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今天文学的现实意义，并不是一个仅仅靠理论推导而得出的一个命题，而是今天中国文学的一个实际存在，如果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文学现状略加分析，对这一点会有更切实的体会。
让我们先从文学作品实际说起。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市场、金钱对传统社会、传统道德的瓦解作了非常深刻的揭示，这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有着最为充分地体现，也因此成为其时文学的高峰。
但是今天的中国文学呢？一方面是市场、金钱对传统社会、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一方面却是文学对此的有意无意的疏离。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曾有过一段为人所熟知的评述：“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
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列宁也正是在类似的这个意义上，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笔下的社会画面与今天的社会画面是多么的相似呵，有时候，甚至是可以一一对应的，但是，在中国今天的文学中，是既无巴尔扎克的“编年史”也无托尔斯泰的“镜子的。今天的中国文学，盛行着三种作品：一种是着重从抽象的意义写个体生命存在困境的先锋文学，这类作品，对人类性的人的特别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困境有着非常深刻的揭示，但由于这种存在困境更多地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影响，着重于写在解决了物质之忧后的人的存在困境，所以相对地远离了中国民众的生存实际——中国民众毕竟还在为物质温饱而操心，因之毕竟更多地感受着的是金钱对人的实际生存的影响，如此，这类作品就因远离了民众在生存基础上的情感需要而日益成为圈子性文学。第二种作品是深受传统文化、文学影响的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倡扬的作品。
这类作品固然触及到了金钱、欲望对传统社会、传统观念的冲击，但由于作品在观念上更多地张扬传统的清官意识、伦理观念，所以，在迎合民众的观念上的惰性时，对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未能做出深刻的揭示。第三种作品是用工业批量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这种作品是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下享乐欲望的混合物，既远离社会转型中的尖锐的时代矛盾，又在远离中对读者构成一种精神的麻醉与逃避。上述三种作品的盛行，无不与我们在观念上一味强调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相关，无不与我们对传统观念的强大惰性丧失应有的警惕性相关，无不与我们一味迁就大众文化潮流相关，而在这其中，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缺席就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了。
由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强大，由于我们传统的悠久，我们太易于为西方为传统所左右而失去对自身现实的独立的判断能力，我们太易于为既有的观念所左右而缺乏自己从自身处境中生成观念的能力，而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忽视正是造成上述种种缺陷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作家目前的思想、精神状况而言，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不应有的忽视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陈美兰教授曾在认真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后指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出现了“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其精神探索的缺陷在于对现代生活把握能力与理解能力的不足，她认为，这种不足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初的清末民初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曾出现过。我想补充说的是，类似的现象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中也曾出现过，恩格斯与列宁对此都曾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如果我们对此不是太过忽视的话，我们原本是可以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创作中汲取教训而少走弯路的。
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过一大段大家耳目能详的话：“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伟大的特点之一。”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一大段大家耳目能详的话，是因为耳目能详并不一定就能深刻理解。面对市场、物质、金钱与传统社会的冲突，早至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再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再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三驾马车”，以至于许多的反腐题材的小说，当作家们写到金钱、物质的强力时，当作家们写到自己所深切同情、所心爱的传统时，作家们的矛盾、无奈或者是廉价的同情、虚幻的胜利，都距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太远太远了，都距巴尔扎克笔下的“矛盾的深刻”太远太远了。我们的作家在揭示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时，更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巴尔扎克而不是博尔赫斯呵。岂止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中国今天的作家不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么？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观点中的矛盾的深刻论析，也是为众人所自认为再熟悉不过的了，为了减少篇幅，我就不再引述了，但我想说的仍然是，自认为再熟悉不过，并不等同于就已经理解了，让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作家作例子：难道张承志不是如列宁所论说的托尔斯泰那样，一方面“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抨击社会的虚伪与不公，一方面又鼓吹那不应该鼓吹的狂热与激情么？我们在今天是不是能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及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论析中，汲取急需的必要的经验与教训呢？
诚然，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不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新”，但在是否“新”与是否有“价值”之间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在事实上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西方既往历史、传统的不同及由此而来的今后发展走向的不同，如果说，在经济、科技方面，我们力求同步地一体化、全球化，那么，在人文领域，则不能如此。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实际存在出发，自主地汲取、拿来于我们发展有益的文化资源，而不是丧失主体性，自居于弱势之位，惟强势文化的趋向是从。在文学领域，把在西方似已过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提到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也是这样。
写于2003年11月
浅述政治时代小说世界里的情爱描写
如果我们将五四时代视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将上一世纪20年代至共和国建国视为一个战争的时代，将新时期视为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将共和国建国至新时期视为一个政治时代。考察一下在这一政治时代小说世界中，作为个体生命体现个体性最强的、最为本质、丰富、深刻、微妙的情爱的存在形态，对于我们深入历史中的个人这一思想隧道，无疑是会提供具体的帮助的。
我们先来考察在这一时代占据主导位置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三位男主人公的情爱形态。这就是《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中的梁生宝、王玉生、刘雨生，作者是把他们作为理想人物，作为农村的新人形象、农村的未来而给以塑造的。有意思的是，三位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在他们所各自试图表现自己创作特点创作风格的作品中，却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笔下的青年农民形象的情爱形态写成了一个模式：那就是都曾因为忙于集体的工作而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情爱：《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改霞谈对象归于失败；《三里湾》中的王玉生，《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都与他们的妻子离了婚。他们的情爱之所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女方对他们情爱的个体性：改霞对梁生宝的情感，更多地属于一种萌芽期的现代情爱形态，因之不能完全融入于传统文化色彩浓厚的互助合作运动主潮；王玉生、刘雨生的妻子则在他们为互助合作运动分不开身的时候，要求他们满足自己穿衣吃饭等个人性的日常物质生活及与此相伴的家庭生活的需求。三位男主人公后来又都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与同样为之而劳动与斗争的女性相爱，建立了自己新的情爱世界。
在这一新的情爱世界里，集体的利益是联系二人的根本性纽带，个体性的情感，是完全融合在集体的利益之中了。
如是，透过在那一时代占据主导位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情爱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牺牲个体性的物欲、情欲，将个体生命完全融合于集体之中，是那一时代的占主导性的价值指向。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体现在占据主导位置的小说中的另一类的情爱形态，这类情爱形态是由与作品中男主人公命运息息相关的两位女性形象来体现的，这就是作为革命史诗的《红旗谱》中的春兰与作为农村史诗的《创业史》中的改霞。春兰曾因受心上人运涛的影响，将革命二字绣在衣襟上，在农村集市上宣传革命而风光无限，但却最终因与运涛的情爱体现了更多的个性自由，不能融于那时以整体利益为上的革命主潮，运涛被迫远走广东，春兰则昙花一现，虽然鲜丽无比，但却迅速地凋谢了。
与春兰命运颇为相似的是《创业史》中的改霞，只是远走他乡的换成了改霞本人。透过这类情爱形态，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前沿性变化的敏感触角，总是通过个体生命的个体性的情爱形态来体现的，并以此体现了社会前沿性变化与社会主体性变化、个体与集体的某种紧张关系。
赫尔巴特认为：“为了使一个观念上升到意识，它必须和现存于意识中的其他观念适合和一致，那些不一致的观念不能在意识中同时存在”。
这样，当政治时代排斥个体性的物欲、情欲时，在政治时代的小说世界中，对个体性的物欲、情欲的张扬，就往往是以作者理性、意识与感情、无意识的矛盾形态来展示的。
在孙犁的小说《铁木前传》中，虽然作者对寻求物质享受生命快乐但却不爱集体的女主人公小满儿在整体上情节上持批判态度，但一进入细节描写，就让人处处感到了小满儿的可爱。在宗璞的《红豆》中，作者在整体上情节上对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关系持一种批判态度，但通过具体描写，却又因其缠绵而让读者倍感同情。邓友梅的《悬崖上》也是如此，作者本意是对女主人公加丽亚给以批判的，但晶莹白雪中身着艳丽服装的加丽亚又是让人感到多么生命鲜活漂亮可爱呵。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正是因为情节、整体设计往往体现着作者的理性、意识层面，细节、具体描写往往体现着作者感情、无意识层面，而感情、无意识，依弗洛伊德的意见，是更本质更具根本性的。由此，我们看到了对个体性物欲、情欲在个体情爱世界中给以张扬的不能泯灭的顽强。
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说，揭开了在政治时代那些体现僵硬政治理念的小说之所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秘密，也为我们揭示政治时代小说世界的情爱形态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具有着某种方法论意义。譬如《青春之歌》。
如果我们从小说的政治意念分析，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写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历程，或者如近些年人们所说的，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将人的成长过程与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历程融为一体。但如果我们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揭示这部小说的隐形结构，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这部小说写了作为个体生命的女性的情爱历程：林道静最初反叛家庭投身于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正是个人主体独立意识最初形成时的少女时期的与社会的对抗及浪漫、幻想的情怀；其后对学运领袖卢嘉川的追求与仰慕，体现的是青年女性所特有的对激情、理想、超俗的向往，再往后与务实的党的领导人江华的结合，则是历经沧桑深昧人世的成熟女性的选择。作品是将这样的一种历程通过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历程而给以表现的。如是，我们就看到了政治时代小说世界中的又一类型的情爱形态。
政治时代人的情爱世界在小说中的呈现形态，是通过小说作者这一叙述者的叙述、修辞来完成的，这一情爱世界哪些部分可以进入哪些部分没有进入小说作者这一叙述者的叙述、修辞范围，可以进入及没有进入的原因各是什么，这也是考察政治时代小说世界中情爱形态呈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只是笔者笔力不及，只能在此提出以待今后了。
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这是一篇为基层文学作者鸣不平的文字。
这是一篇呼吁文学界重视基层文学作者的文字。
请允许我从我个人所见所思所经历所感触的谈起。
由于专业的原因，我有时要参加一些基层文学作者的作品研讨会，有时要写一点关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字。参加这些研讨会，最常见的情形是，组织者总想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把某些基层文学作者推上文坛，使其进入作家的行列，也作为该地文学工作的一个成就，同时作为对该地其他文学作者的榜样、鼓励、号召。但说实在话，能够因此进入或有希望进入作家行列的为数极少极少，再让更大量的基层文学作者以此为榜样，循此路前行，就更迹近残酷。而且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这在今天也是一个常识。
于是这样的研讨会越开越少，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发言时，最常说的也就不外乎是要多读书要开阔自己的文化视野之类的对谁都适用的空泛之谈。至于所要研讨的作品则对不起，大都因为忙还未及细看，只能简单谈谈印象，也不知众多与会的满眼真诚渴望的基层文学作者心里怎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