的历史境况的发现、还原和事实性的描述不多。这涉及到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那种以论为主的研究可能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和观点，因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品格。这可能也是一种比较方便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资料的收集，也不必进行那些繁难的考证。不过这样的研究由于缺少事实的根据，就可能出现许多地脱离了论据的被悬置了的结论。另一种方法相对而言比较复杂，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对于事实的收集和掌握之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使自己局限在对资料的挖掘和收求之中，甚至由于对所掌握的资料的不满足而难以得出结论，使自己的研究成为一种对资料的占有，变得事倍而功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比较而言不太“经济”的方法。不过对于学术而言，在许多时候，只讲“经济”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许多更加扎实的基础性的把握。比如五四那一天，那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影响的人们在做什么，就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真像，了解历史，进而有助于我们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的把握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