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二十余年的路大致上是沿着这样的顺序走过来的：资料搜集与整理、进入高校本科及研究生教学，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又提高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出现了一批在全国及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与女性文学研究人才，实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1999年初，刘思谦获批为全国第一位招收中国近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八年来已经培养出七名女性文学研究博士生和多名硕士生。这些已拿到博士学位的女博士们毕业后有六名在高校任教、一名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女性文学教学、培养研究生与女性文学研究工作，她们已经出版发表相关研究着作六部论文近百篇，承担或完成九项国家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群落。现将这个群落的科研与教学情况评述如下：
对女性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河南大学女性研究群落之带头人，自然是刘思谦，她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可以视为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刘思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投身于社会潮流，却又以个人主义的“小马达”而着称，而被视为“异端”，足见其时以女性为载体的个体生命对社会解放之热情、之幻想及与之在本质、本体上的不能相容，而在其时之痛苦的找不到“话语形式”“话语符号”的无法“言”说，也正体现着女性／个体在当时的不能泯灭却没有可能也没有自觉的能力“浮出历史地表”。如果再往上溯，刘思谦的父亲，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后半生的坎坷历程，刘思谦的母亲，从“出走后的娜拉”到“革命女性”，其在建国后的悲凉历程，二者的聚合与分离，已然铸就于刘思谦老师的生命之中，在刘思谦作为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群落的带头人，率领这一群落“浮出历史地表”及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远行、前行历程中，我们依稀却又分明地看到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那深远潜隐的生命资源、谱系与价值资源，是如何地在她生命血肉之中的形成与演化。
新时期之初，刘思谦老师的学术研究成为其时人文启蒙大潮中一朵璀璨的浪花，你只要看看她对“改革文学”中“开拓者家族”的命名及其时学界对此的认可，你就能感受到女性在争取女人与男人是一样的人并且也确实能成为与男人一样的人的过程中，女性文学研究与人文启蒙思潮的亲和性及其被人文启蒙思潮所激活，你只要读读刘思谦在其论文集《小说追踪》中通过对小说所作评论中而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命运特别是对人的悲剧命运的关注，你就能感受到，她迟早会从对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转入到对女性自身的关注中来，而在这其中，已经分明地潜隐了女性文学研究迟早将从人文启蒙大潮中独立出来，成为位居其前沿的鲜明地一支。果不其然，在1980年代末短暂的社会热情的沉寂之后，在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刘思谦老师以一本沉甸甸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将前此无法“言”说的中国现代女性生命经验生命状态生命历程，通过对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凌叔华、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这十二位现代女作家生活经历、创作活动、创作特征所体现出来的“心路纪程”，给以价值立场鲜明话语形式明确的“言说”。对这本专着，值得指出者有三：第一，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娜拉”言说》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开山作之一，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是“叙述最清晰，打磨最精细，信息量最大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研究专着”，作者从先前的与男人一样的人的立场上，深入到与男人不一样的人即女人的立场上，并以此烛照“五四”之后，与中国现代男性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女性的生命状态生命经验生命历程，并以此使其从被遮蔽状态得以“澄明”与“敞亮”，并以此使其从历史的“不在”与缺席中，回到历史的现场。这一点，已为众多研究者所看重。第二，“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其价值原本是多元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的集团的斗争话语，成为主潮，人文的个体的日常话语，日渐式微。诸如法德俄的激进思潮成为主潮，英美的改良思潮日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也在某一个方面，说明着前者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相容性，后者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具异质性，但也因此，后者较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具现代性，这一点，在1990年代之后，当大规模的集团性的政治斗争成为过去，更加重视个体利益的市场经济从社会根基处改变了社会结构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明显。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形态考察，而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形态给以考察，我们则会发现，后者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应成为一条价值主线。《“娜拉”言说》其价值立场其“言说”主体，原本是作者非常醒目鲜明地予以标明的：即“娜拉”，但奇怪的是，此点却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娜拉者，西方女性人文主义之谓也。其与中国现代女性的生命经验生命历程息息相通，与英美的改良思潮也更具同质性相容性，这也是1980年代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热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发生的原因之所在。也因之，《娜拉言说》对中国现代女性生命状态生命经验生命历程的发现与梳理，对颠覆并重新梳理、构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格局、进程流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可惜此点尚未为众多研究者所重视。第三，在正式从事女性文学研究之始，西方女性人文主义，即作为刘思谦老师从事研究的价值根基，在其后，这一根基日渐深固、丰厚，并以此成为中国现代化思潮中颇具活力的一脉。
《娜拉言说》之后，刘思谦老师在女性及女性文学研究上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对“个人”的发现与坚守，这集中地体现在她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带伤的黎明——19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都市女性的话语狂欢——重读“小女人散文”及其命名与评论》、《性别：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等理论文章中。这一理论贡献的意义仍然有二：第一，是对女性及女性文学研究的实质性推动。女性及女性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女人与男人是一样的人的“人的自觉”之后的女人与男人是不一样的人的“性别自觉”之后，步入了“男女都一样”与“男女不一样”的做人与做女人无所适从的迷思与怪圈。步入了男女性别对抗的迷思与怪圈，刘思谦老师在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国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这也恰恰是我国女性文学的一条基本的贯穿性的内在理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发现与清晰的勾勒，对女性及女性文学研究走出其时陷入的上述的迷思与怪圈，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与突破作用。概而言之，其要点有三：一是对女性是“全体女性”神话的解构，一是对男女性别对抗神话的解构，一是给重新认识女性的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正是在这一理路的导引下，刘思谦老师在探讨李南央之母等“一二·九”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后，在与革命、男性、人性的纠葛中，其灵魂与命运的扭曲与悲凉；在探讨1950年代生女作家是如何因崇拜群众运动而狂热，又如何因个人意识的觉醒而走出这狂热达于理智的清明方面；在探讨1970年代生女作家如何在都市女性小品文中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人生风姿，这种展示却又因为其与传统文化观念全然不同的异质性而被误读为“小女人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不凡的成就，并以此深化、丰富了中国学界对上述长达七十余年的中国思想、精神状况、历程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理路的导引下，刘思谦老师对与女性存在最为密切相关却难度极大的爱情、家庭问题的研究，对开拓性的女性与神性关系的研究，都取得了不菲的收获。
第二，是因了对个人对女性人文主义的坚守而对199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混乱与迷茫起到了批判与澄清的作用。
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思想界，面对市场经济这个怪影在神州大地的游荡，有了高扬未经现代性转换的传统文化大旗的“新国学”热；有了“错把杭州作汴州”的“新左派”热及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热，再加上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话语，诚如刘思谦老师所说：“个人话语的‘一线天’又一次遭遇到改头换面的集体话语的窒息和扼杀”，而刘思谦老师则依凭着在女性、女性文学研究中，以女性经验女性生命为坚固基础的女性人文主义，坚守着199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格局中的“个人话语”阵地，与少数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新鲜有效的思想资源。
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成就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自身的解放，是与女性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分不开的，刘思谦老师在《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一文中，对此有着详尽的统计与分析。或许是基于学术的直觉，或许是基于理论的思考，刘思谦老师于1999年率先在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中开设了女性文学研究方向，并于同年招收我国第一届女性文学方向博士生，她本人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女性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转眼八年过去，整整一个八年抗战期，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女性文学研究方向，在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好的成绩，概而言之有三个方面：
第一，女性文学研究学科理论的建立。这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学科的概念、性质、目的、发生的原因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发生的原因，刘思谦老师打破了流行已久的比较文学中的“影响／被影响”“西方／东方”的研究模式，从中西方女性文学研究发生的实际过程入手，得出了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之所以发生并日渐成熟，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女性的人的意识的觉醒、性别意识的觉醒而逐步形成并发展的。在这一形成并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等论文中，她提出了中国的女性文学经历了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这样的几个阶段。以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为基本内涵的性别、以人——女人——个人这样一个现代女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女性的现代性、以女性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言说主体为主要内容的女性的主体性，是女性文学最为主要的基本内涵，并以此对女性与阶级、种族的关系，性别之于文学的关系，女性文学的写作主体、性别视角等理论问题作了认真的令人信服的辨析，从而搭建、梳理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在理论上的基本构架。
第二，女性文学研究学科教学范式的形成。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课程学习范式的核心是“个体的在场”，其表现形式有三：
首先，是对所研究的作品所借助的理论着作“原典”的系统的“细读”。时下的教育，从小学教育直到最高层次的博士生教育，受技术化、工具化、功利化、快餐化时风的影响甚烈，其危害尤以语文、中文教育为甚。学习不再是对人的健全完善，而成了谋生的技术性手段。于是，中小学学生只读课本，大学生只读教材，研究生则从时文中东抄西凑学术时尚的只言片语，形式不一，实质相同，都是只接受既定结论以作工具性的敲门之砖。但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不是这样，而是严格于对作品及理论文章“原典”的系统的“细读”。譬如对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的学习虽然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博士生，不要求如文艺学博士生那样，大量涉猎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的原着，但在对每一种新批评方法的学习中，仍然规定了几种代表性的原着或者是评介性研究性的专着，在精读的基础上，开展研讨，切实廓清其理路。如是，此种学习，就回到了人认知外界认知自身的学习本身，外表是学习方法的变革，其实表现的则是人如何回到自身而不至于在种种时尚浪潮面前迷失自我的定力。
其次，对中国现实问题学术现状的实际参与与对应。譬如在对每一种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的学习中，都选取了几种能够体现中国现实问题学术现状的具有前沿性的代表性着作或作品作为学习者进行言说、批评的对象，诸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女性写作、新历史小说等等。在多次集体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学习者发而为文，表达自己的学习体会与学习收效，从而将西方的新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实际作了极好的结合，避免了时下某些青年学人食洋不化，只知玩弄新名词而无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的弊端，也表现出了作为最高学历教育及学术重镇的对现实的发言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此种言说，相对于话语中心话语霸权来说，从学理上说，是自成一说，但支撑其自成一说的背后，则是个体言说的自觉及对不同个体言说权力的尊重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