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尔斯密继续反问道：我不憎恨其他国家的人民，难道就不可能爱我自己的祖国了吗？我不鄙视世界上的其他人，把他们视作懦夫，难道就不可能尽力带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永不气馁的决心来捍卫祖国的法律和自由了吗？可如果不是那样，我必须承认，我情愿选择那个古代哲人的称呼，也就是“世界的公民”，而不要一个英国人、法国人、欧洲人，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称号。
应该说，即便在当时，哥尔斯密的这种观念也还是崭新而明智的。或许有了如此的世界公民意识，哥尔斯密就着手借鉴中国题材写就了一本《世界公民》。事情还得从1760年伦敦的一份报纸说起。
1760年1月12日，伦敦新创刊了一份报纸，叫《公簿》（Public Ledger）。这份报纸大体上注重工商方面的消息，对文学艺术等只是余兴。过了12天，《公簿》报上刊登了一段荷兰阿姆斯特丹某商人写给伦敦某商人的短信，印在报纸末版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信上说，有位中国河南人来到伦敦，他是一个“哲学家”，懂些英语，且为人正直。过了五天，报上登上通信一则，说是那位名叫李安济·阿尔坦基（Lien Chi Altangi）初到伦敦的中国人写给荷兰人的，信中谈了他对伦敦的印象，说伦敦市街空气沉闷，英国号称富裕，实际上很贫乏。过了三天，又登了通信一则，说是那位中国人写给他的北京朋友的。这些通信，报馆记者认为不太重要，都是用小字印出的。但是下次的通信，标上了“第4函”的字样。以后每次通信，改用大字印出，且有醒目的标题，有时竟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可见这些通信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就有这么一个女读者写了封信给报纸编者说：“前天爸爸与几位客人谈起了你们出的报纸。当时，我一听见‘公簿’两个字，也就漠然置之，以为你们的报纸仿照簿记格式，肯定枯燥乏味。哪知出乎意料的是，你们的报纸很合我的胃口。我把报纸从头翻阅，看到不少好东西，尤其是你们的中国人，令我心服。”
这些通信是哥尔斯密写的。《公簿》报连续好几个月刊载他的名作《中国人信札》，共计发表了119封信。1762年，哥尔斯密把这些旧作收集起来并作修订，又增加了4封信，合为123封，印成八开本的两大册，题名《世界公民》。
哥尔斯密早年落魄不堪，自从都柏林的三一大学（这是当时爱尔兰最好的大学）毕业后，东奔西走，生计无着。一个人无聊，溜到法国、荷兰、比利时，身边带上仅有的几个钱，口吹短笛，几乎踏遍欧洲大陆。1756年回到伦敦时，虽近而立之年，却依旧寒酸无比。他先去教书，不成做校工，不成学药业，再不成才学做文人。他给《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写书评，几个月后，老板嫌他懒，他嫌老板小气，于是便另谋他业。写过一篇《欧洲近代文艺》，但封面上没署姓名。他也编过《蜜蜂周报》（TheBee），但没几期即迫停刊。刚巧《公簿》报问世，哥尔斯密以为机会来了，不妨一试。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对报纸而言，因他的《中国人信札》而畅销，而他也没有想到因此大名远扬。
哥尔斯密采用《中国人信札》这种形式，当然并非他的独出心裁。17世纪后期，在欧洲文学中就有一种可以称为“探子文学”（Spy Literature）的文学样式。最早的一部由意大利人写的作品就假托一位土耳其人，用通信来批评法国社会。有人将之由法文译成英文，产生不小影响。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写了一部久负盛名的《波斯人信札》，又有人将之译为英文。受这些作品的影响，英国文学里外国“探子”逐渐多起来了，有红印度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人。1740年左右，伏尔泰的朋友阿尔更侯爵（Marquis d’Argens）攻击天主教，主张思想自由，就陆续出了一本《中国人通信》，英国也有不少译本。直到1757年5月，英国出现了第一本中国人通信，这就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写的《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简称《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 Ho）。他是英王乔治二世时代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幼子。书中沃尔波尔用中国人的口气批评英国的人情风俗，尤其是当时的政党政治，风行一时，半月内连印五版。作品开头就说那些英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们不但与中国人不同，与其他的欧洲人也不一样。在政治上，从前有两党，现在变成了三派。在这里（伦敦），一般人都爱说闲话，不管它的性质如何。要是一个政客、一个部长，或者是一个议员，古怪一些，不把消息告诉人家，人家就要恨他。但是，要是他撒了谎，那就不要紧，人家说他会宣传。前几天，英王把内阁解散，却不等组织新阁就溜到乡下去了。英王没有权柄选择内阁，同我们（指中国人）没有权柄选择皇帝一样。……
沃尔波尔的文章应该说对哥尔斯密有不少影响。最重要的是借了其中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李安济。1754至1755年间，哥尔斯密漫游欧陆，回国之后，又曾有漫游东方的计划，并写信给东印度公司要求录用。后来，东印度公司果然派他做医生助手，他曾经饶有兴致地写信跟人家说起这件事，但是不知何故，最终没有去成。
哥尔斯密曾经说过，送一个人到外国去游历，事关国家体面。这个人，第一要有哲学头脑，通晓人情；第二肚子里要装满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经验，遇事能够应付；第三身体要好，经得起疲乏。当然，哥尔斯密本人具有这三种资格，可惜他的东方游历计划，终究是个梦想，好在《中国人信札》可以聊作慰藉，寄托遐思。
有知识、有教养的文化使者
17、18世纪来中国的英国人多半是些军人、商人、冒险家。这些人与中国接触的范围很有限，仅是中国南方几处，如香港、澳门、广州等，而他们的游记也只是一般的记地形、行程、做生意、海上掠夺等，而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与文化成就，涉及很少。更有甚者，如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安逊及其部属回国后发表的游记，对中国肆意贬斥。1766年2月，《闲游者》（The Rambler）杂志第27号上曾刊载过约翰逊的文章，批评这些商人和冒险家的游记。他说，每个国家，在工艺制造、文艺创作、医药卫生、农田水利、风俗习惯、政治政策等方面，总有其独特之处。一个有用的游历家，应该在这些方面带回一些东西，使本国人民熟悉情况，取长补短，有所借鉴。这就是说，有用的游历家，不是商人、不是冒险家，而应当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文化使者。
《中国人信札》（即《世界公民》）里的主人公河南人李安济，不是军人，不是冒险家，不是商人，而是个哲学家、学者，或“哲学流浪者”。哥尔斯密在第7函里借这位中国哲学家之口说，一个人离家远行，目的在改善自己、改善别人的，那是哲学家，要是盲目地受了好奇心的驱使，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那只是一个流浪者而已。在第107函里又针对游历家说，欧洲人到东方游历，经商和传教是两个主要动机。商人关心的是商品的价格如何，囤积商品的法子怎样；教士则关心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教士如何传教等。哥尔斯密认为这些对一般人来说都没多大用处，因为他们并没有介绍给大家一些有用而有益的知识。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堪此重任去沟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
他应当是具有哲学头脑的人；应当善于从特殊事物中引出一般有用的结论；既不骄傲自满，也不固执拘泥；既不固守一种制度，也不只熟悉一门学问；既不全是植物学家，也不全是古生物学家；他的头脑应当渗透着各式各样的知识，又因为他和人家来往多了，他的举止变得通情达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一个计划应该具有热忱，他有神速的想象力和好动的天性，因为喜爱游历；同时，他有足以支持一切疲劳的体力，也有不易给困难吓倒的心情。
哥尔斯密的中国哲学家形象李安济大体上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第55函里，北京的朋友福洪（Fum Hoam）这样评说李安济的游历，说他只注意欧洲各国的民族精神、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他既没有描写如何从一座建筑物走到另一座建筑，或临摹这个遗迹或那个石塔；也没有叙述花了多少钱买下多少商品，或储备多少器材来准备游览一个蛮荒地区；他谈的只是他自己所见所闻的感想。
在《世界公民》编者前言（Editor’s Preface）里，哥尔斯密介绍了才学高超的李安济，初到伦敦时，留给众人的印象：“他初到伦敦的时候，许多人见他并不愚蠢，心里很愤怒。这样一个生于异国的人，居然也明察聪颖，而且还有些才能，他们感到非常诧异。他们说，真是奇怪，中国人离开欧洲如此之远，也能有这样精密的思想？他们又没有读过我们的书，连我们的文字，他们都不懂，却也能同我们一样讲话推理。原来中国人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人类有高低，不在距离的远近，乃在受教化的深浅……”
接着哥尔斯密以编辑人的身份说，礼仪之邦都是大同小异。在下面每件信札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所有的特点；所用的比喻引证，都是中国的；东方文章的程式没有删改，道德上的教训也都注释明白了。中国人总是简括（concise），李安济也如此；率直（simple），他也如此；幽雅（grace）而言简意赅（sententious），他也如此；同样，中国人常常难解乏味（dull），他也如此。只是他与哥尔斯密一样富于幽默，在中国人当中恐怕是少见的。因此我们说，他受了哥尔斯密的影响；也可以说哥尔斯密受了他的影响。这里还有段故事，说从前有个骑兵同他的马发生一种特殊的交情；通常，那匹马背着骑兵走，但是有时骑兵自己也背着马走。现在这位中国书信家（李）与我这编辑人也很有交情，他即常以东方巍峨卓绝的风格来提拔我，有时我也就加一点通俗的流畅文调去报答他。
哥尔斯密能够在平凡之中找出风趣来，他的那位主人公李安济也是一样。李安济逛了伦敦的好多地方，也说了不少打趣的话。比如他看到男人戴的假发，女人穿的长裙，心里忍不住要笑，尤其是女人的长裙。他说，欧洲人每每笑中国女子的小脚，其实他们女人的长裙不一样可笑吗？她们走路拖着一大幅的东西，进退既不方便，转折更觉费力，好像一只鳄鱼受了刺激，要慢慢地把尾巴掉过来，绕个大大的圈儿。在写给福洪的信上（第3函）又说这里（伦敦）的女子丑得可怕，简直是看也不要看。她们和中国美人没什么相同的；欧洲人美的观念就是与我们不一样。我想到东方美人一双纤巧的金莲，怎会用眼睛看那大足盈尺的女子。我再也忘不了家乡的美人，她们的脸多么润，鼻子多么短，眼睛多么小，嘴唇多么薄，牙齿多么黑（按原文如此：how very black their teeth！），两颊多么莹洁，眉毛多么线细。那种女子在这里恐怕要吓倒人了。而这里的英国女子呢？红颊，巨眼，怪白怪白的牙齿，还有一副男人的大脚，很像真是用了去走路的。……接着又说，这里大部分女子备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为睡觉用的，一副是给人家看的。前者通常为丈夫与家里人装的，后者为客人的欢喜装的。家常面孔是怪难看的，出门面孔略微好些。因为她们常在梳妆室里做成，同大镜、水盒、胭脂盒商议了半天，才决定当日的打扮。
开启人们智慧的中国思想文物
与其他类似的书籍一样，《世界公民》也有一个“框架”：原来，河南人李安济本是个朝廷命官，因性好游历，跟了洋商出关西行，绕道至伦敦，由黑衣人（The Man in Black）等导游各处。朝廷见他擅离职守，下令撤职查办，又把他的家室抄没。唯有他的儿子兴波（Hingpo）侥幸脱险，并得到朝典大臣福洪（Fum Hoam）的养育。但他一心要寻觅父亲，改装逃出中国，先是为沙漠商旅赶骆驼，后被鞑靼人捉去为奴，不久又给贩入波斯。在此遇见一个名叫泽丽丝（Zelis）的天仙般美丽的白人女子，也被贩为奴。波斯酋长逼迫诺丽丝为妾。于是两人密谋，一同逃出，到伏尔加河地方遇到了强盗，不幸又离散了。最后兴波到了伦敦，见到了父亲，提起诺丽斯，非常愁闷。两天后，李安济的那个伦敦朋友铁白斯带了一个侄女进来，不是别人，正是诺丽斯。两个年轻人于是结为夫妻。结婚那天，所有李安济在伦敦结识的朋友都来贺喜。新婚夫妇在伦敦安家立业。而李安济本是世界公民，仍继续他的遨游生涯。
《世界公民》中的123封信，有的是福洪写给李安济的，讲的是中国朝廷的故事；有的是李安济写给儿子兴波的，讲的是安贫乐道一类的话；有的是兴波写给李安济的，讲的是他在波斯的罗曼史；但是多半是李安济写给北京的朋友福洪的，讲的是他在英国伦敦的见闻。全书这么多封信，讲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主要就靠着这个框架来支撑，好比连缀着123颗珠子的一条线。这许许多多的故事当然有趣，不过我们要注重的是其中所展现出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即哥尔斯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他那个理想的中国人李安济关于英国的观察。
哥尔斯密何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我们找不到确切证据。这大概与他在欧洲大陆的游历有点关系，特别是受法国的中国文化热的耳濡目染。1758年8月14日写给他的老同学罗伯特·勃莱恩顿（Robert Bryanton）的信里，哥尔斯密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参照，使用中国人姓名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并说不久将请一个中国人发表谈话，像一个英国人那样。他是否那时就想到要写一部《中国人信札》，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在他的心里已萌生出以虚构的中国人形象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