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起源
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传授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经验技能的教育活动，但都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而学校的出现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文明发展，例如有能够脱离生产的教师和学生，以及适于集中教学的内容。
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只需一部分人从事生产就可以确保养活更多的人，例如掌握生产知识和技能的老人。古文献记载，氏族养老的场所称为“庠”、“序”，一般位于“米廪”即粮仓附近。不过老人可不是光吃闲饭，他们有教导后代、传授生产经验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职责。“庠”、“序”后来成为古代地方学校的代称，可见中国学校教育最初产生于“养老”。
除此之外，氏族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从事各种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人员，教育就成为培养所需人才的途径。国家形成后，贵族、官员的培养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
书院——独树一帜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树一帜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建立，最早起于五代，后经宋直到清，其间时兴时废，其鼎盛时期为宋。
书院的办学宗旨，从教育本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自由研究学问，讲求修养身心。书院不明确地反对科举，但是它对封建科举并不重视。学生在书院学习后，学有所成，可能取得某种形式的社会“承认”，但没有什么“官衔”或其他类似“身份”。
宋初，著名的书院有6处：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开始，书院大多数为“民办”（即私人设立），有一些是“民办公助”（即私人设立，政府在经济上给予补助），也有一些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
书院在北宋初期比较昌盛，后期趋于衰落。到南宋时，又兴旺起来，当时书院很多，最著名的有4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和象山书院。
南宋的书院有两个特点：一是书院同理学家关系密切，如朱熹在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讲学，张栻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丽泽书院和象山书院分别为吕伯恭和陆九渊的讲学场所；二是有些书院除作为讲学场所外，同时作为纪念某些理学大师的场地，如徽州的紫阳书院和建阳的考亭书院是为了纪念朱熹的，丹徒的濂溪书院是为纪念周敦颐，常州的龟山书院是为纪念杨时。
书院的学术、教育活动，除了由本书院的大师主讲外，有时还开展学术交流，邀请院外社会上的学者来院讲学，如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曾邀请陆九渊去讲学。
明代，书院还有“讲会”活动，即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讲辩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心得，就不同观点展开辩论，如高攀龙和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每月3日讲学时，“远近集者数百人”（《明儒学案》）。
中国古代教育的投入
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自汉以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综观中国教育史，官学的经费开支主要由政府承担，私学则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学费收入一直不是中国古代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中央官学开支历来由“国家财政”负责，不但不收学生学费，还给予学生非常优厚的待遇。太学作为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其太学生享有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无需缴纳学费。明代国子监不但供给监生廪膳，还按季节发给衣服、被褥、冠履；每逢节令，必有赏给；已婚者养其妻室儿女，未婚者赐钱婚聘；监生省亲回籍，赐衣、赐金作为川资。
地方官学由各级地方政府举办，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也多不收取学费。明代地方官学对廪生免除学费，并给予廪膳补助，只对“计划外”的增广生和附生收取很少的学费。地方官学规模颇大，学生众多，又不收取学费，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呢？据史料记载，宋代地方官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有：一是由政府拨给修建学校经费和日常经费，这些经费有中央政府拨给的，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二是建立学田制度，为州县学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证；三是收专项捐税以充学费，如加收酒税；四是社会资助；五是靠其他各种途径，如以房租、刻印书籍等筹措学校经费。
在官学之外，私学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学分为三种类型：义塾、专馆和散馆。义塾又称为义学，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由宗族组织创办，其经费来源有三种途径：一是创办者或其他个人、组织的经费供给；二是学校财产的经营增殖；三是向学生收取费用。前两种渠道是义塾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三种情况间或有之，但对本族穷苦子弟大多进行免费的初级教育。专馆是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设立的一种私塾，经费按人分摊，此多为富裕户所办，以使其子弟就塾。散馆是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家庭单独设塾，招收附近人家的子弟就读，以收学费维持生活，主要进行启蒙初级教育。
图书馆发展史
在我国，关于图书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早已有藏书之举了，只是没有载于典籍。到周代就有了“史”这一官吏来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史记》说，老子就担任过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孔子周游列国，得读120国的宝书。当时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可见一斑。
进入封建时代，中国的图书馆有了一个大发展。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古代的图书遭受了一次大摧残。汉代，汉惠帝取消了禁书的法令。武帝时，下令征求遗书，并设立了国家图书馆，设置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并定出标准本。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继承了这个办法。汉朝的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藏书的地方。公元前26年，汉成帝派陈农到全国各地征求书籍，并令学者刘向等人分别加以整理。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编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之一。
发明造纸之后，抄写书籍的人多了起来。到了七、八世纪，便出现了专门买卖书籍的书店。南朝梁武帝时，仅文德殿藏书就有十万三千一百零六卷。
隋文帝时，秘书监（即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牛弘派人到民间搜求异书，每卷赏绢一匹，抄写完毕，原书归主，如此共抄录书籍三万余卷。唐玄宗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用女子做管理员，在长安抄写了五万一千多卷书，藏在乾元殿。安史之乱，这些书亡散殆尽，唐文宗时，又重行抄写了一次。此外，南北朝以后各代朝廷还曾大量收藏佛经，可惜后来也大都毁于兵燹。
宋太宗建立崇文院，是专门藏书的地方，后来另设书库，叫做秘阁。元朝先设宏文院，后立艺林库，专为收藏书籍之用。
明代的文渊阁也是一个大图书馆。永乐十九年，明成祖定都北京，令将文渊阁藏书各取一部送到北京，共一百柜。这就是我国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刻书事业也发展起来，私人藏书也比以前多了。明代从事刻书的有名人物之一毛晋，私人藏书多达八万四千余册，藏在汲古阁，大部分是宋元刻本。据说四方到这里看书的，“轴轳衔接，二十余里”。明代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是现存的最老的私人图书馆，建于嘉靖末年，在宁波月湖之西。原有藏书七万多卷，清乾隆以后，屡经盗窃，散失甚多。解放后，还存有一万三千多卷，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名的巨大丛书《四库全书》，是按清乾隆的意旨编纂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收著作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另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卷。
在我国，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大约出现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在正式公文上出现“图书馆”这一名词是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折子上。我国现在最大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于清朝末年（1910）年开始筹建，于1912年正式开放。
“师严道尊”——最早关于师道的论述
孔子对教师问题曾有一些论述，例如，他从身已长期从事教学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作为一个教师，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要“学而不厌”，对学生要“诲人不倦”，师生之间应相互启发，相互切磋。
《礼记·学记》篇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教师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凡学之道，严师为准。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就是说，进行教学，选择合格的教师最为要紧。教师学有素养，水平高，他所传授的“道”才会被人尊崇。“道”受到尊崇，人们才会更加重视学习，重视教育。
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学记》指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人“为长”、“为君”之道，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要有系统、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须懂得最基本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要有多方诱导学生学习的本领（能“博喻”）；要善于体察学生的心理（“知其心”）；要善于对诸多事物进行比较、分析（“比物丑类”）；还要善于使自己的教学意图为学生所领会、接受（“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师严道尊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师严道尊思想，一方面对教师规定了很高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向社会提出了尊重教师和尊重知识的要求。
“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这就是说，君王对于臣下，有两种人不作为臣下对待：一是主持祭祀（尸）的人，二是当教师的人。对于这两种人，即使天子召见，他们也不面对天子行跪拜之礼。
幼儿教育思想家——颜之推
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新生儿童的脑重约390克，三岁时达到1011克，七岁时达到1280克，基本上接近成人的脑重量。这说明对学前儿童实施早期教育是具备生理条件的。
我国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公元531—约590年），在当时即认识到学龄前是儿童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主张对儿童及早进行教育。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他写道；“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为进一步说明“早教”的优越性，他以亲身经历为例。“吾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他认为，不仅学习知识应从小实施，而且思想品德的修养和锻炼，也应从小进行。“子生孩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颜氏家训·教子》）意思是说，幼儿会笑会哭时，老师就应对他进行礼义方面的教育。幼儿虽小，但看了大人的眼色，也知道大人是高兴还是生气。这时及早进行管教，让他做就做，让他不做就不做。这样，长大到几岁后，就可以不用鞭打他也懂得走正道了。
相反，如果不及早进行教育，等到长大后，想管教也管教不过来了。“吾见世间无教而有受，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浆（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愤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颜氏家训·教子》）就是说，小儿在年幼时，该管不管，当教不教，任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当批评的，反而表扬，当训斥的，反而嘻笑，这样，当小儿长大后，想管教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已养成了习惯。因此，对小儿实施早期教育非常重要。孔子说，从小进行教养，习惯自然地养成，这话很有道理。俗话说，教导媳妇，要在她初来时进行；教育小儿，须从婴幼时抓起。这话确实很对。
颜之推的早期幼儿教育思想比西方18世纪才产生的早期幼儿教育思想早12个世纪。
春秋战国为何会出现“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在学术文化方面众派争流，百花竞放的时期。据记载，代表这一时期各家学派思想的著作有近百种，历史上用“百家争鸣”来形容这种繁荣局面。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春秋战国的时候，我国处于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业也相当活跃，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都市，成为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地主阶级在一部分国家先后取得政权，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当时的知识文化界，在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下空前活跃起来。
春秋以前，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权力学习文化知识。到了春秋末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阶级地位的变化，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这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面对各种势力的激烈竞争，各诸侯国统治者一方面不惜重金招募贤能之士，寻求治国良策；另一方面，贤能之士也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施展抱负或谋求功名，于是就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古书的合称
三易：《连山》、《归藏》、《周易》。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梦：《南柯记》、《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
五经：《诗》、、《礼》、《易》、《春秋》。
五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石头记》、《金瓶梅》。
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十才子书：《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小史》。
十三经：《易》、、《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古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儒家经典“十三经”
《十三经》是指13部儒家经籍的总称，它的形成经历了从春秋到南宋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孔子删定《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六部书，并把它定为儒学必读的教科书，于是始有“六经”。后《乐经》亡于秦火，变为“五经”。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尊《论语》、《孝经》为“经”，扩大为“七经”。唐代在考试项目中增加了解释《春秋》的《公羊传》与《谷梁传》，于是有了“九经”之说。唐文宗年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周礼》、《仪礼》、《尔雅》12部书都刻于石碑，以求流传弘扬，于是成为“十二经”。宋朝又把《孟子》列为经书，从此儒家经典便成了“十三经”。
我国历史上的十大禁书
《诗经》，儒家经典代表作。先被秦孝公查禁，后又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
《左传》，史书的代表作：先后在先秦、秦、宋、清被查禁。
《孙子兵法》，兵书的代表作。曾在先秦和唐、宋先后三次被查禁。
《春秋元命苞》，纬书代表作。纬是指假托神意解释经典。在西晋、后赵、前秦、北魏、南朝刘宋、萧梁、隋、元、明九个王朝十三次被查禁。
《甘石星经》，天文专著代表作。在西晋、唐、后周、宋、元、明六个王朝十四次被查禁。
《阿弥陀经》，佛经代表作。在北魏、北周被查禁。
《淮南万毕术》，朝阳术数图书代表作。在唐、宋、元共三次被查禁。
《浪史》，又名《巧姻缘》、《浪史奇观》，淫词小说代表作。在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多次被查禁。
《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记闻》，野史代表作。在宋四次被查禁。
《革命书》，在清朝被认为是反对派及有异端思想的代表作而遭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