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乔忠延的散文，无论是用儿时眼光回顾童年岁月，还是以“平静”心态诉说“文革”遭遇，或者从现实走进历史，对故都尧文化进行种种探寻，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可信、朴素亲切，最要紧的就在于作家始终保持了“纯净的心态”，坚守了作家的良知。乔忠延说：散文创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作家的良知……对于现实社会的专职作家，已难有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但是，立德却是不应该忽略的“又说”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学雷锋的热潮中，虽然不能说立德的问题早已解决，但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良知。因之，我的散文作品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渗透了我的这种思想情愫“（《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可见散文尽管题材广泛无忌、写法灵活自由，但”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很重要，都关乎作家的良知，决定着作家”本真“人生的层次与品级。所以说，乔忠延选择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亲历生活，不粉饰，不遮掩，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良知所决定。遗憾的是，在文学已不再神圣、写作也为”谋稻梁“的现实社会，在”散文“多如牛毛、已沦为文化”快餐的当今文坛，像乔忠延这样敢于展示本真人生的已不多见了，这就越发使我们更加珍惜他的选择！
第二，创新服从创美，育世高于一切。
创新是艺术创作堪称“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乔忠延散文的一大特色，如写童年、“文革”的视角与众不同，对故土文化的执意探求别开生面，对“系列散文”的发展贡献良多等等，但这一切都服从于作家最后的艺术追求，即对“美学效应”的追求。乔忠延在回答“你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时说过：“具体到我自己的创作来讲，我更追求美学效应。无庸置疑，文学作品应该有深刻的思想，但是一切深刻都是对今天而言，今天的深刻会成为明天的浅显……这样，即使跨越时空，作品所拥有的深刻思想已不存在，然而作品营造的美学氛围、美好意境却仍然会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因而在创作过程中，美学效应是我追求的永恒目标”。又说：“我以为写书育世是让新的世事更美好……所以，我将努力事之，使我的作品思想美，结构美，语言美，意境美，用一个美的氛围去陶冶美好的心灵！让美好的心灵去播布美好的世界。”（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事实正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尧都土话》。这本评价高、影响大，被誉为作家“最大限度地了解、掌握、运用语言”的“范本”着作，其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即“不仅把散落、掩埋在山野乡村的方言土语发掘整理出来，研究考察了它们的语音语义以及历史沿革，而且把与这些方言土语一起流传的故事传说也一起发掘整理出来”（牛玉秋《土话与文化》）。但这毕竟不是学术专着，为了进一步避免枯燥，增加艺术美感，作者除了将有关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往往又在关节处或引申或调侃，总是在有幽默味的议论中让人会心一笑。如《昵见》一文，开篇即说“昵见，是尧都文化的一片红叶”，这比喻就使人眼前一亮，感到暖烘烘的。接着考察了从《尚书》《左传》到韩愈诗中出现三种不同含义的“昵”字，即“亲宠”“亲切”“亲密”，便这样写道：“在古书的深皱里，我看见昵字露着笑脸，显示着本身的爱意……她和亲形影不离，而亲字总是和母爱融为一体的，昵字里也就透出了母爱的意趣”。按一般出新要求，行文到此完全可以结束了，但作者不，马上又由历史转向现实，写道：“这母爱的意趣却被快节奏生活的城里人遗弃了。仍然操守此道的只有我的乡亲了，一个‘昵见’，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天……昵见，亲切而讨人爱见，爱见就百看不厌。昵见，抵御着一味喊爱的世俗状态，她比爱，爱得更深，却不显山，不露水，这不正是尧都文化的境界么？”你看，这巧妙的一转，诙谐的一叹和无不揶揄的一“点”，既点出了尧文化的现实价值，也因令人会心而大大增强了本文的艺术美感。全书148篇，几乎全都是这样写成的，足以说明在乔忠延的创作中创新只是手段，创美才是最终目标。《尧都土话》的极大成功，也进一步表明以创美促创新，既新且美最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也是“育世”继而传世的根本所在！
第三，向善为善劝善，人品文品一致。
这既是我们认定乔忠延为优秀散文家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也该是乔忠延最值得当今许多作家学习的地方。
从乔忠延的作品中，我们已然能读出真、善、美，读出作家那颗真诚、纯洁、善良的心，文品是“自成高格”的，从他几十年来在从政与创作双重角色不断转换而十分艰难的自述中——“我的工作赐予我苦辣酸甜，颇多感叹。我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投入工作，余下不及百分之五的时间穿插写作，自然无法将这些感慨演绎为能够抒写人间喜剧的小说，只能浓缩成千把字的小散文……在工作中，我按照政令的需要扮演着入时的角色，而只有进入写作那样一种短暂的时空，我才能一任思绪在感情的空旷天地信马由缰，纵横驰骋……”（《散文创作需要纯净的心态——乔忠延回函席扬》），从他临危受命，在已够繁忙的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再兼文物旅游外事局长的经历中——“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我依靠人格的力量凝聚人心、筹款集资，在一年内不仅光复了大火焚毁的广运殿，而且修复了3座宫门，拓开了门前广场，既保护、完善了文物，又使一个荒疏的古迹变为旅游热点”（《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以及从他人对他的介绍中（如刘合心《与尧结缘的人》、师红娟《另一种另类——作家乔忠延印象》都说到乔忠延修尧庙：“没有豪言，没有壮语，仅仅是擦去了泪水，咬紧了牙关，更多的则是奔走，则是呼号，则是躬行……”“知道此事的文友纷纷告诫他，千万别去，那地方要钱没钱，是个烂摊子……他说，要是有钱，谁不会干？要好干，谁都能干，抢着干，还能轮着咱干？又说，既然人民选择了我，说明大家信得过我，我得干！”）我们则更清楚地看到了乔忠延在文里文外都是同一颗赤诚之心在跳动，做人与做文完全一致，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更无丝毫虚假作伪，确乎“谦谦君子”也！因而，“这一个”乔忠延充满自豪的表白，就更使我们对他这位好作家、好公民、好官员倍生敬意——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的收获是丰饶的。那些着作固然是我的收获，但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保持了真心、爱心、民心。我没有因为混迹官场，而使道德沦丧，情操滑坡。我仍然有一颗真心，爱国、爱民，尤其喜欢呵护弱势人群。所以，我始终向善、为善、劝善。向善，是我的人格倾向；为善，是我的行动准则；劝善，则是我创作的目标。（《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生前曾多次寄语全国中青年作家：“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的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再思录·致青年作家》）愿我们的作家都能谨记巴金主席的嘱咐，真诚做人，做到人品与文品一致；愿我们的文坛多多涌现像乔忠延这样“始终向善为善劝善”、用美好作品“让新的世事更美好”的优秀作家吧！
（该文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绍义先生编着的《乔忠延散文探论》一书的总论）
《乡村记忆》：别样的文化 散文 李林荣
乡村，不仅是一片生活意义和地域意义上的自然空间，更是一个能够成就和涵养特定精神、文化的场所。但在对峙和围浸于乡村世界的现代中国都市文明的镜面上，被映照出来的乡村影像和价值底蕴，却仿佛总是魅影重重、陷阱密布，既空洞无物而又危机四伏，充斥着悖反的迷离意味。
一方面，都市文明现实中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种种正反两极的现象和风尚，按照都市文化的流行逻辑演绎，都往往要被归因于乡村，溯源至乡村，定性为乡村文明次生的旁枝、衍化的外围。另一方面，每逢都市文明内部兴起针对自身弊端的反思、批判和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空想之际，同样是乡村，又常常被引以为客观的尺度、绝对的参照，甚至还直接被当作理想家园和梦中幻境，而被热烈地宣扬和思慕。事实上，至少在中国，乡村的天地人文和都市并无质的不同，它们之间形诸文明视镜的一切的显着差异，都来自感受、理解和书写它们的人所取的不同立场和视角。
近则可以入得其中，远则能够超乎其外。
久居晋南尧都故地，而又有着当地城乡双重生活的厚重经验的散文家乔忠延，对于他情思所系、笔触所向的尧都故地这片热土来说，正是这样一位恰当而得力的文化勘探者和文学记录者。作为他二十年执着笔耕这片热土的主要成果的荟萃，散文集《乡村记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不仅细切、多面地呈现出环绕汾河之畔、姑射山麓一带的一方乡土和一段历史，在作者个人的记忆之中，历经层层积淀、反复吟味而得的生动画面和醇厚神韵，并且，也证实了一种明显区别于当今文坛时尚的有风格、有追求的文化散文写作路数的赫然存在。
表面上看，《乡村记忆》整体上取的是笔致上力求清新、简炼，篇章上讲究辐辏和婉曲之美，语体上多以整片叙述来裹挟情思断絮的传统白话散文的章法。在现代白话散文的发端期，这种脱胎自古典散文传统中所谓“言志”或“性灵”一派支流的手法，用在处理乡村题材的篇章中，曾有过让一部分擅着散文的名家高手都未能幸免的清新却失于轻浅、简练却失于简陋、情思迭现却失于矫揉造作的流弊。除去作者个人的因素之外，助成这种流弊的一大外力恐怕还在于时代和文坛的气候，那毕竟是一个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刚刚开始把“乡村”从农家的“田园”、逸士的“山林”这类古老意象的藩篱和怪圈中解放出来，让它与十字街头的人间烟火甚至铁和血的社会争战发生紧密关联的特殊历史时刻。在那样的历史时刻，乡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被文人和文学从容镇静、耐心持久地给予正面审视和深度透视的资格。它只有在偶尔被当作玲珑小巧的盆景，用于装点一下暂得一刻安稳的文人的书斋或心房一角的时候，才能赢得人们专注的观照，而这时，它势必只能显出自己轻浅、简陋和宜于矫情的那一面。
在这点上，可以说《乡村记忆》和它的作者，是幸运的，它们出落在了一个味儿正、面貌纯的乡村，可以在文学园地里被直视和大写的时代。但新时代在敞开文学通往乡村的坦途之时，又把文坛内外的太多诱惑和太多干扰堆积进了文学望乡的视野。在迄今已风行近二十年之久的《文化苦旅》式的“文化散文”大潮中，和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备受瞩目、尔后又狂遭追仿的《一个人的村庄》式的“村庄散文”流习中，两个外观不一但形态却同等簇新、同等丰硕的散文意象——“乡村”，接连萌蘖、相继膨生，并沿着一趋于“宏大叙事”，一趋于“小叙事”的路径，一假力于“学”与“思”的公理，一借道于“诗”与“情”的私意，高高地升腾了起来，闪烁了精神的异彩，散发了心灵的温热。但与此同时，“乡村”这一超级意象，也被打磨得越来越溜光水滑、越来越晶莹剔透，也越来越刻板僵化，越来越严重地流失掉了乡村本有的那种生气灌注而又鱼龙混杂的毛茸茸、刺棱棱的粗糙质感和真实的丰富性。减少了粗糙感，过滤了含混性，固然使“乡村”在文字层面获得了更加光鲜可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的确也更适宜于承载某种完全可以为文人一厢情愿的自我戏剧化情绪所维系的纤巧的精神内涵。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作为一份原本富含内容、系谱完整的文学资源，它留在纸面上的和在纸面上获得的这些，终究远远比不上它被割舍和摒弃的部分更多、更重要和更有内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