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方志史》序
方志的编纂，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明清以来，尤呈盛事，其数量几为古籍中之大宗。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编志书大量出版，合新旧志书计，殆将数万。有清一代，不特编纂事业超越前代，即以研究论着而言，亦多有佳言谠论。其佼佼者，如章学诚《修志十议》等，为方志学之条理建立基础。民国以还，着作频见，颇有建树。惟所论多偏于方志学之嬗递流变，史仅居次要，而以史为线索之专着，尚不多见。今所见者，惟刘伟毅君等所着之《中国方志史》。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认识刘君伟毅。当时正是新编方志启动时期，我受梁寒冰先生嘱托，奔走各地，推动新志编写与人才培训工作，得读刘君一些论述，深感其人旧学底蕴较厚，新事物接受也较快，遂于一次赴晋与会之际，得与刘君相识。以后时得惠书，而对其学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数十年来，刘君孜孜不倦，潜心着述，在方志界颇获其声名。前不久，山西曹振武兄来津相晤时，曾面告刘君等已成《中国方志史》一书，拟邀我作序。既为旧识，情不可却，遂允读后当略贡所得以为序。
《中国方志史》不同于近数十年方志学方面的多种着述。它别具一格地以史为线索，按历史不同时期为段落，分述几千年中国方志的漫长历史。全书共分十二章，除第一章通论方志有关概说外，其下按章分渊源（先秦）、始创（秦汉三国）、多元（两晋南北朝）、图经（隋唐）、定型（宋）、拓展（元）、猛进（明）、鼎盛（清）、嬗变（民国）及社会主义新方志时期（上下）等十一章，前九章皆高度概括该时期志业特色作标题，十分醒目，而后二章则仅标时期而不显特色，章题体例似宜力求一致。
《中国方志史》前九章为旧志历史部分，有大量前人着述和成志作依据，条理清楚，内容充实，可得以往数千年方志史的系统脉络，如能对众所熟悉部分，再加精简镕铸，当更显精彩。后二章新编方志部分，新志编修为近半世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重大建树。本书作者亦多身经其事，所述有待浓墨重彩，刻意论述，既以见十数万修志者之辛劳艰难，亦以回应有人对新编方志事业之贬损。且行文似采总结汇报旧文较多，与全书文风不甚一致。书成众手，势所难免。若能增补缺项，统一文字，抒其情感，盛其声势，则新编志书事业，可留其完美史迹于人间，而凡与其事者，当得自慰！
《中国方志史》以第十二章第四节《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为全书结尾，意志似感消沉，令人抱有微憾。若能另辟专章，回顾数千年方志史的地位、贡献，宣扬传统文化之丰富内涵，阐释二轮修志之必要，指明志业发展之愿景，则当有鼓舞振奋之作用，而全书亦得昂扬之势。点睛之笔，不可或缺。
耄耄之人，神昏目眊，通读全书，颇费心力，而时生悖意，实难自匿。平生不作诳语，率意写陈。若有可采，不胜荣幸。若有异议，删之弃之，均凭卓裁。野叟曝言，尚祈作者、读者谅之！
（二八年六月中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六岁）
（原载《开卷》，二八年第九卷第十期）
2、《追逐理性》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与故乡萧山新编县志时，曾结识了一位乡友陈志根先生。他是一位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的学人。在近二十来年的交往中，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也进行过一些有学术含义的商榷，感觉他是在认真做学问，认真写作。这对一位长期工作在基层的学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最近，他从若干年来所写作的文稿中精选了部分，编为一集，并为表达自己的治学理念，题名《追逐理性》。他寄来该集的目录和大部分文稿，请我作序。我与志根既有乡谊，又感于他矢志不渝、致力学术的精神，于是就写一点读后感以作序。
陈志根先生这本以《追逐理性》为书名的论文集，共收文五十四篇，分为史学、志鉴、政治、教育和乡土等五卷，将他的论文，按内容主题各异，而分隶各卷。察其分卷类名，足以见陈志根先生之以史学为根本，以修志为事业，以政治明见识，以教育示关怀，而最终立足于乡土，有表有里，有根有脉，固非一般浮躁虚夸者所能比。
这本论文集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非但有知，而且有识。如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阶段及其特点》一文中，从人民斗争的另一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划阶段的研究，而将整个时期定为三个阶段，并认真分析了各阶段的特点，使人易于掌握战争历程，亦以见中国人民爱国行动的脉络。他将战争的发端年代定为一九三九年，更与一般说法不同而别具新意。在有关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更可见作者的学术胆识。他敢于冲破通行已久的成说，对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性质提出质疑。作者认为：“衙前农民运动的意义和地位是巨大的，不容低估的，但将其性质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运动，还可以商榷。”并从组织上、思想上和领导人的言行等几方面考察分析，得出新的结论说：“衙前农民运动既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农民运动，但因缺乏党的领导，又有别于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它是旧式农民运动向以广东海丰为先导的，党所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过渡。”这种坚持科学精神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长期从事新编地方志工作，因而有关修志的论文在集中也占有相当比重，他不仅回顾了第一届修志的一些实例，更重要的是针对第二届修志，提出了若干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如《关于续志工作的若干思考》、《与时俱进是续修志书的应有品质》及《续志篇目设置应做到“四要”》等，其所论述内容对推动新一届修志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如他对浦阳江下游河道变迁的考订，对若干历史人物如毛奇龄、章太炎、汤寿潜、徐锡龄和蔡东藩等人的评论，都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底，亦可备读者参考。
萧山虽为繁华富庶之区，但文献资料之搜求、采择，存在一定难度。作者在这种艰难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希望作者一如既往，奋力拼搏，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骄人的成绩。我虽已年登耄耋，亦愿再读新作，再见新集。是为之序。
3、《津沽三邮》序言
做学问大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各学术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等方面选择有关课题，进行专业性研究。二是就研究者所处特定地区、特定界别，就地取材地进行特殊性研究。前者可全方位、广视野地进行宏观或微观研究，资料易于完备，时间亦较充裕。后者则往往局限于一地区，一界别，必须结合本地区、本职界来选择课题，又只能运用就近取材的资料，有相当难度，但成果有独特性。我有几位朋友正在这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李兴盛和周轩二君，一居龙江，一在新疆，皆为清代流放罪犯之地。他们善于就地取材，结合所在区域特点，专门进行流人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版了多种有关流人史的着述。另有一位朋友仇君润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一生从事邮务工作，虽身在仕途，而不汲汲于名位，匆匆于酬酢，数十年来，结合职界特色，在邮言邮，孜孜好学，笔耕不辍，不仅撰着《邮驿史料》、《邮人说信》等专业性学术专着，而且大力倡导邮文化，组建邮政文史机构，搜集、典藏、整理邮文化史料，进而奔走呼号，在天津“波士达”旧址，筹建邮政博物馆。类此种种，足以见润喜志趣之所在。近年，退休宅舍，卸却尘务，益肆力于笔墨，成《津沽三邮》一书，持来请序。谊切校友，情难以却，遂读其书而为之序。
《津沽三邮》是一部邮人说邮的着述，作者突出津门邮政三重点，以丰富可信的资料对天津邮驿、邮政、邮票进行充分论述。邮驿为近代邮政推行前沟通信息的重要手段。相沿既久，多有遗闻，作者悉心搜检，以天津地区作为视野，条分缕析，略述近代邮政之先驱源流，更据文献详析驿站设置始末，并附以有关驿诗，益增情趣。继论邮政，为全书中心篇章结构。这一部分之所以浓墨重彩，不仅是因天津出现了近代邮政，更由于天津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是初创时期全国的组织和管理中心，具有全国性意义。润喜既勾勒了近代邮政创立前的情况，又完整而有所侧重地叙述了由清至民国时期的邮政发展，更为着力的则在全面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邮政的创业风采和近二十多年焕发的辉煌。第三部分专论邮票历史，既述大龙邮票之既往，复论今日邮票事业之繁兴。大龙邮票为百余年前在天津发行之中国首枚邮票，乃中国邮政史之重要里程碑。前后所述，首尾完整，始末毕具，如读天津邮票史，有益智增闻，启迪民智之功效。
图文并茂为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仇君于图片一端，多所着意。历来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有成数，今复详加甄选，得图百帧左右，随文插图，有左图右史之趣。至其文字，则力求通畅，当为更多民众所接受。此书之成，不仅为天津邮文化增光添彩，更将为中国邮政史添一重要篇章。
润喜以退隐之身，倾情于邮文化之研究，驰骋于笔墨着述之间，以视一般俗吏之恋栈禄位，惶惶终日，怨天尤人者，诚不可同日而语。其善于出处，更足为从政者典型。唐代名僧释齐己有《遣怀》诗云：“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闲身自有消闲处，黄叶清风蝉一林。”我归隐多年，潜心参悟齐己大师之点化，默诵“闲身自有消闲处”，蜷居斗室，日与文字为伴，尽力回归知识于民众，并以之与润喜共勉。是为之序！
4、《新方志“概述”点评》序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首轮新编方志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以来，气势蓬勃地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并已转入第二轮修志阶段。在这关键时刻，对首轮修志事业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十分必要。但我们不需要满篇官话、空话和套话的文章，而需要认真研读，细节分析，做出褒贬得当、具体深刻、言之有物的论述，令后来者有所去取与依傍，为第二轮修志提供详明具体的借鉴。我曾想对首轮修志中的大量创意进行探讨，议论是非，但年高体衰，力不从心，惟期盼有志者能对此有所贡献。适逢其时，山西任根珠先生以其新着《新方志“概述”点评》一稿请序于我，不禁大喜过望，即允其请而通读其全稿。
任君根珠从事方志编研工作二十年，为山西修志事业主编刊物、整理旧志、编纂地情丛书、汇集资料及志书评审等项工作，尽心竭力，卓着劳绩，科研成果累累，鸿篇巨制，蜚声志坛。前者，我曾为其《西樵志语》作序，有云：“展读任君《西樵志语》文稿，确乎有学有识，耐人寻味，一气读竞。自愧暮年学殖之荒疏，深慕后起者之精进不已。”集中所收诸文“于旧志整理与研究，继承与参考，树立模式。于新志体例之探讨，分析详尽，有理有据，不仅总结二十年修志实践中之经验，亦足备后来者之参考借鉴”。时隔十年，任君复以新着见示，足证其之奋进不已、笔耕不辍的精神。
“概述”一体为首轮新编方志之创意，大多数志书竞相采用，效果甚佳，而究以何种体例为宜，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虽于此无专题论述，而为各志撰序时则多所涉及，如《平遥县志序》有云：“概述为旧志所鲜见，而为新编志书之再创体，其体甚善，既可括一地之盛，复能得一书之要。今编新志，无不有此一篇。虽写法多有不同，而已共识其为此新志构架不可或缺之一重要组成部分。”于《许昌县志序》中有云：“概述为新编方志所独具，纵览新编诸志，体例各异，尚难划一。《许昌县志》之概述，言不足万字，而古往今来之天地人各方面，均见于笔下，而全书内容复得提絜。其言简，其意赅，既方便于一般需知县情者，又启示欲知其详者之求读全书，诚可谓得概述之立意。”至《武都县志序》尤得概述之大要云：
概述为旧志所罕见，而新编方志之立概述，似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综观当前各志，写法有三：一全志浓缩法，将全志浓缩提炼，成万字之篇，置之志首；一特点勾勒法，将地方特点要言不烦，写意勾勒；一分段提要法，按全书大篇区划，等分撰写提要。三者是非优劣，尚难定评，而概一地之要抑概一书之要，亦尚有争论。愚以为概述既是一书之要，也是一地之要，最要者应为‘引而不发’。概述应引人粗识其地而急谋读其志。迨一志在手，通读全志，则其地之天地人诸端，可了然于胸。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旬，我应指导小组之邀，参加萧山、渭南、玉山三县志书评论时，曾专题论辨概述有云：
当前绝大部分县志都设置了旧志不经见的概述，这种安排似乎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概述的写法却有所不同。《渭南县志》以前言代概述，这个写法是舍难就易的聪明办法，它分两部分，前半是地质、经济、社会、人物诸方面的简述；后半则为编辑说明。《玉山县志》将概述分为十段，分述全县各个方面，可收层次分明，易于成文之效。《萧山县志》则综合全志，作写意式概括。各有千秋，本无需强求一律，但愚以为有一点似宜明确，即概述非概论，更非概说，而是全书精华的提炼。概述不必作未来的预测，也不需向当政者献策，而应以能引发读全志之兴趣为要。设读概述而不欲读或不需读全志，则概述失其本旨。设读概述而急于通读或翻检全志，则概述得其本旨。概述文字不宜过长，行文可不排顺序，不设章节，总以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尚。
虽然如此，我之所言，终为寸纸短笺，非若任君《新方志“概述”点评》一书之内涵丰富，论述详明。任君所着，确具承先启后之效能，故我乐为之序。
概述为首轮新编方志的重要创意与构件，亦为二轮修志关切要点，任君于此切入，可谓得其窍要。任君以全国三十一省市区首轮新编市县两级志书之概述为研究基础，尽数年搜集、整理、研究之功，撰成一书，其资料之丰富深厚，可以概见，则其辨章论述自可征信。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总论》，首为对概述之理论研究，使读者对概述之源流、功能与作用、特点与内容、名称与体式以及写作等基本理论概念，得一开宗明义之了解，并以之统摄全书。继对百五十篇概述进行比较研究，对概述方方面面，进行详尽细致之研究，比较其优长与不足，辨析其数字、史实、语言、标点之差误，以警示来者。第二部分《百五十篇“概述”点评》，所收各篇，皆经筛选，于概述本文之前，皆写一数百字的点评，简述其篇幅、内容与体式，略评其得失、优劣。言简意赅，文约事丰，妙笔圈点，颇堪回味。而循读各概述本文，又时见有夹注，大者如人名、地名、物名之误，小者如标点、用字、句法之讹，皆一一注出，示人以力求完备之意。既可作读概述之选粹本，又得见易出错讹之情状，其义至深，其用至弘。第三部分《附录：“概述”篇论文集萃》，共三十七篇，首列志坛耆宿董老一博先生之三论概述编之设置。董老生前指导各地修志，异常重视概述编之设置，曾就所见，成雄文三篇，并一再告我概述为全志之灵魂，一篇好概述，当为全志增色五成以上。善体斯言，可知概述之重要，其他多篇亦皆时贤深切体会之作，可供参考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