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法院决定于27日对卢贝进行公审，就卢贝的作证能力进行审议。
27日下午，法庭审议卢贝在国会大厦里纵火过程时，卢贝对此的陈述含混不清。
庭长问卢贝：“你往会议厅西口放了三处火，准备干什么？”
卢贝：“不知道。什么没有想就放了火。”
庭长：“不说放火是‘信号’、‘是革命的烽火’，是为了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吗？”
卢贝沉默不语。
季米特洛夫未经许可，突然站起来说：
“据说卢贝在预审时作了详细供述。可是他在这里却保持沉默，这实在令人费解。”
庭长举起手制止季米特洛夫再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理会庭长的制止，转身质问卢贝：
“你以前是否听说过我的名字？”
卢贝沉默不语。
宾格尔庭长呵斥道：“不许提这个问题！”
季米特洛夫无视庭长的警告，提高嗓门向卢贝喊道：
“哪怕是听到过一次也好，你说！纵火案的真情如何？你说！！”
卢贝仍不作声。
庭长再一次制止季米特洛夫：“你没有提问的权利！”
季米特洛夫并未收敛：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范·德·卢贝。”
庭长问：“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卢贝为什么在这里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他先是肯定，接着又否定，后来又是肯定了再否定，然后，又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卢贝对所提的问题到底理不理解？！”
庭长：“季米特洛夫，不许你对审讯插嘴！审判必须按规则进行！你无视规则，并肆意扰乱审议程序，我驳回你所提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仍然无视这一警告说：
“第三个问题，关于纵火一事，卢贝事前与什么人商量过吗？”
庭长：“你提这样的问题，想干什么？”
季米特洛夫：“我想问的是卢贝事前是否跟人策划过。”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个问题，卢贝为什么采取这样大的活动？又是跟谁干的？”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关于这个问题，卢贝的自述你应该已听说过，他说是单独放火。”
卢贝的沉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是最大的谜。
卢贝为什么沉默寡言？是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英雄？还是有人从中指使，或者利用特殊手段使他不能开口？这一切都是尚待揭开的谜。
9.一个待揭的谜
10月10日，法庭移至柏林，开始了证据审理的第一次公审。
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就当晚的警备情况作了证说：国会大厦二号门六点上锁，五号门在托格勒和凯念两位议员离开国会大厦之后，于晚八点四十分已经锁上。
这个证言十分重要。因为在九点十八分五号门重新打开之前，国会大厦的进出口全都锁上了，除非有万能钥匙，否则是不能从国会大厦里出去的。
拉泰特巡查部长说：当他接到警察布柏特委托从现场经过的国防军战士的报警之前，就从一个民间人士那里接到了火警报告。
庭长：“那个民间人士叫什么名字？”
拉泰特：“……”
庭长：“你接到民间人士的报告马上赶到现场了吗？”
拉泰特：“是的。”
法庭庭长关于第一个报警的“民间人士”是谁的问题，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一问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也是一个揭不开的谜。
一直专心静听审讯的季米特洛夫发现当拉泰特提到不明姓名的民间人士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对此提出疑问。这是疏忽，还是默契？报警人为什么不出来作证？这难道不是当局有意隐瞒吗？
“庭长，我要提个问题。”把柄终于被季米特洛夫抓住了！季米特洛夫指出：“假设是不知姓名的‘民间人士’唆使卢贝纵火后并向警方报告的话，那么欲嫁祸于共产党，就不必非要将国会烧光，而只要轻轻地放上一把火后，便立即将卢贝抓捕起来就行了。因为一去报告，卢贝不是很容易跑掉了吗？”
庭长听了季米特洛夫的推论立即制止：
“不要再讲下去！我已说过多次，此时你没有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还要辩论：“可是庭长……”
“不准你再浪费时间了！”
“请让我把话讲完……”
“不行，禁止你再讲，再不听就要惩处！”
季米特洛夫：“我不是作为被告季米特洛夫讲话，我是要作为律师季米特洛夫讲话。”
庭长宾格尔和其他法官商量后，宣布了惩处季米特洛夫的决定：
“现令其退庭，并加以监禁。”
“这是剥夺我的辩护权！”季米特洛夫在两个警察的押送下走出了法庭。
季米特洛夫终于第一次得出最圆满的结论：卢贝背后还有后台！而这人就是最早报警的“民间人士”！范·德卢贝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浮士德，而唆使浮士德纵火的靡菲斯特——“民间人士”却溜掉了。靡菲斯特的目的并不在于烧掉国会大厦，而是要把卢贝作为纵火狂逮捕起来。
“民间人士”的任务只是在确认卢贝纵火后，向警方及时作出报告。为了嫁祸于共产党，必须要有“证据”逮捕卢贝。而假如那个不明姓名的报警者的任务是要确认卢贝已经带着火种钻进国会大厦并开始放火的话，那么他就应当置身于国会大厦的附近。这样，他就有可能被人看见。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目击国会大厦起火者都没有见到这个最先跑去报警的“民间人士”？
“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季米特洛夫几乎惊叫起来。道理很简单：“民间人士”之所以在现场而又没有人看见过他，是因为国会大厦失火时，他已经离开了现场。
而一个没有在现场看见失火的人所报的火情又是如此的准确，不就因为是事先他已得到了纵火的准确信息吗？而这位第一报警者，不正是唆使卢贝纵火的恶魔靡菲斯特吗？
季米特洛夫兴奋得用两只拳头使劲地敲打囚牢的墙壁。
案情的轮廓终于清楚了！
可是清楚了又怎么样，希特勒早已先声夺人，把他要做的事全部干了。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0.永远解不开的谜
审判庭于10月12日晚间对国会大厦进行了现场检证。
10月13日，法庭传唤纵火的当晚负责守卫五号便门的阿尔贝特·温特出庭作证。
庭长：“被告托格勒和凯念是2月27日晚八点半走出五号便门的吗？”
温特：“是的。”
庭长：“他俩当时是什么样子？”
温特：“两人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包，神情十分紧张。”
庭长：“他俩是最后离开大厦的吗？”
温特：“不，庭长。”
法庭顿时哗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所有审讯的证词中，都是说托格勒和凯念两人最后离开大厦。
季米特洛夫集中精力听着。
庭长：“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人在最后离开？”
温特：“是的！晚上十点多，一个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的人走来，要求放他过去。我一问，知道他是议员，就让他通过了。”
庭长：“记得那个议员是谁吗？”
温特：“不知名字，只知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党（纳粹）的议员。”
法庭内又是一片哗然……这个证词说明怀疑托格勒和凯念是纵火犯的一部分根据已不成立了。
检察官问温特：“你不是对侦查员玛劳斯基说过，托格勒和凯念是晚上十点离开的吗？”
温特：“我没有那么说。因为他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人是在几点，我告诉他是十点。”
庭内一片嘈杂声……
两天后，终于调查清楚，当晚最后一个离开大厦的纳粹议员名叫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
“原来还有第二个靡菲斯特！”季米特洛夫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之所以最先被当做嫌疑犯通缉，是因为有人证言说，他俩是在纵火案发生那天晚上十点钟才从国会大厦出来。而现在，除了托格勒和凯念的涉嫌开始减轻，又冒出了一个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
阿尔普列希特与国会纵火案有联系吗？这又是一个等待揭开的谜。
这个纳粹议员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为什么会在纵火当天最后一个离开国会大厦？他是不是受到元首的指示，或者趁人去楼空之时做了些手脚？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纳粹本来是准备拿最后离开国会的两个德国共产党议员开刀，结果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法庭的否决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希特勒并不关心国会是怎样起火的，他所要做的是借“大火”将德国的第二大党派——德国共产党消灭掉，从而达到德国纳粹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因此，不管谁放的火，都对希特勒有利可图。
11.“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
纵火案中的纵火者是如警方所言的只是卢贝一人呢，还是如季米特洛夫推论的那样是多人作案？结论得等待专门委员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证明。
12月23日上午的证人是专门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埃米尔·约瑟教授。
约瑟教授首先在法庭上就议会厅里发生的火灾情况，向法庭和听众作了报告。约瑟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议会厅的火灾与其他场所相比，火势蔓延快，火灾规模大，不使用燃料是不可能的，而卢贝的炭精棒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燃烧效果的（事实上，在前面的调查中已发现了使用燃料的痕迹）。
季米特洛夫问：“有人作证说范·德·卢贝是在十五分钟内从外面‘侵入’食堂的，然后跑进议会厅，放火后又跑回来向别处放火的。我想问的是，这是否可能？”
庭长：“教授，请你再回答一遍，范·德·卢贝从‘侵入’到被舒克拉诺维支等发现，前后十五分钟内能否向那么多的地方放火？”
约瑟：“关于这一点，我作过反复推论，认为是不可能的。联想到食堂的玻璃是被某种硬东西打碎和卢贝被捕时浑身大汗淋漓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对这次纵火是做了必要的准备的，且不论他是否只是用炭精棒放的火。”
庭长：“你所说的‘必要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约瑟：“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但如果说是一个人纵的火，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
庭长：“那么，你认为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卢贝把引火物点着，在十五分钟内向那么多地方点火是有可能的，是吗？”
约瑟：“这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请您问消防队长。”
约瑟教授的证词否定了纵火只是一个人干的可能。他在证言中指出，这或许是几个人干的，或许是有人事先已向议会厅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个人去点火。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专门委员会对此是不能作出具体回答的。
约瑟教授还作证说：“犯人纵火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整个国会大厦烧掉，而仅仅只是想烧掉议会厅。向其他地方放火，是施用声东击西术，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以延误人们扑灭议会厅里的火的时间。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是几个人同时“侵入”国会大厦同时放火呢？还是卢贝的同伙事先向议会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人去分别点火？
如果是后者，当晚最后离开大厦的人涉嫌的可能性就大了。
究竟属于哪种情况，知情人卢贝在法庭上听人们辩来辩去而始终不谈。当人们反复问他，他都回答说：“是我一个人干的。”
季米特洛夫断然说道：
“……有一次我说到我同意起诉书上的某一点，现在我必须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这个问题：对国会放火是卢贝一个人干的呢？还是他有同谋？……我自己的推论是，卢贝不是一个人单独放火烧国会的。依据专家的意见及所提供的证据，我断定在议会厅放的火是与在饭厅、楼上等处放的火有性质上的差别。议会厅是由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放的火。
虽然在时间上，与卢贝放的火巧合，但是议会厅的火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卢贝从未在法庭上说出实话，现在他依然坚不开口。卢贝确有同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决定其他被告人的命运。是的，卢贝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季米特洛夫、托格勒、波波夫、泰涅夫并不是他的同伙。”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是：议会厅的火是别人放的，卢贝并不知道。当卢贝在食堂、盥洗室和大厅放火时，别的犯人向议会厅撒了燃料后点起了火。这个犯人知道卢贝“侵入”国会大厦放火的时间，而卢贝并不知道这个人已先于他而存在。
但卢贝以外的犯人是怎样逃离现场的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无法从国会的门口逃出的。
“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季米特洛夫在苦苦思索着。
12.戈林在法庭上哑口无言
11月4日进行第三十一次公审时，侦破此案的最高负责人、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亲自出庭作证，使纵火一案的审判达到了最高潮。
在审判之中，季米特洛夫和戈林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激烈的法庭辩论最后，惨败的戈林一派老羞成怒的样子……除希特勒外，戈林是德国当时最有权力的人。
在卫队的护卫下，戈林步入了法庭。
戈林带着藐视一切的笑容，摇着魁梧的身子，走到证人席上。在戈林冗长的控诉词结束后，法庭让季米特洛夫对于戈林的证词进行答辩。
季米特洛夫一开始便反问戈林：“作为内政部长，戈林在2月28日和29日两天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查明火是怎样起的和卢贝是怎样潜入国会的情形。
因为在这以前的一系列调查和审讯中已经确定：起火前夕，卢贝曾在亨尼斯多夫的警察简易旅馆过夜，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季米特洛夫用这种问题来强调自己控诉戈林曾直接操纵纵火案，因为亨尼斯多夫作为警察控制区，可以在那里从警察和与警察有关的人中间去寻找纵火犯的原始踪迹。
季米特洛夫还质问戈林：“2月28日就国会纵火案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说卢贝身上除了带着护照外，还带着荷兰共产党党证。您当时是从何处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老实说，我并没有把审判放在心上。送到我身边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有一份报告说，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这份报告我倒看了。
“因此，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你一定早就搞清楚了。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从我的部下的口袋里掏出一系列有问题的东西。
“假如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有警察，警察会为我侦察一切。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警察会把他们查到的一切东西都全部报告给我。我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季米特洛夫：“是这样吗？部长先生？”
季米特洛夫和戈林经长时间论辩，在季米特洛夫无懈可击的逼问下，戈林只有招架之功，且答词时常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戈林很快失去控制力，他紧握拳头，当着所有的听众向被告季米特洛夫大肆咆哮：
“共产党就是罪犯，就是要把共产党消灭掉！”
当季米特洛夫以严密的逻辑论证驳斥戈林时，戈林高声暴喊：“季米特洛夫，你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个无赖，是一个早该上绞架的流氓！”
季米特洛夫：“好极了！我非常满意部长先生的这种回答！”
戈林不顾自己是部长，到法庭的身份是证人，开口大声斥骂季米特洛夫：“滚出去，骗子！”
季米特洛夫用沉着的、意味深长的语调一字一字地说：
“你害怕我的质问，部长先生！”
戈林：“你是骗子，我不怕你，但是你要小心，你离开这个法庭，还会落到我的手中！等着吧，流氓！”
庭长宣布：“三天之内不准季米特洛夫出庭。把他带出法庭。”
（季米特洛夫被强行拉出法庭）
作为一国之部长的戈林，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理屈词穷，公然蛮横不讲理地辱骂和威吓被告，并把被告撵出法庭，这种场面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全世界的报纸，除了共产党的报纸，许多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都从公正的角度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行动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英国《观察家报》刊文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