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好啦，我是向你‘求经’呢！我要你以后多多替嫂嫂出谋划策，把树林村的合作社办好，让两千多乡亲们尽快富起来，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啊！”
小叶呵呵笑了，“你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我也正想着为村里出把力呢。其实你的工作能力要比小弟强多啦，你办事细心谨慎，又肯钻研，你工作经验丰富！你说的话，句句让人爱听，大道理也讲得深入浅出，能让人听懂。工作扎扎实实有条有理，以礼待人，以理服人，从不是靠大话、空话压人。”
他转了话题说：“树的追求是栋梁，灯的追求是光亮，而人的追求是事业，事业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兰兰很赞同他的意见，说：“我们需要更高地要求自己，在实践中，在书本里去探索去学习，练就更多的真本领。”
她在学习上、工作上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她认为跟着别人走那些老路子，永远留不下自己的脚印来，创不出新的业绩来。“不怕无作为，只怕不争气”。兰兰虽然年纪还很轻，但她的人生经历是那么不平凡，她出生在日寇侵华的四十年代，三光政策的血腥镇压，当地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加之凶残的匪徒抢劫勒索，整个国土一片凄惨景象。她们全家五口人少吃无穿，父亲地下党的身份暴露，被日寇屠杀示众，苦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母亲乞讨要饭数年。她是家里的老二，少年时就跟哥哥一起走上了革命之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解放了可算盼来了好日子，谁知几年之前又失去了同甘共苦知冷知热的爱人革命伴侣树小枝呢！
她所品尝过的人生悲欢离合和生活苦难，让她明白一个道理，人生的理想必须付诸行动，顽强拼搏，否则就会变成泡沫。
“是呀！”江兰说，“我姐是党在农村的带班人，带领农民去发家致富，而带班人就得有口才，有文化，懂理论，讲道理，要不怎可去教育领导人呢？”
“没错的。”小叶说，“咱们家祖宗三代啦，除去我和江兰，代代紧跟共产党和敬爱的毛主席，为国殉难的就有十余人！”
岳母推门进来，见女婿有说有笑的，就放心了许多。她插话说：“共产党领导农民组织起合作社，要共同富裕起来，农民们再不愁饿肚子啦！你们年轻人跟上好好地享福吧！”
江兰妈妈知道二闺女和女婿今日要回县城，就早早起来做了粉条、炒鸡蛋和山药丝儿，还有细溜溜的莜面鱼鱼等。
全家人正在围着炕桌吃早饭，江国全家人来了，要给江兰和小叶送行。过了一会儿，郝白、周吉、武茂、池玉英、李玉英、润叶还有庆荣，以及村里众多的街坊邻居，都赶来送行。
刘生、刘根见叔叔、姨娘要走，老大拉住叔叔的两手恋恋不舍，老二哭着要跟着去，姥姥连哄带劝才算拉住。
一伙送行者把他俩送到村口，小叶、江兰一边走一边依依不舍地回头挥手告别，走出好远了，小枝朝人群大声喊：“叔叔大伯们，回去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十二
江国、郝白和部分党员找到兰兰，要惩办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江国说：“他们是严重的死灰复燃，向我农业合作社进攻——”苗死草活“就是佐证！因此，我们主张干脆把他们送交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兰兰看了看他们，和颜悦色地说：“慢慢地来，不要过激嘛。”
“对敌人不能姑息迁就！”周吉态度比较强硬地说。
兰兰看了他眼笑了笑没作声，江国接着说：“兰兰好人主义要不得，你好好考虑考虑。”
兰兰有点生气，血液在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她极力抑压，脸儿竟涨红了。她绷着脸，梗着脖子思忖片刻，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请你们还是忍耐着点儿，不要抓他们的历史把柄，因为已作过处理，关于夏锄的那件事儿是属于思想问题的，思想落后的人不属犯法。”
江国打断妹妹的话儿高声说：“阶级敌人搞了‘苗死草活’的破坏活动。”
郝白和几个党员也附和着江国向兰兰强加要求说：“刘书记！如果对阶级敌人不严加处理！我们的合作社怎么去搞，狼碰开门狗也进啦！”
兰兰见他们硬着性子强求批准他们的意见，兰兰还是笑脸儿说：“如果真的狼来了，我给你们打。”她还是解释说：“他们所锄过的苗，我已检查过，杂草虽然留下的不少，然而锄死的禾苗并不多，实属不小心，是消极怠工，绝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有意‘苗死草活’！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去落实问题。应给于他们严厉的批评教育。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就可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对他们采取就地管制生产劳动，限制其人身自由，戴帽子监视，直到改造好，再把他们很快放出来，参加社里的生产劳动。”她稍停了停转了话题：
各社细致地检查一下筑坝、垒堰、起沙等基本工程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窝工现象。
江国没再言语，起身走了。党员们也相继离开，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么复杂呀，没文化真难办呢。”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农历的八月上旬，刚过白露。俗话说山怕白露川怕风（秋风），就是怕霜怕冻。黄土高原上的树林村，因海拔高，春天来得迟，秋天来得早。今年的雨水调匀，社里不仅仅水浇地的玉米丰收，山坡上旱地庄稼长得也那么喜人，粗长的谷穗沉甸甸的压弯了腰，籽粒饱满的莜麦、黍子大穗闪着诱人的光泽。
富贵说：“今年的产量比过去两年都多！”
庆荣说：“今年粮食丰收就‘丰’在武二叔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的‘土地加工’上！”
武富说：“党要我们走集体化，第一年就来了个大丰收，开门红啊！”
杂粮已收割完毕，紧接着就开始了玉米的收割。各个社的男女劳力和辅助劳力全部参加。优良品种的东北“大板牙”，百分之七十的株苗都成熟了两个大棒。十多岁的小学生也跑来参观这人人夸赞的玉米大棒。有孩子捧着一个大棒嚷嚷说：“妈呀！像个小枕头呀！”江国的小儿子一脸神气地说：“这是我姑姑从一万里远的地方买回来的种子呀！”刘生说：“上了化肥它才长大的！”
秋收刚结束，秋打紧接着开始了。打谷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欢声笑语，透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分粮的人们夹着各式各样的口袋，都兴冲冲地向这里聚集。富贵扯着嗓门在喊：“郝三四口人，每人分玉米二百斤，共八百斤！”
那边好像是池玉英主持，也是大嗓门在公布：“武二全家五口人，共分莜麦二百斤没零！”
老奶奶和老爷爷们拄着拐杖也来看红火了：他（她）们瞅见分完粮的社员们乐滋滋地回家，也张着豁牙漏齿的大嘴笑个没够。这样的场景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伙老人“光绪、民国”地盘点着小村的历史，说是想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老奶奶拿起玉茭棒子“啧啧”夸赞；用大拇指和中指量完长度，又量它的粗胖。末了，左瞧右看，自言自语地说：“我活了八十岁啦，没经见过这么大的玉茭棒子！嘿嘿嘿……”
树林村的三个合作社今年的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单干时期的71万斤增到135万5千斤，增产70%；除留去饲料、籽种外，人均口粮400斤，卖给国家40万斤。社员们欢天喜地，这样的好收成，家家户户缸满囤满，众口一词地夸赞合作社，夸赞党的好政策。兰兰问池玉英说：“秋收分配时，原规定土地应抽的粮是否兑现？”
“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请你放心。”
“武二社粮食增产啦，原规定超产部分要奖……”池玉英把奖励的花名递给她，说：“你看看吧。”
“全年的现款收支，粮食分配，全部清理完了。”池玉英说：“明天贴榜公布。”
“那好，明天正好要召开社员大会，地址在学校操场，那儿宽敞。”兰兰说。
“是。我今天下午就去张贴。”池玉英说。
十三
树林村全体社员要隆重庆祝高级社的成立，正好是国庆节的大喜日子。
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东面的群山铺满灿烂的朝霞。碧空如洗，天愈加显得高远。东风微微吹来，树林村好像沐浴在煦暖的春光里。太阳愈升愈高，天气的热力也似乎在增加。只见成群结队的喜鹊从耸入云天的通天杨的枝头上飞到操场的上空翱翔，它们“喳喳”报喜，也像是在歌唱，歌唱树林村社员们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歌唱紧跟共产党迎来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红红绿绿的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操场的大门上高高地插着红艳艳的五星红旗。参加会议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整个操场。社员们个个喜气洋洋地齐声合唱着“共产党好”和“社会主义好”的歌儿。
兰兰、江国、武二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兰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乡亲们！我代表树林村党支部向你们问好！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样由初级合作社迈进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金光大道！”
她说全国有190万个初级合作社已转入高级社，占农业总户数的60%，加上新扩建的直接加入高级社的单干户已经占农业总户数的96%（中国革命史新编）。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将村里的耕地、荒山、森林、小型厂矿、房屋、大牲畜、羊、农具、水井（社员的住房，生活用品，诸如自行车、缝纫机……永远归社员所有）等全部归集体所有。
她说：“从今天起，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各尽所能，评工记分按劳取酬，不劳者不得食。鳏寡孤独全部给予五保（住宿、吃饭、穿衣，医疗、埋葬）。”
她最后说：“原来的村长和初级社的所有干部全部免职。高级社的干部重新通过选举产生。”
散会了。绝大多数的社员们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兴奋之余心里也直嘀咕：初级社办的挺成功，但是高级社会办好吗？毕竟全村几千口人放在一起过呀，不会乱套吧？但话说回来，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只要自己给社里好好地干活，总不会饿肚子的。
庆荣的打油诗已发表在街头那块黑板上：
社会主义阳关路，
大伙共同去致富。
粮食钱物归集体，
按劳取酬讲公道。
众人拾柴火焰高，
幸福生活有出路。
高级社呀大集体，
我举双手来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之后，就要选好社员信得过的领导班子。经过社员的充分酝酿讨论，用无记名的选举方法，选出了兰兰（县委任命，社里全体党员通过）兼任总支书记，刘江国任管委主任，武二任总支副书记，池玉英任会计，富贵任包管，润叶任副主任，严林任治保主任，李玉英任妇联主任，郝白任民兵营长；并选举产生了三个生产队长，成立了支委、管委会，庆荣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宣传员。
兰兰很了解社员们的言行和表现，她分析道：“据我的观察，社员们这几天情绪比较高，高级社的诞生更是一颗定心丸，坚定了他们一心一意要跟着共产党共同致富的信心。农民都”合起来了，现在我们的力量很大，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武二提出的‘冬闲变冬忙’社员都很赞成，积极性很高。我们要抓住时机，办几件大事。
社员们认为没有水浇地，就没有增产粮食的保证。他们说：“增加百亩水浇地，就等于增收了十万斤玉米！每人平均近五百斤！”
高级社诞生以来，兰兰第一次召开了支委七人会议。
武二说：“我建议从七百余名的男劳力中，抽出十分之一专门来搞筑坝；其余的分成三个队，再将每个队分成十个组，组长派党员但任。”
“要动员有条件的妇女，经常参加基本建设，并要坚持下去。”李玉英说，“妇女们与男劳力一样，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要加强社员的思想教育，”池玉英说：“以队为单位定期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在生产劳动中发现好人好事及时表扬，落后的要给予适当批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兰兰说：“关于化肥和玉米优良品种的购买，社里派两个可靠的人尽早出发，还是原来的那两个单位，我已写信联系好了。贷款是非现金结算，手续已办妥啦。”经研究，决定由郝白和严林两人前去。
十四
正要散会时，突然武二的老婆披头散发地跑进来叫武二赶紧回家，说是家里出了事。武二刚走，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猜测他们家的“事儿”。武二心里明白，十有八九是傻儿闯出的事。他老婆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嘟哝着说：“是咱那不成器的儿子搞出的事，把家门从外边上了锁，家里有野男人呢！”
果然没出他的所料，他觉得这件事儿子纯属拆烂污——没法收场，放不行（哑儿不放），就算是放，又是怎么个放法？狗咬刺猬——没法子下口，于是他干脆蹲下身来闭着眼合计，过了好一会，他艰难地说：“尽管……总不该……张扬有用吗？”
武二愣的想法跟他父亲不同，他不认为捉奸好捉放奸难，他更不忌讳啥好听不好听的给人们留下闲话、笑话。他想也没想过，也不愿去想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以为“捉奸”实在是一件用事实说话的“实”事，人们俗话常说：“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哩！把那奸夫已锁在我的家里，不就是“双”吗？他还是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地说：“哑梅是我二愣子的老婆你来睡对吗？我如不把门儿锁起来，你早溜之大吉，没有‘双’村人会相信吗？妈的……”于是他就得意地跑上大街大声地吼叫了起来：
“诸位乡亲们！我，我二愣子今儿捉，捉了奸啦！那奸夫是村里的，人们管他叫二流子苏五！他被我锁在了家里！一对哩！”
不一会儿闻讯的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了。大门外边、院里、堂屋里挤满了人。一些年轻人索性扯开窗纸往里瞧，转回头来低声告诉院里的人说：“哑梅在炕头那儿坐着，她双手捂着脸儿洗鼻子（哭）呢。苏五呢，他面向北在炕沿边坐着，不时地摇动着身子。”
院里看红火热闹的人儿越来越多，比往年村里唱大戏看戏的人还多；院里的人拥来挤去连个插针的缝儿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