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易着有长篇小说《过渡》、中篇小说《雏莺》，论着《明代特务政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等。就其短暂一生而言，也可谓着述甚丰了。
抗战期间，丁易辗转西南西北各大学教书。他的学术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明代特务政治》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明代特务政治》就其学术用心来说，还是杂文式的针砭时弊，历史资料比较直接的用来批判社会现实。
丁易这本书，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当时，其同人也视为痛苦的绝叫，盖以社会的沸腾混乱业已达于极点，知识分子幕燕釜鱼，前途茫茫，因而发愤着书，意在影射，良有以也。全书构架开阔浩大，涉及如次诸方面：特务总机关、特务对最高政治的干预、经济的控制掠夺、如何伤害民间及行政系统、争权和内部撕咬……他将守备和镇守太监也纳入特务系统加以研究，论述其对边防军的败坏，以及其以军队为触角对民间的残害，在通常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之认识以外，另有清晰视角的建立。这些是他深入的思考发现。
当年他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就当时情形而言，确有开创之功。这本四十万言的专题大书，编织梳理史料的工夫强大得像重型部队，但他的深入还不是一种深化，即深而未化。较之两位比他小几岁的史学家黄仁宇、唐德刚，论分析综合的功夫他不及黄氏，而贯通提领、波澜起伏、大开大阖的笔力又远逊唐德刚。缺乏唐氏那种抽丝剥茧地将史实铺陈的能力，自然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据以点醒的精到判断。他的方法是史学的，但在行文中常有情绪化的字汇跳跃而出，如谓“特务总是像狗一样”云云，可见他对特务时代的痛恶。
他过细的细部放大而未能综合摄取，好像一支部队，辎重已经一线宏阔摆开，而兵员却尚稀松游离，故而不大平衡，显得有些散漫。亦好比布防失措，当然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来。
当然，他的着作写于板荡混乱的战争时期，环境掣肘非人力可抗。概言之，有搭架子的开创之功，仿佛建筑之平地基、起规模，有成型的屋宇可用。观黄仁宇的史论涉及明史的部分，似乎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概括综合能力，也漏掉了某些特殊而重要的细节，而令学术水准略打折扣。
至于其杂文集《丁易杂文》，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闪展腾挪，身手十分敏捷。看来他在短制和长构方面上的力量运用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丁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运用《明史》的部分最多。较之谢国桢等人的着作，他在史料的开阔面上有所不及。相当多的个人别集、笔记未见道及，影响到可以征信的深度；所以在其到手的资料上就不免过分放大，仿佛像素不够，则图象也就不免虚幻之虞，缺乏举重若轻的膂力。
一九四三年秋从兰州赴蜀前，丁易写了一首七律，其感叹读之使人心悸：
南北东西笑孔丘，枣花香里买归舟。
牌楼今已看三易，蜗角何期竟两秋！
狂态自知难偶俗，豪情犹复哂封侯。
书成廿卷千毫秃，纵使名山也白头。
诗中沉甸甸的感觉久之不去。丁公以一九五三年谢世，年仅四十一岁，生活的折磨良堪浩叹。此也未始非福。倘若假以时日，至五七年六七年……风雪满头的滋味不知何以自处。他的至交陈白尘先生后来果然写有牛棚日记。智识者所受控制，与丁先生写书时不可同日而语，其全面性深透性也不是早逝的丁先生所能想像其万一。悬想当其友朋陆续返回九泉之下，告以实况，丁先生闻讯，不知会有何等的浩叹？可以推测的是像祥林嫂一样，她所受种种折磨令她呜咽悲鸣，到了阿毛不见之际，却只有痛绝无语惟剩木然了。
对社会而言，送走了伤风感冒，迎来四凶制造的肿瘤癌症，这是他和他那一代人始料未及的。衬以矛盾的连环套，来看他的着书心境，道一声可怜可哀又怎生了得。
（《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