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士兵的恐惧和伤亡难以避免，甚至还能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那些同样深受战争荼毒的难民，则是无辜的。他们无家可归、无所适从，“携带恐怖像怀着一个钱包，又畏惧地平线仿佛它是一门炮……他们紧紧拥聚在这新的灾祸中，像刚入学的儿童，轮流地哭叫；因为空间有些规则他们学不会，时间讲的语言他们也掌握不了。”（第20首）这是战争中最值得同情的一群，与普通士兵一样，“‘丧失’是他们的影子和妻子，‘焦虑’像一个大饭店接待他们，而‘自由’则在每家每棵树上为敌。”在奥顿看来，“这些人行走世间，自知已经失败。”进而感叹“人的一生从没有彻底完成过。”（第21首）
诗人“思念着古代的南方，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时代，本能的平衡，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梦想着参加未来的光荣舞会。”（第27首）并对人类寄予希望，想望有一天“我们能遵从正义的清楚的教导，从而在它的激扬、亲切而节制的荫护下，人的一切理智能欢跃和通行无阻。”至于人类能否逃脱战争的阴影，走出错误的选择，不再因为“失败而哀叹已丧失的年代”，诗人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然而只要希望不失，梦想犹在，就能重归昔日的乐园，不再继续做“错误”的学徒。这既是奥顿对中日战争的期望，也是对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企求。
4.南岳秋风佳胜处——寻觅剑桥诗人燕卜荪
英国现代杰出诗人、评论家威廉·燕卜荪，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他被东方文化所吸引，先在日本任教，后经恩师瑞恰慈举荐来到北大，由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从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到北京，燕卜荪和他的同事与学生们一道在中国的大地上颠沛流离，播撒学问的种子，成为中英文化学术交流的使者。他用诗人的眼光来关注旧中国灾难深重的现实，用文人的浪漫来应对琐碎的生活，用渊博的新知识来开启如饥似渴的学子们尘封的心灵，怀抱希望的种子为中国的抗战助威呐喊。作为著名的学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心智上的新事物、追求超越，保持思想上的新锐；同时他又拥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特殊的敏感和奇异的想象力，因为还拥有着诗人的天赋。如今读读当年那些授业弟子们的回忆文章，就会明白他赢得了中国学界多少人的赞誉。他的诗作与批评理论曾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他诗篇里的中国经验日久弥新，我们眼前仿佛又重现了南岳秋风佳胜处的那个剑桥诗人。
中国每个地方都好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被认为是著名评论家瑞恰慈最有天资，最有影响的学生，可是当他19岁进入剑桥大学时，主修的是数学，还于两年后获得学位考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后才突然改攻文学，完成了其成名作《复议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于1930年问世，至今仍是英美各大学研究文学的学生的必读教材。瑞恰慈对自己的高足大加赞赏。在一段介绍燕卜荪的文字中，瑞恰慈写到：“他读过的英国文学作品比我还要多，而且读得更好，又是新近读的。这样，我们各自充任的角色不久就有颠倒过来的危险……我认为从这以后，没有任何文学批评可能有过如此持久而重大地影响了。如果你马上读它一大段，你就会感到自己是得了流行性感冒，不舒畅；可是你仔细地读它一小段，你的阅读习惯可能会改变了——我相信会变得更好了。”由于瑞恰慈的鼎力举荐，剑桥大学给燕卜荪一笔奖学金让他继续深造。次年，正当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时，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荪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下令取消他获得奖学金的资格。此事令瑞恰慈极为震怒，但抗议无效。瑞恰慈只能劝他到远东来，到他曾经短期任教的东京文理大学。燕卜荪在东京整整四年，1934年才回英国。远东之行，不仅让他避过风头，而且使他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佛教比基督教强的地方，是它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留下的神祭牺牲狂热。于是他在东京期间准备写作一本关于东方的书《佛的面貌》（The Faces of Buddha），计划于1937年完成，只可惜此书书稿在战时失落。但我们从他1936年作的一次同题讲演里可以略知一二：“当然，在每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里，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佛的典型形象就变得符合习俗了，很可能显得踌躇满志；而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佛。佛一传到中国，他就被赋予几分社会上层人物那种文雅讥讽的神态。中国人渐渐把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描绘成宫廷贵妇人的时装图样，这就严重走样失真了。”燕卜荪在此注意到了佛像在中国经历的演变，而对印度、中国、日本三国的佛的面貌进行比较。他能够站在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空谈玄理，而是通过仔细观察不同的佛的面貌来领悟佛性。这对澄清一般西方人对佛的面貌的错误认识，有一定作用。他的意思是，典型的宗教人物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一种反映，他进而认为中国的佛像体现了“普济众生”和“民主精神”。
他在东京任教几年后，后来又由恩师瑞恰慈的举荐，来到北京大学。时逢抗战爆发，青年诗人来到了距长沙不远的南岳衡山，就聘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当年就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英国诗、三四年级英文课。当时，图书资料奇缺，燕卜荪整段背诵《奥赛罗》并写在黑板上，给大家念，再逐一讲解。在“英国诗”班上，他默写出乔叟和斯宾塞的诗歌。后来学校奉命迁移云南，他到南洋游历一番后于1938年4月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蒙自分校授课。半年后，文法学院搬到昆明，燕卜荪跟着长途跋涉，讲授《堂·吉诃德》。
燕卜荪后来回忆说，如此的流亡大学，可能西方人认为不够大学水准。相反，用他的实地观察说明，理论物理教授的学术水准很先进，农学院收集研究了二千种小麦，最沉重难搬的工学院，设备都比香港大学强。“纯科学研究”也很受重视，到云南后，社会人类学者反而兴高采烈。燕卜荪问道：“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全部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完全合并成一个学校，而不争不吵？”西南联大二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顽强敬业精神，给燕卜荪留下深刻印象。
1939年夏，燕卜荪回国，但并没有忘记中国，他自1942年起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中国问题节目主编。战后的1947年，燕卜荪带着妻子，年轻的雕刻家海妲·克劳斯，以及两个儿子，举家重回北平。在中国，孩子们坚持上地方小学，几年后小儿子雅可只会汉语，却不会英语了。
在北平期间，燕卜荪同样关注中国人民的民主解放事业。北平进步学生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不久，北平当局也动员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学生，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来了个反游行。他们动用大批军警包围沙滩的北京大学，不许任何人进出，以便能挑动游行队伍对着北大红楼喊反动口号，扔砖头石块。其时，住在沙滩旁边一处小院子里的诗人，正和他指导的研究生金讨论问题，忽然听到外边人声嘈杂，就和他夫人及学生一起出来，发现大街已经封锁，周围有大批国民党军警，枪口对着街旁的群众，不许任何人接近反动的游行队伍或进入北大校园。面对这样一个相当恐怖的场面，燕卜荪眼里露出了愤怒的神色，简单地对二人说一声“咱们进去”，就对着枪口，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走了进去，那些国民党官兵看见这么一个小小的三人队伍直闯他们的封锁线，尤其是看到带头的是个大胡子外国人，不由自主地让开了一条路。进入北大校园之后，燕卜荪也并未做出多少姿态，只是在红楼后面“民主广场”上的人群中间和认识的师生议论了情况，表示了关心和愤慨，又到红楼看了被砸破的玻璃窗，但这样的举动无疑使他那朴质的形象和凝聚的目光，更深深地印进了北大师生的心中。
北平解放前后，许多外国人纷纷离开北平，燕卜荪和他的夫人却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同情和关怀。与学生一道赶到前门去欢迎举行入城式的解放军，对解放军热烈鼓掌欢呼。抗美援朝时期燕氏夫妇还在中国，燕卜荪夫人还精心雕刻了一套布袋木偶，夫妇合作，编成一出表现世界人民联合抗击帝国主义的戏，配上由金录制的汉语配音，到处去演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燕卜荪夫妇在中国以这种行动支持世界和平事业，其情其怀可想而知。确实，燕卜荪不愿意离开中国，因为他曾深情地说过：“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可是到1952年，鉴于中方不愿意续签合同，他才很不情愿地返回英伦。
燕卜荪回到了英国，1953年后在谢菲尔德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系主任，直到1971年退休。
有些印象不是岁月和境遇所能抹掉的燕卜荪同中国有缘，他也非常珍惜这样的中国经历，当然这更令他当年的那些弟子们终身难忘。往事如烟，而“回忆好像一支珍贵而温暖的芦苇笛，它时常给我弹奏着那些往日的欢娱和惆怅；时常发出记忆和联想亲切的乐音，在年岁的笛孔里流过一朵朵时光的泡沫……”（赵瑞蕻语）。如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那些深情回忆，眼前无不闪现出一个醉于酒，醉于诗，醉于书，醉于生命的梦幻的剑桥诗人形象。
早在1943年4月，赵瑞蕻就写过一篇《回忆剑桥诗人燕卜荪先生》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一家纯文艺月刊《时与潮文艺》（1943年第2期）上，文章主要回忆了燕卜荪先生的教学风格、诗人情怀及趣闻轶事。赵瑞蕻回忆着他们联大外文系学生挤满在一间幽暗的茅草教室里，第一次听燕卜荪先生的开台戏“莎士比亚课”的情形：“上课铃摇了，一根红彤彤的鼻子，带着外面的雨意，突然闯进半掩的门里了。我们都伸着脖子向他凝望：诗人到底跟一般人不同，有的是浓烈的诗味。修长的个子，头发是乱蓬蓬的。衣服还是那一身灰棕色的西装。敞亮的脑门显示了丰富的智慧，他现出一种严肃而幽默的表情。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不停地在眼镜的光圈内频频流转……”。
燕卜荪的记忆力之强和他对于祖国文学遗产的熟悉，让联大学子们钦佩不已，使大家感动的还有他那认真的教学态度。他躲在楼上一间屋子里，那么认真辛苦地把莎翁名剧和其他要讲的东西统统凭记忆在打字机上打出来。
联大文法学院当时设在云南蒙自，那是个古风犹存，带有些牧歌情调的小城镇，诗人徜徉其中，意态甚惬，住进了蒙自海关内一间十分僻静的房子。有一天他对学生们说：“我最喜欢这扇意大利式的格子窗和窗子以外的风光。你看，我坐在窗旁，便可以看风的吹拂，云的飞扬，和树木的摇曳……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蒙自这地方给我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非常浪漫蒂克！——我觉得自由，我觉得舒畅！——喔，喔，抽根烟吧，坐下来随便聊天吧……”
生活中的燕卜荪很有雅趣。一次他雅兴大发，到郊区一条小河中游泳，脱光衣服放在岸边，被小偷顺手拿走，落难公子只得向路人求助，幸好一学生散步至此，燕卜荪方才挽回点脸面，悻悻然打道回府。
燕卜荪在联大教了两年多的书，他经常穿着那身灰棕色的西装和一双破旧的皮靴。每当雨季来了，诗人便常撑着一把油纸伞，挤在一群丁当作响的驼马队间行走；泥泞的街道和淅沥的雨声似乎更添了诗人的乐趣。一块块污泥巴沾满了他的西装裤，裤管绉卷起来好像暴风雨过后撤了绳索的风帆，他毫不在乎，也不换洗，天气晴朗时，照旧穿来上课。其实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并非全然由于那些离奇古怪的行径，抑或所谓的浪漫情调，而是具有严肃又炽热的襟怀，正直地生活着，精诚地探询人间和自然的真谛。而且，一个真实的诗人必须植根在真实的生命的泥土里，才能写出充满活力和独创性的诗篇。
王佐良先生《怀燕卜荪先生》（1980）生动地描述了燕卜荪在长沙和昆明等地教学和生活的情景。燕卜荪工作时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平平常常，勤勤恳恳。他与学生们一起爬山游泳、喝酒饮茶，聊天背诗，读诗写诗。王佐良眼里的燕卜荪风范：是个奇才，有着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英国大学的最好产物，然而没有学院气。讲课不是他的长处，他不是演说家，也不是演员，羞涩得不敢正眼看学生，只是一个劲儿往黑板上写——据说他教过的日本学生就是要他把什么话都写出来。
金心目中的燕卜荪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来自西洋而又没有“洋鬼子”的气味。他不辞辛苦地和抗战初期从北平、天津南下的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一同跋山涉水，在湖南衡山南岳的临时大学凭着记忆教授莎士比亚和其他名家，奇迹似的使当时苦于没有书读的学生照样能吸收英国文学的精华；他在蒙自生活潇洒不拘形迹，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名士，但是更善于引用英国文学中有利于革命的内容，加以积极的分析，以此直接支持我们当时仍非常艰苦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一次会上，燕卜荪背诵和讲解了弥尔顿的《失乐园》，其中一段表现撒旦敢于反抗“上帝”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