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是生命”，工作就能使灵魂得救。因而卡莱尔对劳动、工作非常看重。他说：“因为工作里面便有一种垂之久永的高尚之处，甚至神圣之处。一个人尽管如何冥顽不灵，尽管忘记他的崇高使命，只要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这个人便不致没有救药，只有怠惰才会永无希望。……我们这个世界的最新福音则是，认识你的工作，并且努力去做。……试想即使在最卑微的劳动中，只要一个人一旦着手工作，他的整个灵魂将化为一种何等真实的和谐！……劳动就是生命；一旦工作开端得当，一个工作者从他的内心深处是会迸发出他那天赐的力量的，那种全能的上帝所嘘入的超凡入圣的生命精华；从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会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
这就是说，劳动、工作能使人改良向上。他在《黑人问题》（The Nigger Question，1849）中，就把劳动理所当然地看作一种改良作用，如果投资于土地，就能产生专利权。据此，他认为掌握了财产的白人完全有权驱使黑人在“他的”土地上工作。对此，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里说，在帝国主义形态完备的阶段，通过有益的工作兼及基督教的统治以“使本土人文明化”的目标，成了赞成殖民化的最常见的一个论证。因为“劳动只会带来文明”。
让卡莱尔感到愤恨的是，英国贵族（指那些懒惰的贵族）作为英国的统治阶级，但是名不副实。这些人忝居高位，又无法履行其职责。因而他才提倡伟人（英雄）主义。在他看来，所谓“伟人”，就是能够明白上天所赐智慧的本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领导芸芸众生共赴光明前途的英雄。这样，卡莱尔又标举“勤工主义”（勤奋工作）。认为“勤工即宗教”，进而构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43年春出版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可以说是卡莱尔所有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一本。该书尖锐地把英国上层阶级归入“游手好闲者”和“拜金主义者”。前者指拥有特权和地产的贵族，正在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阶级。后者指工业中产阶级。相比之下，卡莱尔更喜欢的是他们而不是“游手好闲者”。
正因为劳动、勤奋工作能带来文明，因而他在《过去与现在》一书里累有痛击英国贵族的言论：“你们这些人身为英国地主，所共同认识的职务，就是在满意地消耗英国的地租，猎杀鹧鸪小鸟，如若有什么贿赂和其他便利时，就盘游于国会里，或做地方法官。我们对如此懒惰颓废的贵族还有什么好说呢。我们对皇天后土，只有悄然惊疑，无话可说而已。这种阶级，有权取得土地中的精华，来享受其优越生活，而又允许毫无工作，以为报效，此乃我们星球上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现象。除非天道已亡，此种人绝对是暂时的例外而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卡莱尔于其他的挽救工作之外，又举中国为例。他说：
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吧。我们的新朋友，那里的皇帝，是三万万人的大祭司，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在那里生活和劳作；他们至今还受上天威严的保护；因此他们肯定有某种“宗教”。事实上，这位皇帝大祭司有着关于上天的律法的宗教信仰；他以宗教般的热情，举行由睿智之士建立达六十代人之久的“三千威仪”（three thousand punctualities）——把他们看做是明白无误的规定，而上天也好像是这么说的，这倒不是完全错的（在我们看来）。这位皇帝祭司倒不太强调什么仪式；最有可能的是，同那些老僧侣一样，他相信“劳作就是崇拜”。他的最为人知的崇拜法令，似乎就是在某一天，当上天刚刚终结死寂黑暗的冬季，再一次用绿芽来唤醒大地母亲的时候，在大地母亲绿色的胸脯上，他严肃地扶着犁把，开出一条醒目的红色犁沟——这象征着中国的犁都将开始犁地，同时就开始作崇拜活动！这是很壮观的。他，在上天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力量鉴照之下，扶着犁把，踩着那醒目的红色犁沟，说着，祈祷着，用无声的象征，表达许多最雄辩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每当立春之日，天子照例亲耕，以重农事，而这正是卡莱尔所一再颂扬的勤工的伟人英雄。西方传教士对此亦有记载，如1727年12月15日耶稣会士龚当信神父在广州写给另一个神父的信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的治国箴言是，皇帝应该耕田，皇后应该织布。皇帝亲自为男子作表率，让所有的臣民都不得轻视农业生产。皇后为妇女们作表率，教她们最普通的手工劳动。吃、穿是生活中两大需要。中国人说如果男人勤于耕田，全家就有饭吃，如果女人勤于织布，全家就有衣穿。中国古代开国皇帝都遵循这个习俗亲自耕作，大部分的后继者也仿效他们。春耕仪式，不仅在于皇帝以身作则，激发百姓耕地的热情，还具有另一层含义，皇上像一个伟大的神长，亲自献祭，请求上帝（chang-ti）给他的百姓一个丰收年景。为亲自准备牺牲祭天，皇帝预先连续三天不进食。受命陪同皇帝耕作的人，也应该三天不进食。皇上播五谷：大米、小米、小麦、大豆和高粱，这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食粮。信里还详细描述了雍正皇帝主持的春耕仪式。
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说过有两种人，最让他心折。一是像农夫那样的劳力者；一为智者那样的劳心者。相比之下他又更倾心于后者。在卡莱尔的书中，所谓伟人、智者、英雄、领袖、先知等，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他说我们所见闻的有行之宇宙，为无形天道的外在表现。人生的最高责任，则在于效法天道，在于使上天的无形意旨通过我们勤奋的工作展现出来，这就是“勤工即宗教”的意思。中国皇帝在卡莱尔眼中，可以说是一个同时能兼有劳力者和劳心者的人。他认为，这才是一个尽职的统治者，是真正的伟人、真正的英雄，而那些惰废旷职的英国贵族则无法与之相比。
正因为中国的文人当政如此开明，中国皇帝如此勤劳，“他以真正的热情，尽其所能，永无止息地从众多的百姓中寻找并筛选最聪明的人”，所以卡莱尔极力褒扬中国政治的成功，以此反证欧洲政治的失败。他说：“他们（指中国人）不像其他几百万人一样，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相互之间令人恐惧的战争。”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皇帝必然要对各派宗教表示宽容心态。比之欧洲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祸患，中国此点尤其令西人称羡，卡莱尔也不例外。他说：
我们的朋友，祭司皇帝，轻蔑而又高兴的允许佛教徒、佛教僧侣……按照自愿原则建庙宇；用歌唱、纸灯、混乱刺耳的喧闹的方式来崇拜；使黑夜令人恐惧；因为佛教徒们从中得到享受。他既轻视，又高兴。他是一个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的大祭司！他还是地球上的一个统治者或教士，他作了一个独特的、系统的尝试，想获得我们称之为一切宗教的最终结果，“实际的英雄崇拜”。
卡莱尔将之归功于能使贤智在位的考试制度，及帝国对人民迷信的不加干涉，进而使其贫瘠的精神生活得以调节，因而安居乐业，无待求助于战争，以发泄其暴戾愤郁之气，这一方面反映出卡莱尔能够理会我国古代政治的意义，同时又再一次展现出他以理想的眼光看中国。因为虽然有通过科举选士出来的名卿贤相，但他所称颂的那种圣王，实际上寥寥无几。
卡莱尔主张那些人伦领袖和社会统治者必须要有高尚纯洁的灵魂，继而才会有深地优越的智慧。为此，卡莱尔斥责当时的英国贵族为假领袖假统治者，因为他们一贯沉溺于物质享受，灵魂丧失，智慧亦无从获得。可是那些主张功利主义的自由派，正想从贵族手中攫取政权，误认为政治问题只是一个物质问题，因此标举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个信条。这一信条在他看来，与人生真谛毫不相干。他曾目睹当时数十万平民，颠沛流离，冤深无告，甚而出现父母毒死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以获取政府之丧葬费而苟延残喘的惨状。他将人民之遭殃归咎于那些假领袖之得志，予以针砭痛斥，反响巨大。对于卡莱尔这些思想的影响，梅光迪说：“始则先生以伟人主义著声，保守派误信伟人主义，即贵族主义，欲引为同调。又其伟人主义，为不满于现状之革命主义，自由派亦欲奉之为党魁。其于《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为平民呼吁，‘工作须得相当之报酬’，为其解决劳工问题之唯一原则。又言劳工须有组织，以求公平之待遇。故劳工运动者，又皆受此书之感化，而有目先生为社会主义者。实则先生皆非其俦也。嗣后貌似先生之说者繁兴，超人主义及最近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尽破宗教道德之大防，复驱人群于弱肉强食之猛兽世界，论者竟有混先生之说为一谈者，更谬以千里矣。”卡莱尔的真正意思，在于彻底改革人类，以涤荡其灵魂，使之归于高尚纯洁之境，而后才能有领袖可言。乃本于基督圣经之教义，不经意中，与我国修身治平之大道，倒颇有暗合之处。
在卡莱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中，与孔子的心通神契尤值一提。他偏重实际，尤其不愿谈来世及灵魂不灭之说，爱引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理性态度来自勉。他晚年的时候，关于来世之有无的争论，众说纷纭。有一份杂志请他撰文参加讨论，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对死亡与来世，毫无所知，必须置之不谈”。有一次他与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论近代科学家侈谈人生以外之事，比之于孔子问童子。相传有一个童子，问孔子天空里有多少星辰，孔子答以不知；又问人头上的毛发有多少，孔子答以不知，而且也不想知道。这则故事可能是后人伪托。卡莱尔虽然受到德国哲学的陶冶，但不太喜欢它的玄想，虽笃信宗教，却不愿谈及来世，这与孔儒多有默契。
卡莱尔不仅赞誉中国的古代文化，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也深表关切，尤其不满于英国在华的所作所为。1857年，英军攻陷广州，翌年掳总督叶名琛以去。卡莱尔与朋友谈及此事时，对英帝国侵入中国痛心疾首，态度极为严肃地称英国当局误国，竟向人类三分之一开战。他对戈登（C.G.Gorden，1833～1885）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也表示反对。1862年，有一个英国少校将至上海，招练水军，以供李鸿章驱遣，而被卡莱尔斥责为海盗。由此可见，卡莱尔对于19世纪英国的侵略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卡莱尔如此为中国伸张正义，令人钦佩。他之了解中国，也得益于与之交游的数名“中国通”。如后来曾为英国驻华代办的密得福（Mitford），以及曾著有《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的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后者这本书多袒护太平军，对卡莱尔的相关看法多有影响。
5.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笔下的梦魇中国
英国文学史上吸食鸦片者并不在少数，但以自白的形式坦陈于众的作家唯有19世纪散文名家德·昆西。在他笔下，我们既看到了鸦片给吸食者带来的莫大乐趣，也深刻感受到了鸦片带给人们的无穷痛苦。这种痛苦有时是由一些稀奇古怪可怕的噩梦构成的，而这噩梦的来源却是东方和东方人。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他宁愿同疯子或野兽待在一起，也不愿在中国生活。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无生命力的国度，中国人是非常低能的民族，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因此他也成为19世纪英国为数不多的贬华派作家。
鸦片掌握着天堂的钥匙
1804年，20岁的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就读于牛津渥斯特学院。这年秋天，德·昆西到了伦敦。关于接触鸦片的起因，他自己说：在幼年，我已习惯于用冷水洗头，每天至少一次。突然患了牙痛病，我就把它归咎于这种习惯的偶然中断所引起的反常，从床上跳下来，把头泡在一盆冷水里，并湿着头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头部和面部都感到十分令人痛苦的风湿疼。一个阴雨而单调乏味的周日下午，为了逃避痛苦，德·昆西出门上了街，偶然碰到学院里的一个熟人。就在这位同学的建议下，他从伦敦牛津街一位药剂师那里买来鸦片治牙痛和神经痛。德·昆西从来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服用鸦片的经历：
过了一小时，哦，天哪！发生了什么样的急剧反应啊！我内在的精神从它的最底层一下提高到何等程度啊！我的内部世界有了一种多么神妙的启示啊！我的已经消失了的病痛在我眼里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区区小事。这种消极的效用已淹没……在这样突然启示的神圣享受的深渊里。这里是医治人类的一切苦恼的万宝灵丹；这里是哲学家们争论了许多世纪而突然发现的幸福的奥妙所在……
从此鸦片成为德·昆西生活的新追求。在他看来，与酒相比，鸦片不会扰乱人的智力，而为人们带来最完美的秩序、法规与和谐；鸦片不会剥夺一个人的镇静，只会使其大为增强；鸦片也不会搅乱、模糊饮者的判断能力，却会给全部官能（积极的或消极的）以安静和平衡。伴随鸦片而来的比较温和的感情的扩张，绝不是那种高烧引起的发作，而是一种健康的恢复，恢复到心智在消除病痛的刺激之后就会自然出现的那种状态。
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看法，比如吸食鸦片产生精神兴奋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同样程度的意志消沉，还有说鸦片自然的，甚至直接的后果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愚钝和呆滞。德·昆西均以其亲身体会加以驳斥：“在我稍有间隙地服用鸦片的十年期间，在我允许自己享用这种奢侈品的那一天之后的一整天，我总是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哦！公平的微妙的强大的鸦片啊！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心灵，你一视同仁，你为那些永远医治不好的创伤和“那诱使精神反叛”的苦闷带来了减轻痛苦的香脂。雄辩的鸦片啊！……你就在黑暗的中心，运用头脑幻想的心像建造了城市和庙宇……其富丽堂皇的程度超过了巴比伦和希卡托皮罗斯；“从杂乱无章的睡梦中”把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和亡故的家庭成员的面孔，在洗净了“坟墓的不光彩”之后，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这一切礼物赠给人，只有你才掌握着天堂的钥匙，哦！公平的微妙的强大的鸦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