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运动一开始，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
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因此，必须以冲锋队为基础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
希特勒比罗姆更清楚，没有陆军将领们的支持，或者他们的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目前他要继续执政，也必须依靠这些将领，因为这些将领手下的军队随时都可以把他赶走。此外，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因为军官团有着它自己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乱哄哄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冲锋队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从今以后，必须使它很有策略地退出舞台。
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1933年夏到第二年6月30日，在这两个既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1934年6月初，希特勒就同罗姆摊了牌。据说这次摊牌持续了近五个小时。那么结果如何呢？
据希特勒自己说，罗姆只是表面上与他达成了谅解，但骨子里却已经在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我”。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也许永远都弄不清楚了。因为与国会纵火案一样，这次事情的所有文件早已奉戈林之命给销毁了。但是还有些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的头子，元首的亲密战友，似乎从来就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
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未解之谜。
在罗姆与希特勒会晤后离开柏林之前，他邀请希特勒在6月30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
但希特勒后来说，他先前已经知道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自己的准备。但是既然情况如此严重，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月初离开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紧要时刻偏偏离开柏林，从而向冲锋队领袖们提供乘他不在的时候夺取国家的控制权的机会呢？
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陆军已经越来越对冲锋队不满了。
希特勒很清楚，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自己和纳粹党政府都将完蛋。因此，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镇压冲锋队，以取悦陆军。
希特勒和希姆莱在一辆汽车上
在关系重大的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依然还在考虑：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呢？
正在这个时候，戈林与希姆莱给总统一份关于冲锋队状况的材料。这份材料使希特勒认为冲锋队头子们要“谋反”，于是，希特勒决定下手了。
6月29日夜，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飞机上，希特勒一言不发，两腮凹陷，眼睛充血。30日凌晨，希特勒一行在慕尼黑机场降落。
此时，在维西小城的汉斯包尔饭馆里，光着上身的罗姆，正在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夜。他对即将来临的杀身之祸全然不知。
前一天晚上，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军官们一起围桌痛饮。他们举杯把盏，还高唱赞歌和进行曲。一阵狂饮之后，这位冲锋队统帅回到自己的房间，还想着他的老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给他打的电话。他从未对元首产生过怀疑，他刚才还在饭店里预定了晚餐，他要为“元首”洗尘，并打算明天与“元首”达成关于解决冲锋队和陆军冲突的决议。
正当罗姆坠入梦乡酣睡时，希特勒在戈培尔陪同下来到内政部。他们和该州纳粹党头目一起拟定了逮捕人员名单。
30日早晨，“元首”来到维西，代号为“长刀之夜”的行动开始了。党卫军先将汉斯巴尔旅馆包围，随后大门被猛然踢开。
党卫军首先闯进的是慕尼黑冲锋队上校施普雷蒂伯爵的房间。施普雷蒂半裸身子，还没起来就被连推带搡地押走。
睡在他隔壁的是西西里亚冲锋队队长海因斯，此时他正光着身子搂着他年轻的司机睡觉，结果这对儿同性恋者被当场抓获。
这些人被押到旅馆外当即被枪毙了。
希特勒单独走到罗姆的房门口，用拳头使劲地捶罗姆的房门，大声嚷道：“开门！罗姆！”这位冲锋队首领光着身子，头发蓬乱，拉开门栓，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望着这群贸然闯进的不速之客。
希特勒对罗姆大发脾气，罗姆想抗议，希特勒越发暴怒，吼叫着：“这猪猡对我不尊重。立即将他逮捕！”
就这样，希特勒和罗姆，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辛患难之后，终于彻底地分手了。罗姆，这个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是生非的一生。
为了表示自己够朋友，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罗姆这么说：“如果要杀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
希特勒当然没有来，来的是两个党卫军，他们对准罗姆开枪。罗姆上身被脱光了，但笔直地站着，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并大声地叫道：“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
罗姆确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他的患难“战友”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
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与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冲锋队队长，排在一个学校操场的一堵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队所组成的行刑队执行枪决。
在这个血腥的周末，遭到清洗的不仅仅有冲锋队队员。6月30日晨，在柏林郊外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这位前总理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十八个月的妻子也当场被杀。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
希特勒7月13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杀，三人“自杀”——总共七十七人。但是，在1957年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
这次被清洗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还有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的内幕情况太多而被杀人灭口的。
比如在1923年镇压过啤酒馆政变的古斯塔夫·卡尔，尽管他此后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最终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
另外一个叫伯思德·施丹佛尔的神父，曾经帮助希特勒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妇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脖子折断，心房中了三颗子弹。
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三个冲锋队员，据说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因为被弄错了名字而冤枉死去的人也值得一提。这个人是慕尼黑一家大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6月30日晚七点多钟，他正在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九岁、八岁和两岁的三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四个党卫队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了。四天后，博士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了回来，同时还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施密德博士误认为是当地一个冲锋队队长，而后者也由另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
被处决、暗杀的这些人中，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谁也不知道。希特勒本人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证据，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消灭异己的鬼把戏，而且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的确，希特勒自己就说道：“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们必然明白，希特勒所说的“国家”其实就是他自己。希特勒的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将一直伴随着他身边的人，直到他们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国家”和“最高法官”。
5.兴登堡总统有没有遗嘱
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终于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了，他活了八十七岁。
三个小时后，根据内阁先前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尽管还需要投票来认可。阿道夫·希特勒已接受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以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基本实现了。
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作为一个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希特勒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都极不光彩。他们只是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遵守的。
兴登堡死后，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老总统的遗嘱。
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式宣布，没有发现总统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下遗嘱。
但是在8月15日，巴本说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
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正好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而在投票前夕，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兴登堡上校还特别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我父亲本人已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遗愿，呼吁德国全体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但是遗嘱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希特勒却没有公开。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时，终于弄清楚了老总统遗嘱的部分真相。
希特勒与戈培尔、布伦堡等参加纪念兴登堡总统的集会
据说，兴登堡的遗嘱是由巴本起草的。在遗嘱中，总统提到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并且还特别提到将总统和总理二职合并是不适宜的。当然，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也说了一些嘉奖纳粹政权有成就的话。
巴本回忆说：“在兴登堡下葬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有没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奥斯卡·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激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
据说，当时小兴登堡并不费力地就找到了这个重要文件，并且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后不禁皱起了眉头。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于是，希特勒把其中嘉许希特勒的那部分文件内容发表了，而另一部分建议由王室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内容给压住了。
这个文件后来下落不明，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估计很可能已被希特勒当即销毁了。
其实，如果当年希特勒大胆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对他也可能没有影响。因为在当时，总统的遗嘱已算不上什么了，法律也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在8月19日，还进行了一次几乎没什么意义的公民投票。在那次投票中，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约三千八百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四百二十五万德国人颇有勇气地投了反对票。
现在，希特勒已经彻底成功了，他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于是，他不可一世地发表了元首文告：
“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这个如同秦始皇般的独裁者此时是多么狂妄！
然而，希特勒终究是个凡人，终究不免一死，无法活到一千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将作为这个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肆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这个民族的灵魂。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如今希特勒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唯他之命是从。
的确可以这么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6.“盖世太保”的秘密
“盖世太保”是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它几乎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它原是戈林1933年4月26日为普鲁士邦设立的，以代替普鲁士邦原来的政治警察IA处。戈林起初打算只把它称为秘密警察处，后来一个不出名的邮局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机构设计一种免费递送的邮票图样，他提议把它叫做“秘密国家警察”，简称GESTAPO，中文音译即为“盖世太保”，从而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先是在德国，后来又在国外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
希特勒与施皮尔
开始时，秘密警察实际上还只不过是戈林用来逮捕和杀害反对政权者的一个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脑后，秘密警察才开始作为党卫队的一支军事力量而扩展起来。在这个态度温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养鸡农民出身的新首脑以及在党卫队保安队处长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都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后来在纳粹党的压力下，秘密警察成了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法院绝对不得干涉它的活动。
希姆莱就曾十分明确地说过：“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导上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