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政治，踏入仁途之人所追求者，权力也。官场中的权力，无谋者不可能染指，少谋者会得而复失，惟有善谋之人方能牢牢把握。
权力都是来之不易，或煞费苦心，或生死拼杀，或良机巧遇，或贵人相助，有权岂肯拱手相让？用权之谋，在于善用权威之威，在于善领权威之意，在于深谙领导之术。权之谋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有权而不用。
古往今来，权力更替如生老病死，希冀权力伴随自己终身以至能传于子孙，何其难也！“学得文武技，货卖帝王家。”所有从仕之士都会选择能给予自己更多、更大权力者。故而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也就成了官场上的“正常”现象，并为世人所默认。选对主人，则可大显身手，其大奸若忠，大恶若善，大伪若真而已！选错主人，则可能身首异处，其不谙相人之道也！
1．溜须得当，赚得盆满钵满
和珅，清朝乾隆时的宰相。他任职期间，招权纳贿，中饱私囊，贪污的银子就有8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10年的财政总收入。他把持朝政的20年，成了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和珅生于公元1750年（乾隆十五年），卒于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后来上升为正黄旗。和珅自幼在八旗子弟学校的威安官学上学，19岁承袭了其先祖因军功被授予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满洲官学生员身份被选到宫廷銮仪卫当差。由于他聪明能干，能说会道，长得漂亮，又读过四书五经，很善于用书上的话回答问题，很快获得乾隆皇帝的特别赏识，从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从一个穷生员一步步上升到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步军都统，晋封公爵，掌握了朝中的军、政、财、文大权。
高宗乾隆皇帝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很喜欢读书人，特别对于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人员，更加另眼看待。一次，乾隆帝要外出，仓促间找不到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很生气，就用《论语》上的一句话问：“是谁之过期？”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怎么回答，这时和珅却机灵地将书上对这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作了回答。乾隆见答话的人，长得眉清目秀，仪表俊雅，回答口齿清楚，语言文雅，大加赞赏。乾隆问到他的姓名来历，才知道他是满洲官学生员出身，名叫和珅。
此时，乾隆坐在銮舆内，一边走一边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和珅一一作了回答，“奏对颇能称旨”。乾隆见他很懂礼仪，举止合度，语言得体，更加喜欢。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升为侍卫，凡宫中事务，诸如仪仗队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及膳食等，都由他总管。
和珅虽在官学读过四书五经，但才学并不高，只是由于他聪明机智，博闻善记，通诗通画，并有一套溜须拍马的本领。自从升为侍卫之后，和珅经常在乾隆身边，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都留心观察。由于他“善体圣心”，把乾隆的个性、特点、爱憎，了解得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他几乎都能猜出，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就把要办的事情早准备好了。和珅费尽心机，曲意奉承，从各方面博取乾隆的欢心。因此乾隆对和珅越来越宠信。
十公主是乾隆最小的女儿，乾隆非常疼爱她，常说：“我这个小女儿长得很像我，一定有福气”，“可惜不是男孩，要是男孩我一定立为太子”。十公主性格刚毅，常女扮男装，跟随父亲去打猎。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就特别讨好这位十公主。一次，和珅跟随乾隆和十公主去游圆明园，走到一家由皇商经营的店铺门前，见有一件大红呢夹衣挂在那里。十公主见了，微露喜悦之色。十公主脸上这细微的变化，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可善于察颜观色的和珅却看在眼里，他以高价把这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和珅还以小恩小惠，贿买了乾隆身边的一些太监。这些人虽然没有地位，但他们常在皇帝和皇后的身边，无意间的几句话，会起很大作用。
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和珅25岁。乾隆提拔他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又授他为“户部侍郎”，让他作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这些官都较有实权，特别是税务监督，则是来财的职务，许多官员都明里暗里向他送礼纳贿，和珅乘机大捞一把。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发，乾隆派和珅前去查办。和珅在办案过程中，精明干练，不仅查清了贪赃的事实，而且还查出云南吏治废坏，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乾隆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调和珅回京。就在他回京的路上，升任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回京后，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的盐务、钱法、边防、贸易、外事等问题的现状和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乾隆极为满意。随即又升他为御前大臣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并赐名和珅未成年的儿子为丰绅殷德，招为十公主的驸马。除上述官职外，和珅还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藩院尚书事。至此，和珅在清廷“宠任冠朝列矣”。
点评：
论惨烈情状，官场较之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可谓步步陷阱，步步又是机缘，只要把握得当，任何人都可以在官场大赚一把。“第一贪”和珅的升迁之道对有志于官场生涯者不是没有启迪性？
2．投其所好，以求自保
姚崇本名叫姚元崇，武则天执政时即很器重他。因当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引《旧唐书》卷九十六）。后来玄宗执政时又改回原名，因“元”与开元的年号相同，所以将元字省略，只单名为崇。这样，姚崇还曾有姚元之、姚元崇两名。姚崇是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玄宗即位后，召他讨论政事。他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等十策，均能切中时弊，全被玄宗采纳，深受玄宗信任，授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出任宰相。
姚崇为人精明敏锐，处理政务干练娴熟。每次见玄宗，玄宗都要站起来表示尊重，奏事毕退朝时，玄宗辄临轩目送，其他宰相谁也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告省要职不可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由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新唐书》卷一二四）。可见是他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奠定了开元天宝全面繁荣的政治基础。
开元九年九月丁末日（公元721年9月28日），七十二岁的梁文献公姚崇去世。姚崇一生重实务不信僧道，遗命诸子不准随俗请僧道设醮场追荐冥福。临死之时，又对诸子说：“我为相多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托。我死之后，可在我的灵座前陈设些珍玩等物。张说平生最喜欢珍奇的古玩，等他来吊奠时，如果他对这些珍玩视而不见，不顾而去，就说明他记念前仇，很可忧虑，你们要速归乡里，千万不要恋栈。如果他仔细观赏而有爱慕之意的话，你们可传我的遗命，全部奉送给他，然后就求他作一篇碑铭，以速为妙，越快越好。等他写完，当即抄录一份递呈御览，同时勒石成碑。我预料张说酷爱珍玩，足令其智昏，若非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以后也无法寻机复仇，否则就自相矛盾，你们便可无忧了。”言毕而死。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张说听说姚崇死信，至家吊唁。姚崇子姚彝、姚异等牢记父亲的临终遗言，听说张说已到，马上把珍玩摆列出来。人有所好，在这方面必然敏感，一般人也许真的不注意视而不见了。可张说吊唁后，一眼就看见这些古玩，上前边看边摸，连连赞叹。姚彝当即慷慨说道：“先父曾有遗言，谓同僚中肯作碑文，当将遗珍慨赠，公系当代大手笔，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环结草相报，这些物品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应允，彝等再拜称谢，且请从速。张说当然答应，让姚家晚上派人去取。
张说真不含糊，回家后马上做成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文采很美。刚刚写完，姚府的家人已将珍玩送到。张说即将碑文交付来人带回。姚彝兄弟连忙命人抄录原稿，雇有名石匠镌刻碑文，同时将张说的手稿呈入宫廷御览，玄宗看后也大加赞美，边看边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
再说张说事后果然有些后悔，想到自己当年曾受姚崇排挤，为何替他歌功颂德？便以碑文末尽善尽美的借口想追回原稿，便派人去姚府，去人回报说姚家对张文格外珍重，碑文已将刻完，而且已交呈皇帝御览，不能改易了。至此，张说恍然大悟道：“这都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倒被死姚崇给算计了。”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张说本是个智者，非常聪明，只是略有些贪心，所以才一时心血来潮，为一些珍玩所迷，中了姚崇的计谋。当然，姚崇之事也值得歌颂，张说为之撰写碑文理所应当，与那些拍马谄媚的文字有质的区别。所值得一书的便是姚崇的智略和识人，他比张说大十七岁，资历又老，所以在位时张说扳不倒他。二人曾有过摩擦，张说年轻，急于功利；姚崇老成持重，确实排挤过张说。但张说才华横溢，文笔最佳，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张说被封燕国公，另一人是许国公苏環。姚崇死时，张说五十五岁，正是富于春秋之时，而且张说早就受知于唐玄宗，这些情况姚崇当然知晓。临死之时，留下遗策。一是他欣赏张说的文笔，二是借此堵住张说的嘴，又深知张说酷爱珍玩，略有贪性，才设此计的。果不出所料，完全按照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和结局，不但本人得到一篇文采华艳的碑铭，而且还保住了儿子们的地位和安全。
点评：
姚崇凭着对人物性格的精确分析，抓住张说爱好古玩的特性，在他死后算计了张说，果然料事如神。“利而诱之”，姚崇作为一代名相，确实深谙其中之道。有时为自保，灵活运用一些手腕，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种做法并不为过。只是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分寸、火候一定要把握到位，尽量考虑周全一些。
3．关键时候，一句话即可了事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既需要有忠正廉洁的品格，也需要有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智谋。尤其是在领导平庸、政治尚未腐败透顶的时期更需如此。宋真宗晚年，佞臣丁谓曾权倾一时，就连以智者著称的寇准、李迪等名臣都被他排挤出去。真宗死后，刘太后听政，丁谓更势焰熏天，不可一世，但却被忠正直臣王曾一语参倒，史称快事。那么王曾又用什么招法达此目的的呢？这需要从真宗驾崩前后的情况说起。
丁谓字谓之，一字公言，苏州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与孙何友善，同袖文（袖文，意谓用袖子中装着诗文）谒王禹偶。禹偶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谓之孙、丁”（《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可见他倒是很有才华之人。但他善于逢迎，与著名奸佞王钦若打得火热，迎合真宗，大搞封禅，大建寺观，倡导奢侈之风，于真宗晚年时很得势。当真宗得病之时，他更加得意地表演起来。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真宗突然中风，不能视朝，政事多决于刘皇后。寇准很忧虑，一次借入宫请安之机，向真宗提出丁谓奸邪，不可令掌大权，真宗点头称是。回府后，寇准又密表请太子监国，实际是要裁削刘后的势力。丁谓听说后，觉得这是讨好刘后以求进身的好机会，就运动内侍人告诉刘后。当时真宗病重，刘后听后大为恼怒，立刻独自签发一道圣旨免去寇准的相位，提拔丁谓为同平章事，当了丞相。这样，丁谓用告密之法先挤出寇准，后取而代之当上了丞相。而刘后和丁谓已经结成一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
斗争并未结束。一日真宗对宦官周怀正说要让太子监国，周怀正出宫后找寇准商量，寇准认为刘后、丁谓把持朝政，皇帝病重，事情难办，而且自己已被罢相，无力回天。周怀正则坚决要办，寇准决不参与，并嘱之千万谨慎。其实这是在真宗病重时皇后和太子一党争夺权势的斗争。不久事泄，周怀正被杀。此人是条好汉，决不牵连别人，寇准免于连坐。但形势明朗，刘后掌了实权，丁谓也成了决策人物。寇准则因为曾主张过太子监国而被贬往外地。
不久，真宗病略好，听说寇准已被罢相，心中明白是刘皇后矫诏又不便说破。便下诏说今后除军国大事外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太子年方十一岁，毕竟不能主政，刘皇后和丁谓的权力更大，二人内外相结，形势益危。刘后贪权，丁谓谄媚有权谋，寇准已经被撵出朝廷，与丁谓作斗争只能等待他人了。正在这时，王曾登场。
王曾字孝先，颇有大志清操，微贱时曾咏梅花说：“未须料理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可见其志向不小。且此人忠正刚直而又熟谙世故，很有政治斗争经验。正当朝廷内部斗争激烈之时，他被召回汴京，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之职。几天后，他对朝中的现状已了如指掌，对刘后揽权、丁谓专政之事泰然处之，不发一言，却悄悄去见钱惟演说：“圣躬欠安，太子年幼。太子非中宫（指刘皇后）不得立，中宫不倚太子人心亦不归附。为中宫计，应加恩太子，太子得安，刘氏尚有不安吗？”一句话点破关键，他不言是非，而先令母子一心，实际志在保住太子之位，同时能讨得刘后的欢心。而得到刘后的信任是王曾计除丁谓的最关键一步。王曾不找别人商量此事，专找钱惟演也颇有深意。原来钱惟演很势利，善巴结，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后的哥哥刘美为妻。这样，钱惟演和刘后实际上有了亲属关系，自然要格外亲近和信任。当钱惟演把王曾的话转告刘后时，刘后深信不疑，并对王曾深怀谢意。
在对待丁谓问题上，王曾也小心谨慎，格外恭敬。丁谓奸诈，最怕有人单独进见皇帝或刘后，所以严格控制群臣单独谒见。王曾对这一点早已看破，所以凡有事需进见时都邀丁谓一起去，无论事情大小都这样做，日久天长，丁谓觉得王曾可靠，渐渐放松了对他的防备。王曾则在小心地等待着机会。
事有凑巧，天意仿佛不佑奸人，机会真给王曾等来了。原来真宗病一直未痊，第二年春天死去。丁谓以丞相的身份担当山陵使，即负责治丧事宜。在为真宗修建陵寝当中出了问题。当时雷允恭具体负责修陵之事，他听信司天监的话擅自决定移动了原已勘定的位置，又请示丁谓并入奏了太后，虽属先斩后奏，但也并无大的过失。可是在新移的工地中遇到了麻烦，不但地层情况复杂，乱石甚多，徒费去许多时日，而且最后竟涌出一泓清水，顷刻之间所挖的大坑竟变成了一个小型人工湖，此陵墓彻底作废。这样必然影响葬期，事非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