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没有隆美尔参加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间是1944年6月29日晚上九点十五分。隆美尔离开了伯格霍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第二天，隆美尔回到他的指挥部。他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也要服从希特勒的意志。
然而，隆美尔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希特勒是不需要听到反对意见的，一有机会，希特勒便会毫不犹豫地让帝国的元帅死去。
6.密谋者在加速行动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顶撞，立即就显示出了它的严重后果。首先是与隆美尔意见一致的西线总司令伦斯德。
7月1日，希特勒的特使在前往巴黎途中，给伦斯德带去了一枚高级勋章和一封密信，元首在信中对这位陆军元帅的健康表示关切。
年迈的伦斯德立即明白了这份礼遇的含意。7月2日，伦斯德便向希特勒送交了在法国的兵权。
接着，希特勒便派克鲁格接替伦斯德的职务。而隆美尔则满以为将由自己接替总司令的职务。这使得他怏怏不乐。
克鲁格出人意料地接替伦斯德，虽然令隆美尔大为不满，却使得另一些人高兴起来。这时，军队中隐藏着的反对希特勒的那个集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即在未来的推翻希特勒的革命中利用隆美尔的名字，这将在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很大的号召力。斯派达尔——一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向巴黎的同谋建议，甚至可以试图去说服隆美尔。
斯派达尔此时收到了秘密与美国人接头的技术方法。美国人释放了在亚瑟堡俘虏的八名德红十字会护士，允许她们经由战争前线回国，这使纳粹当局感到愕然。斯派达尔认为也许其中一两个人会带着给隆美尔的信回来。斯派达尔的参谋打电话向巴黎请示：“允许我们用无线电向美国人宽宏大量地对待这些护士表示感谢吗？”克鲁格的参谋部直言不讳地禁止这样做：“他们只不过是这一次才遵守了国际法，没有必要为此向他们道谢！”
斯派达尔显然与隆美尔讨论过自己的设想。因为7月3日那天晚饭后，陆军元帅悄悄对海军上将卢格说：“我要让他们借用我的名字。但仅仅是我的名字还不足以揭穿事物的本质。”
第二天一大早，隆美尔冒着纷纷细雨前往鲁昂——他正期待着“巴顿集团军”随时向该地区发动进攻。路上他对卢格说，有必要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停战。问题在于如果隆美尔提出这样的建议，英美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军的全部努力一直是徒劳！”他愤然说道。
卢格温和地反驳他说，1918年情况也是如此，—切似乎毫无希望，但恰恰是全世界对德军的素质表示了巨大的敬仰，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复兴。“今天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信仰，陆军元帅阁下。他们特别尊敬你”。然而隆美尔耸耸肩，他似乎不相信德军还有什么前途。特别是对元首的失望，使他加剧了悲观情绪。而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全部被秘密报告给希特勒。希特勒开始流露出对隆美尔的不信任了——这是个致命的打击。
随后几天，隆美尔一面小心翼翼地试探他属下的指挥官，一面又公开讨论诺曼底的军事行动。隆美尔对军官们说，还存在许多对他们有利的因素。蒙哥马利正在加倍小心地前进，他的师的数量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十三集团军。此外，德军新型的豹式和虎式坦克远比敌军的要强。
“还有，”隆美尔强调说，“我已见到许多奇异的导弹发射场，这表明除了V—1飞弹外，我们还隐藏着更多的导弹。但蒙哥马利拥有充足的物资优势和占有空中优势，”隆美尔继续说，“这就压倒了一切别的有利条件。”因此在隆美尔看来，他们现在能够继续战斗，还能“获取不太苛刻的和平条件”。
很显然，隆美尔由于听到了错误的敌军数量的情报，从而陷入了一种对战局估计过于悲观的状态之中。从他来说，提出和谈是他分析实际情况后得出的切实的正确结论。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异于大逆不道，等于在自掘坟墓。幸而，希特勒没有及时地了解到隆美尔打算与蒙哥马利和谈的情况，不然的话，希特勒就不会等到“7·20”事件后才去收拾他。因为很显然，隆美尔的打算已经足以把他自己送上绞刑架了。
然而，精细的斯派达尔很快就熟悉了隆美尔脑中回荡的这些念头。他在与巴黎的密谋者联系后，便加快了行事的速度。
这时隆美尔的水路运输系统受到了阻碍。
7月8日，隆美尔派身经百战的迪姆将军去调查这件事。当他听到迪姆激烈地批评军需官芬克工作不负责任，而芬克却对他置之不理时，隆美尔不禁“勃然大怒”。当要向芬克的上司、也是自己的上司克鲁格计较这件事时，斯派达尔急匆匆地劝阻隆美尔，要他不要和克鲁格作对。隆美尔不知道，斯派达尔和芬克都是密谋团伙中的中坚人物，派来是专门阻碍他的军事进展，从而达到控制他的目的。
被选定直接刺杀希特勒的刺客施道芬贝格上校在芬克6月23日前往法国时，曾简明扼要地向他做过指示。施道芬贝格严厉地告诉他：“你知道，芬克，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真正有种的陆军元帅了。不管元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吓得拉一裤裆屎，没人敢起来顶他，包括陆军元帅隆美尔在内。”（芬克后来在秘密警察的审讯中承认了这一点）
隆美尔在卡昂战线上度过了7月8日那个星期三的黄昏。他两次走访了装甲群的司令部，先和高斯，后和埃伯巴赫商议，抽出他们的重型大炮重新彻底组建部队，以挡住敌人的突破。将近子夜时分，他才驱车回到城堡，累得已然疲惫不堪。而斯派达尔这一天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在与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斯图尔纳格一起谋划密商。
斯派达尔和斯图尔纳格两人决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争取隆美尔，不然就想法除掉他。他们因此安排了翌日在城堡里隆美尔与斯图尔纳格的副官霍法克的一次会面。霍法克善于雄辩而又显得彬彬有礼，是巴黎的密谋分子中很有才干的一个人。然而，这次会面，却无疑在隆美尔的生涯中立了一块墓碑。
第二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城堡里的气氛十分严肃，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围绕着最高统帅部发来的一道新命令而进行。统帅部要求十三集团军提出一个消灭盟军的诺曼底桥头堡的可行计划。斯派达尔在他最近向统帅部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仍旧坚持说，在英国，敌人尚存“六十多个师”。而当时的真实数字仅仅是十二个师。
斯派达尔的用意在于故意拖延德军的进攻计划，从而可以使隆美尔有较多时间来考虑参与他们密谋的绝密计划。然而斯派达尔绝不敢贸然向元帅提出这件事，他知道隆美尔很注重德意志传统军人的那种精神，弄不好，让他觉得这是卑鄙的伎俩，那一切就都完了。所以，当下午隆美尔独自在作战室研究敌情时，斯派达尔适时地把霍法克中校领了进来，而隆美尔的心思此刻还记挂着前方。斯派达尔有意让霍法克和元帅单独待在一起。隆美尔唐突地问：“说吧，你要告诉我什么？”
于是，与斯图尔纳格的副官决定命运的会谈就这样开始了。
关于隆美尔与霍法克这次谈话的内容当时是保密的，即使是后来出了事，盖世太保审讯霍法克的一些材料也被销毁了。随着当事人的离开人世，这些内容便成为了一个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现在毫无所知。从许多间接材料，我们仍然能探出这次谈话的大体轮廓。据后来审讯斯派达尔的材料得知，霍法克与隆美尔谈了将近半个钟头：时局需要迅速行动，如果希特勒拒绝行动，就对他采取强硬措施。隆美尔说：“我不久就去晋见元首，请求他允许我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会面。我相信蒙哥马利不会因为我俩是老对手而不接见我。然后我要劝告他在英国进行鼓动宣传，让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俄国。”
实际上，这次会谈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误会。霍法克小心谨慎地绝口不提密谋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更没有敢向隆美尔泄露那个隐藏在军内的密谋圈子。而隆美尔则把霍法克当做一个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有识之士，期待他联络其他力量去晋见元首，劝说希特勒改变计划——这一切，无疑是出于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而采取的一项大胆建议——这与密谋分子的目的差距何其远矣！
但是，这位霍法克还是带着一种错觉以为即使自己不说，这位陆军元帅也一定知道了他们的密谋行动，知道并赞成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因此当天下午，霍法克中校兴冲冲地跑回巴黎，凯旋般地冲进他在皇家旅馆的房间，对同谋者福肯豪森男爵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有趣的时光，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什么都对陆军元帅说了。”
霍法克是个罗曼蒂克式的人物，也是一个性急好动的幻想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他每描述一次自己跟隆美尔的约见，就要把成绩的砝码加重。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隆美尔的崇拜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是他对他们这次会见的严重误解。他对他身边的另一个同谋说：“远远比我希望的还要成功。”
霍法克兴奋地说：“隆美尔几乎按捺不住，他要求马上就下手，即使德国内的阴谋失败也在所不惜。”
接着他又向斯图尔纳格汇报：“隆美尔绝对听从我们的支配。”不知不觉的，这位希特勒的忠心耿耿的陆军元帅竟成了那天晚上密谋分子的中心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和谈产生的误解现在带来的严重后果了。更为要命的是，霍法克连自己也在逐渐相信自己显然已过于夸大了的成绩，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这就是霍法克为什么在审讯中一口咬定这些自以为是的事实的原因。这样做产生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即无论隆美尔同意参加密谋，还是拒绝参加密谋，反正对于希特勒来说，他都成了一个反对者——一旦事发，隆美尔必须死去。
第二天早晨，霍法克连忙奔往柏林。米歇尔博士用车子把他送到火车站。霍法克喋喋不休地向他谈着准备在作战会议上暗杀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斯图尔纳格派我前往柏林请求他们火速行动，我已简单地向隆美尔谈过。他完全听从我们的支配，并表示愿意带头和西方国家交涉停战。”
米歇尔有力地点了点头，眼睛盯着前面的公路说：“既要使我们的革命成功，又要做到不分裂整个国家，我们正需要隆美尔这样杰出的人物。”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霍法克曾经跟陆军元帅克鲁格也有过交谈。克鲁格要在两天之后与在瑟堡与美军接触过的几名德军护士交谈。显然，克鲁格也在开辟与敌人接触的渠道。
霍法克于7月11日在柏林见到了他的表兄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上校，把自己在城堡的胜利同样夸张地告诉了他。施道芬贝格年逾四十，敢作敢为，在非洲曾被一颗地雷炸掉一只胳膊，但他坚强地挺了过来，他还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他被选为刺杀希特勒的执行者，因为希特勒把他奉为民族英雄而赐与其参加军事会议的特权。
这样施道芬贝格可以亲自把炸弹带入会场，并安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霍法克接着会见了卡尔·戈台勒市长，文职官员的主谋者之一，告诉他已把隆美尔争取过来了。
7月16日，刺杀行动前四天，施道芬贝格对聚集在一起的密谋者们谈到现在西线的指挥官已经和他们站在一道了。他说：“他们将主动停止敌对状态，并把部队撤至西壁（德国边境），由西方国家与德国向苏联发动联合攻势。”
霍法克还派遣德国空军将军巴尔斯维斯奇去通知在东普鲁士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告诉他西线的陆军元帅已打算投降。
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迫在眉睫。
但古德里安空军中将心里却是有底的：他敌视克鲁格，但对隆美尔在这项行动中所能起的作用持有怀疑。他了解隆美尔这个人，无论他的密谋同伙如何向他炫耀他们争取过来了隆美尔，他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事实”。因此，古德里安将军便悄悄地动身前往元首送给他的乡间别墅去躲风头。他想隔岸观火，静等事态的发展。
7.功败垂成的暗杀行动
这时，在西线城堡指挥部的隆美尔，一直还没有从诺曼底战败的阴郁中解脱出来。这些天来，他老是犹豫不决、徘徊踟蹰，但手头上却又忙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他在1944年3月对希特勒效忠的誓言上签过名，他不可能违背元首的命令。他经常驱车到战场看望指挥官们，却又不愿把德国的未来向他们道破。
美国人向瑟堡以南的半岛展开了攻势。7月11日，他们的大炮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向守卫在性命攸关的圣洛岔路口的德国伞兵轰击，接着又是步兵的大规模进攻。德军拼死抵抗，遭受到了重大伤亡。有些地段的守兵不是被击毙，就是负了伤。那天夜里卢格上将写道：“陆军元帅来到我们中间。斯派达尔走后，他非常严肃地谈到我处的局势。左翼有被突破的危险——我们步兵师即将土崩瓦解。”
而这时候，斯派达尔——隆美尔的参谋长，已经借口前往柏林，开始组织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第二天早餐时，隆美尔漫不经心地说：“不能把作战建立在虚无缥缈的空想之中，要清醒地看到严重的现实。”当天的现实表明，伞兵部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兵力，美国人在阵地上架起高音喇叭大声宣布，马上就要进攻圣洛，敦促伞兵部队放弃阵地，赶快逃跑。
隆美尔尽管意识到自己对元首的效忠宣誓已无法实现，但他却看不到出路。自盟军进攻以来，他损失了九万七千人，包括两千三百六十名军官。可是他仅得到了六千人的支援部队。坦克损失二百五十辆，也只补充了十七辆。现在赶到的步兵师无法抵挡敌人经过空军和炮兵几小时的轰击后发起的集团冲锋。盟军对运输系统的空袭更使得弹药和给养少得可怜。
隆美尔不敢削弱第十五军团防区的防御力量而把精锐部队调往诺曼底，然而抗击美国人进攻的第七军团迫切需要至少两个以上精力充沛的步兵师。卢格海军上将7月12日向隆美尔回答说：“我已被禁止再跟上面的任何人通电话。这事归克鲁格负责。”
当柏林的密谋分子们谋杀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隆美尔却陷在这些作战事务中，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对战争不能自主了。希特勒对最高统帅部的电话称只允许听克鲁格的汇报和意见，而并不是另一位陆军元帅隆美尔。
希特勒这样做，正是想压一压隆美尔日益增长的这种反抗和悲观情绪，因为希特勒对战局也是清楚的。战局的不利，再加上没有隆美尔这样的元帅，第三帝国简直毫无希望地要走向毁灭。希特勒甚至还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委隆美尔以重任。
当天，隆美尔又去指挥作战，斯派达尔又和密谋者悄悄接上了头。在对克鲁格进行日常访问的幌子下，他去巴黎会见了斯图尔纳格，并且得知了有关在刺杀希特勒后同时在政治上发动政变的细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