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私人汽车，大多因了油价的攀升，很多人不免“马达一响，其心恐慌”。然而，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在抗战时期却是耸动视听的，在当时的公教人员听来，却又五味俱全。无数的人，生死皆系一方向盘，那时的司机，就有轮胎特权或曰方向盘特权，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最下层江湖中货真价实的贵族阶层。故其言行、生活、举动，均为一般社会人众艳羡不置。所以曹聚仁感叹他们竟然为教授、将军所侧目，厉害吧。
曹聚仁带点夸张口吻的纪实行文，确很唬人。
曹先生笔下，司机创造了乱世男女的新记录，他说他们是一群滚地龙，“气煞了教授，恨煞了将军”。在路上，还要最先满足他们，住房要最好的；食物他们优先；男女之事，他们甚至可以用故意抛锚的办法来解决。在战乱时期，一个小镇，突然就会变成沙丁鱼匣子，“没有门道的话，除非变成司机的临时太太，否则没法到重庆、昆明去”。司机们在这方面也很放肆，好像在做末日狂欢。所以曹先生说司机和女人的故事，写出来简直是一部不堪入目的禁书（可参见《曹聚仁回忆录·乱世男女》）。
实在也是，乱世之人，没法不变成现实主义者。但跟司机从业人员的素养也有关涉。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尽多才、德、识俱佳的有为青年，他们和侵略者激战，很多人血洒长空，化为一缕青烟；而在地上的司机却反之，他们忙着变相勒索，吃回扣，运私货，搞女人……一个司机甚至向他说，你们做新闻记者的，可怜！我们一天的钱，够你们用几个月了。曹氏那时是战地记者，是战区司令、军师长们的座上客，尚如此侧目于司机的牛皮。可见他们很拽！
曹聚仁的书不足之处是判断有问题，出偏差，可他又很喜欢议论。好处在细节庞杂，来源于他生活的亲历，为第一手记录。这记录也很广博，虽然深度不够，但信息量是很大的。
抗战八年中，人民抛弃家乡，丧失资产，生活压迫，空袭惊扰，苦不堪言。一些人却奢侈、荒淫、凶暴。汽车司机也把那一点的特权，用到极限。中国基层社会，一盘散沙，效率低下，于是更加痛苦不堪。重庆陪都，汽车增多，专门修路，以利于汽车阶级。张恨水对汽车经济的观感，有时评《同胞们努力买汽车》，予以深婉的讽刺。
下层民众、知识分子坐得起车、轿的很少很少。公共汽车，倒还可以考虑，但君不闻乎张恨水先生所说：“城里的公共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也买不着那张汽车票。”所以他进城，从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经常是走路！但是马路上也有阔人的漂亮汽车，风驰电掣，雨天故意溅人一身泥。
至于从沦陷区出来，沿湘赣路走到大后方，妇孺往往徒步数千里。九死一生，血泪滋味。这样的镜头我们可以想像！倘若侥幸能坐上大货车，已不啻上上待遇。
若说汽车司机自身的生涯、悲喜，是如何的野犷放荡，那就要看《新民报》名手程沧（程大千）的《重庆客》了。他以汽车司机悲剧命运为题材的《十二磅热水瓶》最为诙诡，观之对人生有震撼之感，不异冷水浇背。那时的司机说到底，其人生也仿佛在独木桥上舞蹈。
在程先生的冷静的叙述中，大有惊悚的味道。小说大意是——
重庆至贵州的公路上的一家小食店。一个疯了的前汽车司机走来了。他在门口吩咐堂倌：“摆碗筷！”没人应他，他自个儿命令到：“炒猪肝，鱼香的，放辣点。再来一盘八块鸡，一碗豌豆烧猪肠……”
那人一面叫菜，一面选择座位。
走堂的把抹布往肩上一搭：
“炒龙肝，炸凤凰，全有。只是我们要卖现钱。”
“放屁”，那人大怒：“挂账和现钱怕不是一样。”
他用手掏他空无所有的口袋……他脸上的表情……一种惶惑的笑，又类似于哭。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运出来了，你就给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也休想我走进你倒霉的饭店。”
他自负地说。得到的是满堂哄笑。
原来这是一个汽车司机。他先前阔得很，长途运输货物，沿路数不清的小站点，每个站他都弄得有一个老婆。他花钱如流水。他俯视挣扎求存的芸芸众生。可是一天他被日本军队包围了，抓到营房关押，放出来后就疯疯癫癫了。一天开车路过奈何桥，他偏就睡着了，自然，人、车也丢翻了。从此失业，也疯得更厉害了。
一个月后作者又返回那小店，见那司机衣装更加褴褛，在和掌柜吵架：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
掌柜的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你也不会来了。”……
（《曹聚仁回忆录》，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