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历史小说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大的歧义。关于新历史小说产生的原因，陈晓明认为：新时期文学“经过短暂的修复历史的叙事”（如《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随后进入反省历史的叙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论”、“异化”的提出），接着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直接的质疑”，“由此出现了一部分小说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潘军的《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对历史直接的审视必然导向对历史观念本身的质疑”（如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等）。张清华认为，新历史小说的产生是因为“对现实的焦虑和不安使他们（指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渴望到历史中寻求答案和出路”，是因为文学寻根之后对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的失望从而产生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并以为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同一体系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引入中国，也是产生新历史小说的催化剂。颜敏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隐含着对特定政治文化的回避与逃遁。”其主要创作队伍是由“先锋派作家与新写实作家不约而同地遁入‘历史’”而构成。孙先科认为：“新历史小说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它直接的思想源头有三个：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蔡翔也认为：“严格来说，新历史小说的精神源头来自于先锋派作家对意义的颠覆和拆解以及新写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妥协与认同”。新历史小说“事实上并不只是在重温一段历史，而是在阅读我们此在的日常性生活。”王世诚认为，新历史小说“指向一种现实匮乏的生存方式”。“隐含了一种对现实无声的不满和委婉的反讽”。钟本康认为，新历史小说“是试图借助历史这具木乃伊，抒发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慨，捡回现代人失落的魂”。徐肖楠认为：新历史小说是试图“在历史虚构中”，“创造以想像能力超越现实而后返回现实的神话。”肖鹰认为：新历史小说的“明显特点是：第一，对自我存在的无历史性孤独的危机的深层体认；第二，发现了历史或历史性对自我存在的此在（当下）的构成性意义”。从研究者们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新历史小说产生的根本原因：新历史小说是因为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在现实生活和文化历史生活中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价值支点受阻或对之不信任从而转向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以试图从中解脱现实的存在危机的。是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在自身生命力趋于衰竭时，转向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小说流派。认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新历史小说之所以衰落一目了然，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从深隐层面对新历史小说的诸种特征作更深刻准确的把握。
对新历史小说衰落的原因，研究者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张清华认为，1992年之后，新历史小说“离历史客体愈来愈远，文化意蕴的设置愈加稀薄，娱乐与游戏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愈来愈浓……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并主动迎合影视大众艺术的要求与口味，这似乎已标志着这场历史与文化乌托邦式的艺术运动的最终衰变与终结”。陈思和从民间立场自身的缺陷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这两大民间题材是新历史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因素并不能保证文学艺术对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当影视的商业手段利用这两大民间题材来迎合海外市场的需要时，文学史落到了影视皇帝的‘后妃’的可怜地步”。蔡翔从历史小说作家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这一角度指出：“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导引……在对现实的妥协与认同中”，新历史小说“很快就会沦落成为取悦大众并走进大众消费”。舒也对新历史小说发展轨迹的描述是：从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突围代之以多元意义历史观，最后迷遁于价值虚无主义。程蓉对新历史小说的衰落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进入90年代，新历史主义作家逐渐由怀疑历史阐释的真实性走向颠覆历史存在的规定性……以共时特征取消历时特征，以抽象的人性代替具体的历史过程……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历史’成为纯粹的寓言。但是，一种臆想的历史存在没有资格对现实指手画脚，无力负载重建人文价值的使命。因此，把历史真相从权威政治言说中解放出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注定无法继续坚持他们对历史的文化意义的开掘，纯个人的精神探索最终沦落为叙述的游戏，商业运作乘虚而入”新历史小说作家“伙同制片商和观众一起将历史的虚无性渐渐合法化”。
不难看出，研究者们都已经看清楚了新历史小说的衰落轨迹，并试图从历史的虚无化、意义的虚无化、对今天重建人文价值能力的丧失、民间立场自身的缺陷、作家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等几方面找出新历史小说衰落的内在原因。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这种内在原因的寻找，还明显地存在着这样几个薄弱环节：
第一，对新历史小说作家主体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所造成的新历史小说的衰落研究尚嫌不够。如前所述，新历史小说是在应对社会历史转型中的现实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使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于文坛的，新历史小说将眼光转向历史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今日现实关注的需要，但是，新历史小说作家无论是在意义的消解与重构，面对欲望的姿态，还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对世俗的认可或拒绝等诸多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面前，都并没有提供出与新写实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作家相异的或更多的精神立场、精神支点来应对这些新课题所带来的社会、时代、现实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蔡翔曾经指出：“新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在其后期，思想日趋贫乏，在其对现代化文化的思考上，难以提供一种更新的经验启示”。从新写实的现实再现、先锋小说的主观想像转向对历史的追问，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描写空间、领域的新开拓，固然使新历史小说得以以一新的面目给文坛带来新气象、新景观，这就是新历史小说得以繁荣的时代原因，但如果没有新的精神、价值立场，仅仅靠把一种原有的精神指向从现实转向历史，在主体性缺失之时，仅仅靠客体的变换，新历史小说步新写实、先锋小说后尘走向衰落就是一种极为自然而又必然的归宿了。是应对现实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使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由于没有新的精神立场得以解脱这种危机，新历史小说自然只能在依靠写作客体变换给人以短暂的新异之感后，重蹈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的覆辙了。
第二，对新的精神资源的缺失所造成的新历史小说的衰落研究也很不够。新历史小说作家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来自于新的精神资源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三个方面：1.原有精神资源的枯涸。程光炜指出：20世纪50-70年代的人生信仰，“五四”的文化思想启蒙“这些人生知识的‘谱系’在9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虽不能说完全紊乱，至少也摇摇欲坠了”。应该说，这在年轻一代的新历史小说作家的精神构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陈晓明指出：“对于刘震云这代作家来说……旧有意识形态体系已经难以支持文学观念及具体的创作方法”。2.现有精神资源的缺乏。针对社会历史转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文化思想界在90年代曾有过大规模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二张”之争，对王朔、王小波创作及《废都》的争论等等。
这些大规模的争论使各种精神立场的冲突得以彰显，但并未能构建出新的精神思想大厦。这也使得新历史小说作家在成功地解构历史给自己的创作带来辉煌后，由于没有新的精神资源重构历史大厦，从而走向了衰落。3.新的精神资源不仅包括思想资源，也包括应对社会现实的新的人生体验，正是在这方面，新历史小说作家也表现出了自己不应有的失误。西方新历史主义之所以产生，是试图使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成为对今天存在意义的敞开，是站在今天与历史对话，中国新历史小说亦如是。但是，新历史小说作家对今天的存在缺乏刻骨的体验与深刻的感受，于今天所站不到位，与历史也就只能进行错位的对话，对今天的存在缺乏刻骨的体验与深刻的感受，“超越现实而后返回现实”的“历史神话”也就只能归于破灭。
第三，西方新历史主义是捡拾处于历史边缘的碎片如日记、轶事、断简残章等等并给以重组来敞开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面貌。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最初采用的也是这套话语策略，但越往后发展，新历史小说越用自己的主观臆想虚构历史本身，从而如前面引述的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一种臆想的历史存在没有资格对现实指手画脚”。既丧失了能够立足现实的主体立场，又丧失了对历史客体的新的重构，新历史小说除了衰落别无他途。但是，对新历史小说作家完全放弃对历史边缘碎片的搜集、组合的原因，对这些碎片及其组合在新历史小说兴盛阶段，在新历史小说中能否敞亮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面貌，能与不能的原因及写新历史小说衰落的关系，学界对此都还缺少充分的研究。事实上，新历史小说从《红高粱》、《灵旗》开始，正是靠用处于历史边缘的碎片，如用民间生活形态取代政治历史形态，用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对历史事件的关注，来重构历史客体，并试图给今天以意义敞亮从而引起文坛关注的。何以这种历史的碎片在新历史小说那里，越来越没有生命力？是缺乏今日理性之光的烛照，还是缺乏对今日存在的体验的温度？学界对此似乎尚未给以应有的关注。
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关系，研究者们论述不多但意见比较一致且十分到位。张清华认为：“在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方法尚未得到评介和关注，因而不能想像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股以新历史主义方法为指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但是，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却已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文学的历史主题写作中”就是“对以往的主流历史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拆解态度”。颜敏也认为，“新历史主义这个称谓大概受启于80年代美国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样式”，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直接和实际的联系”。同时，研究者们清醒地看到了新历史小说所体现的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类似的特征，有着中国本土文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
张清华认为：新时期第三代诗歌群体“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对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的阐述，实在已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内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度”。陈晓明也认为：“1985年，韩东发表《有关大雁塔》，对杨炼洋溢着历史激情的《大雁塔》进行针锋相对的解构”，“在韩东的描述中……历史不可知，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兴衰的内在关联，程蓉也有着十分精辟的概括：“由怀疑历史文本，寻访历史真实到历史真实的陷落，由挑战权威历史言说到过分放纵主体，把玩历史的‘话语嬉戏’，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留下了一条极其相似的、耐人寻味的轨迹”。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属于西方后现代理论，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所体现的诸种特征，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诸种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致性，因之，新历史小说也就成为了研究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新时期命运的一个极好个例，一个典范的文本，可惜，研究者们对此还缺少必要的关注，这是多少有点令人遗憾的。
近期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下）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小说思潮之一，但对此的研究却自1990年代后才真正开始，且并不充分，歧见纷呈。本文试图从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这三个方面，对1993年以来学界对新历史小说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性的评述，以利于增进对这一创作思潮及对其研究状况的认识。
历史真实传统的历史小说强调历史真实及历史本质的真实，并将之作为对历史小说本质上的规定性。新历史小说一方面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一方面重构观念中的历史客体，从而在面对历史时，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根本不同，这自然首先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褒贬评价甚为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