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一生都是在卖：卖他那点货色，他那点庸才、浮才、歪才，以及那一点点的清才。先是在中下层社会卖，后来靠上汪伪政权，勉强挤进那动乱的时代里的不伦不类的上流社会。可怜肚子里那点墨水，捉襟见肘，心术不正，卖得那样可悲可鄙。
胡兰成的散文近时被挖掘面世，尤其是《今生今世》等自传作品，给一些人鼎力推崇，以为发现新大陆；实则，扫却尘封则有之，文采文笔却谈不上；此人散文，浮，轻，浅，乱，生造词汇，别扭句法，表述走样，读之不爽。
又有人说，他之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乃其文笔为汪精卫所激赏，是发掘人才的佳话，此说可哂。汪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一时政论文之雄杰，有文豪之喻。胡兰成那左支右绌的文笔，想去比肩，那还差得天远地远呢。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胡氏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成为无足轻重的泡沫。
胡兰成这本书若要说它是奇书，只是在时间概念上才成立，因为难得一见，故数十年后的今天人多好奇。思想的灌溉则说不上，文采的审美享受也几乎等于零。
古人所谓“诉穷声中断送多少豪杰”。他的出身不幸在生活的底层，在板荡的时代，一个心地不良的青年，在艰难的挣扎与窥视中，四面楚歌，终于下水。他原本在内地当初中教师，落魄潦倒，至眼睛重病而无钱医治，生活不易维持，遂百计逃往香港谋生，在那里认识了汪伪的要员林柏生。汪伪开张竟跃为中委，任伪中宣部次长；后在南京又和林柏生争权夺利，发生重大矛盾，乃向日本人打小报告，为此被伪政治保卫局拘禁过。出来后辞伪宣传部职，投靠特工头子李士群，任《国民新闻》杂志总主笔。常常着文攻击周佛海，李死后，反又投靠周系统的罗君强，后来罗君强亲笔回忆曾对其予以资助，使其有资源主编战略刊物《苦竹》月刊。旋由日本人选派汉口《大楚报》社长。抗战后期他观察战争风色，又想和蒋集团拉关系未遂。抗战胜利，丁默村那样的特工头子都被拘捕转年即被审判枪决，而胡兰成则比其他所有汉奸都狡猾，逃得无影无踪——先是乡下，后辗转台湾，避过追索期，活得人五人六的。
在他得意的时候，情感的玩弄，几乎是他的家常便饭。从武汉的护士，到什么秀美，什么小周，到张爱玲……滥用情加用滥情，张爱玲到美国后他在台湾，大约是穷极无聊，涎脸勾引，十分露骨，终碰钉子。当然还有吴四宝的老婆，吴四宝是伪特工总部的最大打手，杀人如麻，吃喝嫖赌、绑票包烟，无所不为，生活极为糜烂肮脏。后来他便与吴四宝的女人做了一处。据《汪伪政权》中亲历者张润三的回忆，胡氏和张爱玲同居的时候，林柏生派的人唆使他的老婆多方闹事，醋海兴波，满城风雨。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言，须入于法度再出于法度，方称高格。胡氏视法度为无物，他的心本不在文学上面，所以他的作品实在也可说是没有心。笔下技术捉襟见肘，词不达意，而屡屡生造，结果是他的文风跟他的人品一样不可信。他的文笔远不如同时的金雄白等人。总的看来，其叙述毛病在于文法的扭曲，文辞的生造和文句的支离。
余光中先生说他既不是什么张（爱玲）迷，更不是什么胡（兰成）迷，他说胡兰成的理想“既不事生产，不食烟火，不与庶民为伍，却志在天下”（《青青边愁》二百六十三页）。余先生尤其讨厌胡氏对日本的态度，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胡氏仍在散布关于抗战的风凉话，所以余先生很恼火：“这天大的谎言，只能代表胡兰成自己，他和敌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关系，就可以污蔑整个民族的神圣抗战吗？看来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
伪中宣部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直接指导。林语堂论汉奸，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胡氏为日本军部所奴役，为正义的阵营所鄙弃，于是做人自由全失，一番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融会在文字中，那一种造作，谁也受不了；没想到胡氏却耽溺成癖，曲终人散，终生不改。所以读他的书，先是可笑，继而可鄙，最后只有可恶了。在他表达的怪圈中，对话、叙述别扭而淤塞，欲振乏力。因为是后来的作品，所以对整个抗战期间的作为，他都经过了精心的检测——尽量为他自己开脱。所以别说什么文采与思想，就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也常常倏忽之间就拐弯、就消于无形，而狐狸尾巴也就纤毫毕现。以汤浇雪，但知雪化，不知汤更不复为汤矣，故其如意算盘，终究剪彩为花，终非活色。
《社会科学报》（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一文《华丽缘》（作者署名河西），说胡兰成是文学史急待平反的作家，说《今生今世》的开篇写得“如点点璀璨的水珠，隐没在诗意的河流中了”，“虽说以风流自诩，又何尝少了真情的流露”？又说胡的身上有李渔的影子，其用情不专是旧文人通病，苛求不得。因而，作者从对胡氏抽象的仇恨，到逐渐觉得“也都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笔者倒恰巧相反，对他先是不恨，因为对这“奇书”有所期待也；然而一旦拜读之下，疑问和厌恶不打一处来，什么华丽缘啊！华丽冤还差不多吧！
不以人废言，旧书当然可以挖掘。但发覆这样几十年前的老调，总该满足一点审美的期待吧，但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胡氏为人为文，趣味十分低下，不惜随时倒戈，投机献媚，乃朝三暮四之典型，与之相配的是浮泛阴诈、庸俗草率的用笔。他的这种习惯如古人所说的“劝不得”：如狗相咬、贫病吃参等等，都是必然要做的，一意孤行的。
按说像他那样的经历，虽极不光彩，但躲避了极刑审判留下活口，总也可有充量的感慨，不料通篇就是“载妓随波任去留”的故作高雅，寡人之疾，自命得计，以诡诈为风流，以轻薄为浪漫，不辞仰攀之耻，故其文字坠于野狐禅，万劫不复；最终沦为闻之刺耳、观之刺眼的寒伧，如坠地狱，佛也救不得。
（《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