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张权与莫桂新：“重庆婚床”寻觅记
1
我的一个朋友在山东任教，他儿子近日新婚，年轻人想要沿长江旅行结婚，选中的第一城市就是重庆。朋友委托我当向导，带他俩到最富于山城特色的去处观光。这是义不容辞的，我满口答应了下来。
过了两天，估计那俩名叫季成和罗虹的年轻情侣已到了重庆，正欲打电话去，没想到这对情侣却找上门来了。
“怎么，你们找定旅馆了？”
季成两手一摊；“不瞒屈伯伯，暂时还没找到旅馆。”
“哦，是这样。”我说，“若不嫌弃，就在我家挤一下吧？”
“他诳你的，旅馆多的是，就他挑剔，非要住什么有‘重庆婚床’的旅馆不可。”他的女友罗虹撅着嘴说。
“住什么——重庆天窗？”我没听清，瞪大眼问。
“错了，是重庆——婚——床！”
我这下听清了，但却迷惑起来：这是家什么样的旅馆呢？
“是这样的，”季成说，“我和小罗都是音乐爱好者，这次来重庆以前，听人介绍说，重庆以前有个出名的旅社，叫明月花，那里以音乐沙龙著称，并且开设有若干套名叫‘重庆婚床’的双人套间，许多人度蜜月都选择到那家旅馆，浪漫又温情；当然，更主要是它设有音乐沙龙，同所神往的艺术家梦中约会……”
老天，现代的年轻人花样真新鲜啊，而且，我一个地道的重庆人，咋没听说过哪里有这种旅馆呢？
季成笑了，这才解释道，据说在抗战时期，有一对新出道的青年歌唱家，那次进城来演出歌剧《秋子》，因临时忘了预订旅馆，演出结束后，找到明月花旅馆时，已经客满，莫说是双人间，就是过道里也住满了人。老板勉强把男青年安排到了过道住宿，而那女子呢，只好他处另找地方住了。眼瞅那女子说去找自己的好友住时，突然被旅馆老板叫住了：
“咦，你不是扮演秋子姑娘的那个演员么？”
那女的点点头，不想那老板大叫：
“欢迎啊，大歌唱家来住小旅馆罗！”
老板这一嚷，整个明月花旅馆沸腾起来，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老板对大伙儿说：“这就是主演《秋子》的小姑娘张权啊，大家欢迎！”
众旅客的热情，令新出道的张权感慨不已。怎么不呢，那时候她才刚刚从中国音乐院毕业，而《秋子》正是她上演的第一部歌剧，就受到重庆人的极大关注，怎能不令她感慨万千？
掌声中，有人提议：“大家欢迎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女士演唱一支歌曲好不好？”
她的男友见状，趁机说道：“除非把你们的床铺腾出来！”
没想到，那个提议人不假思索便答应下来，把手伸出去跟小伙子使劲儿一握：“成交！一言为定，我住的是单间，你俩挤挤不会有问题吧？”
旅馆内一片欢腾起来。在快乐的欢呼声中，那对情侣放声高歌起一曲《铁蹄下的歌女》。音色柔美，曲调婉转，赢得一片掌声。此后，那位老板逢人便宣扬这事，有人给他提议：“既然两人歌喉那么好，又把你的旅馆房间当成了婚床，你何不借机将旅馆改成专门为情人服务的情侣房间哩？”老板一敲脑门，对，就把铺位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情侣双栖房间。
从此，他的明月花旅馆便命名为“鸳梦旅社”，而那双人间干脆就叫“重庆婚床”。不仅在抗战住房紧张时生意很好，那之后也持续保持了美名，经常赢得青年男女的青睐，顾客盈门。同行人眼馋极了，就开始以假乱真，纷纷打出各自的“重庆婚床”旗号，竞争一片混乱，结果生意惨淡了下去。
“物以稀为贵，”季成说，“据说那家鸳梦旅馆，是全市硕果仅存的设‘重庆婚床’的所在，偌大的一幢房子，也只有十几套双人房间。”
“他是张权这位花腔女高音的铁杆纷丝哩，”罗虹补充说，“在济南就制定了计划，一定要住上‘重庆婚床’一回不可，让后代沾上点儿音乐气息。”
我听了好笑，对此说法将信将疑。转而又想，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也未可知，现在年轻人赶时髦的新玩意层出不穷啊，随他去吧。不过，季成说的那小俩口歌剧演员，我倒是有所耳闻的；但我想，即使有所谓重庆婚床的所在，这么多年头过去，城市改观极大，到哪儿去寻找呢？
2
有的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不经意之间，实则藏有大悬机。
那一叠名为《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花名册就是这样。试想一下，要不是在2003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面市，要不是那些淘金者中有个叫姚小平的男子，要不是那男子朝那叠纸卷投以偶尔的一瞥——不是这么多偶然的情况凑合在一块儿，那个号称颇有前景的歌唱家的亡灵，恐怕就将永远湮没无闻了。
那个亡者男子，就是曾在“鸳梦旅馆”中当场献唱的女歌唱家的丈夫莫桂新，跟张权一同出道的歌唱演员。当他的名字夹杂在数百个“老右”之间时，他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他的生命似乎比蝼蚁更卑微，尽管他有无与伦比的一副金嗓子，被行家认为小子可造……
在姚小平先生看来，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里发现的那叠油印小册子实在是太不起眼了，难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与它的遭遇，一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命运之神在暗中作法，不然，他怎么只伸出手去翻了几下，就在不经意之间碰触到了历史的伤疤，不假思索便买了下来了呢？而那个文艺评论家杜高更有“运气”，竟然在浏览小册子时，无意中便瞥见了那个躲在角落里的人的名字——莫桂新！仔细想来，当时他并不在意，只是用自己那皴染了风霜的眼那么一睃，便洞察出了天机，感受到了那个被历史沧桑熏然得悄然无声的名字！他却音乐界询问，果然，得到证实——莫桂新乃经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女士的丈夫！
久违了！这早早被消声的一对患难夫妻，音乐缪斯！
而那篇记念莫桂新与张权的文章，年轻的音乐爱好者季成，则是在《老照片》中偶尔看到的。姚小平在文中说，作为右派分子，莫桂新死于劳改之地的兴凯湖农场，他是因食物中毒而死的。时间是1958年8月15日——如果按照阴历，这个日子本该是团聚的日子，然而，他却以41岁的盛年，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所爱——妻子、女儿、音乐。姚小平还记叙道：莫桂新像当年的许多右派一样，死于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和继发性痢疾，那册名单也证实了这一死因。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同遗体一并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至今还由他的女儿珍藏着……
令人吃惊的是，无意之中季成得知，莫桂新当年所就读的名为“中国国立音乐院”的地方，就是在重庆——这是他连做梦也没想到的：重庆，怎么同中国的最高音乐殿堂扯上关系了呢？他听老一辈人讲过，1949年以后的四川，在高等学府上是有所分工合作的：音乐学院设在成都，重庆则设一座美术学院。所以，在他的印象中，重庆完全是座无“音乐细胞”之城。
而这，正是季成和罗虹二人的蜜月旅行策划的由来，一句话，季成就是冲着那所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而来的，也是为寻找张权、莫桂新这对音乐夫妇的遗踪而来的。
“中国国立音乐院——在重庆哪儿呢？”他问，我想着。
“我看过一些介绍，都说是在一个叫青木关的地方。”
“青木关！”
我差点喊出声来，那可是我少年时代念过中学的地方啊。
那时候，由于执行阶级路线，我无法进公立学校，停学几年后，满面愁容的父母将我送往青木关民办中学。不过，我在哪儿几年，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国立音乐学院。也许，是民办中学设在老庙坡的温泉寺上的缘故吧，我想。
“中国国立音乐学院，通常简称作国音。”季成道，然后又问，“屈大伯何不跟我们一道去参观一下？”
“好，重返母校之地，访问国音——行哦。”我爽快地答应了。
没曾想季成如此热爱音乐，向往音乐生活。我随他俩驱车去到郊外，汽车在新修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仅半个多小时即到达了。要知道，原来印象中的青木关可遥远了，那时每星期从学校回到西永的家中，都要花费整整半天时间！
季成先把车开到青木关镇上，问了好几个路人，均摇头说不知道有个“国音”。后来，还是一位中学模样的少年想起来，“叔叔，你说的‘国音’，是不是指的那样一个三角亭哪？”
“就是就是！”季成拿出照片，少年人笑了，手一指：“径直前往，在关口那儿！”
关口，多么熟悉的地名——与壁山县交界处的隘口！都怪我们，一直按其正式名称叫‘国立音乐院’，人家哪能里会知道呢。
我暗自思忖：关口，我读书那会儿，它可个离镇子很远的地方，那儿一片荒凉，除了荒芜乱草丛之外，连一户人家也难寻觅到，哪里有、哪会有什么“国音”？然而，当我翻看起季成制作那册“重庆名胜浏览图”时，又不得不相信它的真实存在——至少，在过往的岁月里的真实存在。
出租车很快到达了关口，果然，那座三角开关的亭子分外打眼。亭中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小女孩儿在跳皮筋，只听她们唱道：
一二三，一二三，
茅草当地毯；
二二三，二二三，
月亮作陪伴；
三又三，三又三，
席地……
见我们到了，女孩子收拾起皮筋，一溜烟呼啸而去。
望着远去的女孩的背景，我蓦然想到，早年的之所“国音”，实际上并不只是以培养音乐家为己任，它还承担了抚养战区孤独的任务的。有资料显示，“国音”初建没多久，就有140名6－12岁的男童陆陆续续地被送来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孤儿院、收容所的孤儿，原本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有空儿，就跑过马路来欣赏这些小孩，觉得就好像在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那样新鲜有趣。
请允许我抄一段刘晋锋写的关于青木关国音的加快文章吧，他说：
孩子们都尚且是黄口幼儿，有的甚至还会尿床，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羡望着要去完成“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使命－－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有一次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会面，向陈立夫提出：一国的音乐水平主要是看他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陈立夫当即询问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交响乐水平？吴伯超告知：首先要拥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交响乐的演奏人才却必须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别无他途。
这样，陈立夫同意了建立“国音”。吴伯超携带教育部拨的专款200万金圆券来到青木关，带领国音师生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然后由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重庆周围的保育院挑选人材。当时的考卷是以美国音乐心理学家西肖尔和他的学生创作的《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为主，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他们的潜在音乐才能。而且还规定不招女生。这一规定引起了舆论的不满，质问吴伯超是不是重男轻女？答复是顾虑到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放弃了音乐。其次还规定不收富家子弟——这点也足见当时的条件何等的艰苦！
“国音”的幼年班一开学，就按照文化程度编为高、中和小班，开设的文化课程有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美术、体育等，音乐基础开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等。专业设置则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式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我看到一个访谈资料，时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回忆起他在青木关的生活，他说，当时学生的生活待遇则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其标准是参照当时的航空学校而定的，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不仅如此，还全免学费、每年发给衣服、学习用品。马育弟笑称。在当时那样日色也苍黄，风声亦凄厉的战争年代，青木关竟如世外桃源一般，整日价管乐笙萧，飘飘悠悠地从破旧的留声机流淌而出，孩子们的耳朵中塞满的不是敌机的轰炸，而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美中不足的只是，战时缺少器材，那唱机的唱针只得用竹签代替，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中断……
如今，国音的辉煌连同它的琴瑟和呜一并消逝得无影无踪，留下的是满目的萧瑟与荒芜，望前方，是关口下的璧山，那如画的风景一收眼底。遥想当年，年轻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就从这里走出来，继而走向世界，携手她那同样才华横溢的丈夫莫桂新一道，伴随着阳光丽日，乃至后来的电闪雷呜，他们走得如此艰难，跌跌撞撞，十分狼狈。
我简直想象不出，像“国立音乐院”这样的大牌子，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之所在，怎么能龟缩于一个极偏僻的所在，屈居于缙云山的关隘之间的乱草丛中，而不是坐落于繁华的大都市之间？
眼前的这个三角形状的亭子告诉我们一些基本事实。原来，这里并非国立音乐院原址，只因建造渝遂高速公路需要占地，原有的“国音台纪念雕塑”便迁移到这儿——据说，那正是从前国音的师生吊嗓子的地方。新建的纪念亭呈三角形，亭顶为延续原纪念雕塑的特殊意义，仍按原样式制作，亭子的三方亭脊和翘角，共同形成五线谱的图案，亭子的中间地面是一块铺地的纪念碑，陈述着国音的历史。
真正的无中生有啊！
可敬佩的渝（重庆）遂（四川遂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可敬佩的那位郭姓的音乐爱好者！只为中国之间竖立一块不曾中断的连续历史，就这样无中生有地立碑纪念之，供人景仰之！
此刻，我站在离旧址不远处的关口岩石顶上，在当时的“国音台”前眺望，凝视着那3个半边竖琴的碑搭腔砌而成“国破山河在”标志，依稀看到3个琴碑似分实合之间蕴藏着的一种巨大张力，给人几多激愤昂扬的向上的力量感！据介绍说，2002年5月20日，79岁高龄的前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先生，头天刚下飞机，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赶往这青木关关口，当他在音乐院旧址看到“国音台”时，严老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是的，国家可破，山河可破，但只要民族的音乐不曾中断，这个民族就不可能被战胜！
回来怕，我立即从网上找来相关资料，搜寻起“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几个字来，映入眼中的是，那字字严整的纪念碑会文：
国立音乐院，1940年成立于重庆青木关，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1945年增设幼年班。时值抗战，师生们住茅屋，点油灯，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战，为中国音乐事业，储育人才。抗日战争胜利，迁南京。建国后，以该院为基础，合并几个音乐院、系，于天津建立“中央音乐学院”。1995年，重庆文物部门在该院旧址修建纪念雕塑。2005年，……于古青木关关口岩顶修建纪念亭。……乐亭虽小，志趣乃大。临风感怀，如闻民族之声在耳，如见一代音乐人意气如江河山岳，浩荡如斯，巍然如斯。谨记。
季成又从笔记本电脑中，找出了那碑亭所包含的意义。那红色柱子青色的亭顶，原来是照“提琴碑”按比例缩小立的亭顶，三个亭脊和翘角，分别镶嵌成五线谱和高音谱号，那五线谱则为《黄河大合唱》的一段核心段落，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平嵌在亭内地面中央，碑文正是由当年在重庆指挥公演《黄河大合唱》的著名音乐家严良堃撰写……
我们立即对照着那线谱，轻声哼唱起“黄河”的旋律来：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哦，青木关，我说不出对你的一种景仰之情，那关隘上，是一只“关”有我们民族之乐魂的八音盒啊！只要打开它，我相信，那《黄河大合唱》的谱表定会活化成活的旋律，应和着缙云山脉的回声，冲入云霄，震惊世界！
3
第二天，我带领我的小客人去南山，风景很美，但季成和罗虹却毫无玩兴，早早提议下山，他说：“屈伯伯你就休息吧，我俩再去找一找那‘鸳梦旅馆’。”
“听我说，小季成，很可能‘重庆婚床’只是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就别再死心眼儿了吧！”我说，可他俩冲我乐呵呵一笑，自顾自走了。
已经入夜很晚，我准备睡觉了，还不见季成罗虹回来，不免有些担忧。正欲上床，有人摁响门铃了。
是季成和罗虹，他俩显得很无奈很无辜的样子：“本来已经找到一家有‘重庆婚床’的旅馆，可是却被吃了闭门羹。”
“只怕那真是个子虚的故事吧，”我一挥手：“就安心住在我家里吧，别瞎捉摸什么重庆婚床的事了！”
说罢，我招呼老伴帮他们将铺好床单，自个儿同季成聊了会儿。
季成说，他们整个下午都被浪费掉了，不过，最后总算在一叫观音岩的地方找着了“抗建堂”剧场。
好久没吱声的罗虹补充说：“其实，是我们自己弄错了地名，把去观音岩说成去观音桥，害得人家的士司机转了半天，哪里有个什么‘抗建堂’呢。原来是观音岩。”
我算听明白了，原来他俩从宣传资料上得知，有“重庆婚床”的旅馆，就在“抗建堂”附近，于是找的去观音岩寻找，结果误走到观音桥了。
“重庆人真狡猾，两个观音打架，硬是让凡人遭殃咧，”我打趣道，然后对他俩说：“‘抗建堂’是早期的名字，今天叫红旗剧场，都几十年了，你说抗建堂，反而人家不知道。”
“重庆人也会弄混么？”罗虹好奇地问。
“他们不懂得山城的历史吧。”季成回答。
我没回答，却忽然想起来：“咦，你们去找到那家旅馆了么？”
季成摇摇头，然后说：“但是也有收获啊，总算找到了《秋子》首演的地方……”
“那可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歌剧，没想到重庆成就了它。”罗虹补充道。
“第一部歌剧？”我惊讶地反问：“第一部不是《白毛女》么？”
“那是敌后根据地的第一部，”罗虹说。
“有这种说法的么？”我表示怀疑。
罗虹拿出一张打印的材料说：“你看，《秋子》演出的时间、地点、人物全在：1943年，首演于重庆抗建堂。而《白毛女》是45年才创作并演出的……”
我接过材料，上面果然写着：
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上演
陈定编剧、李嘉和臧云远作词、黄源洛作曲
王沛纶教授指挥，张权小姐任主角。
演出时间：1943年1月19日―2月3日
重庆抗建堂
协助演出：中国实验歌剧团中华交响乐团等
“那么，这部歌剧《秋子》讲的什么故事啊？”我好奇地问。
“是部两幕歌剧，你看说明书就明白了。”罗虹将一叠打印的资料递过来——
《秋子》是根据一桩发生在中国扬州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1941年，一对日军未婚夫妻，因厌战和不堪凌辱，双双自杀于扬州的绿杨旅社。
故事梗概：一天，有位日军年轻士兵要慰安所提供一名军妓。晚上，当这位士兵和慰安所提供的军妓见面时，相互惊呆了。原来这名军妓是这位士兵的未婚妻子，就在这位士兵征召入伍充当侵华工具来到中国时，他的未婚妻也随之被征为慰安妇来到中国，想不到竟在扬州绿杨旅社见面，彼此感情受到极大冲击，一时悲喜、愧悔交加，抱头痛哭，各自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因反对这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最后，双双自杀于绿杨旅社。日军司令部怕影响士兵情绪，随即悄悄地处理了这起事件，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啊，原来是部宣传反战的戏！”我看了简介，总算明白了，兴致也高了不少，“能不能搞到这出《秋子》的视频什么的？”
季成两手一摊，“大概当年条件太差吧，没有录象视频之类保留下来。”
罗虹补充道：“我们查到的一种简谱演出本，试着录了两盘伴奏曲，只是不知道准确不……”
季成：“屈伯伯，你不妨听听吧？嗯？”
他递给我一本陈旧而破烂的歌本，那是1943年11月，这部大型歌剧《秋子》演出时的简谱本。
季成介绍说：他手中保存的这本藏本，是从北京旧货市场上淘来的，是当年重庆同德永石印局印刷的剧本。从剧本后面的“演出纪事”中得知，歌剧《秋子》的编剧为陈定，作词为臧云远、李嘉，作曲是黄源洛，导演指挥有王沛纶、史东山、马彦祥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等，剧中男女主角分别由女高音张权和男高音莫桂新主演。据词作者臧云远回忆，在当年那困难的抗战年月里，条件十分艰苦，找不到铅字印刷，剧本都是音乐家们自己手抄后，用低劣的纸张石印出版的。可见，这本六十八年前的剧本，能留存到今天相当不容易。这剧本封面有“广才兄存念”五个字，而赠书人写的是连笔字，不易识辨，只能求解于方家了。
我放下歌本，开始聆听他俩的演唱，录音带旋转起来，在简单的钢琴伴奏下，两个年轻人的声音传出来——是季成与罗虹一起演唱的——
月落乌啼，浓雾迷漫
夜的小鸟儿知向谁边
无心陪酒，暗自悲叹
浮上心头的是无尽的思念……
罗虹动情地哼唱了一段，季成对我解释道：
“这支曲子叫《为了我正在想他》，是第一幕《沦陷后的扬州》中的唱段。当时的情景是，日本军官与营妓饮酒狂欢于旅舍，更阑人静始作鸟兽散。一个营妓名叫秋子，被军阀强征来华，自叹身世低贱，便悲吟出这支《为了我正在想他》，一面慨叹自己的身世，一面表达对未婚夫的思念之情，你听，是不是有西洋歌剧的韵味？”
我点点头：“慢，你能否把剧情说得详细一些啊？”
“好吧，”季成说，“那是一个黎明之前，一小队日兵经过绿扬旅馆，其中一名叫宫毅的士兵，就是秋子的丈夫，宫毅不知其妻也被迫来华作营妓了；而这时国民党军已经逼近扬州，日寇的传令兵向大尉报告军情——大尉这个人物，正是据守扬州的日本军方主帅官，而此时的秋子已经被他强行霸占了。大尉酗酒未醒之际，又留恋着秋子，这时有两个伙夫来到，其实是我国军的间谍。他俩潜伏在日本军营里，暗地里将敌人的传令兵杀死，将所得的情报向中国军队递送。那大尉一觉醒来后，发觉传令兵被杀，即刻强令秋子充当情报传令员，出入于战场上。这一幕情景正巧被路过的宫毅偶尔碰见了，面对眼前思念的情人，他却不敢相认，他太痛苦了，想不到情人竟会在如此不堪的时间和场合之下见面，而见了面却又不能够即刻相认！大幕在宫毅悲怆的歌唱中落下。第一幕结束。”
罗虹接着换上另一盘音带，播放起另一段曲子来。
她说：“这段曲子是秋子思念丈夫时唱的，名叫《秋子的心》，放在第二幕。一开始，布景是在秋子寓所外的园亭中。秋子念夫心切，徘徊于花前月下，轻声低唱，情意缠绵，悲痛凄凉。忽然在昏冥中听到宫毅的呼声，她转身相会，俩人偎依拥抱，极尽恩爱之欢乐。突然骊歌奏起，恶魔不顾人道，丈夫被虏去当兵，妻子却被虏去作了营妓，秋子于悲愤挣扎中惊醒，这时她的丈夫宫毅果然立在她眼前。离合悲欢，士兵们均同情宫毅与秋子的处境。大尉发现立即追赶至此，宫毅及士兵乃唱起《抗命之歌》，拒绝退出。大尉怒击宫毅，秋子急速保护，结果误中枪弹而死去。这时伙夫间谍出现了，他们击毙大尉，救出宫毅。其时国民党军攻入城内，扬州光复了，在众人的《自由胜利》的合唱声中，剧终落幕。”
“真的就这两幕啊？”我惊讶地问道。季成和罗虹点点头。
我不禁慨叹：“音乐我不太懂，可如此复杂的剧情能浓缩在两幕之间，足见创作者的智慧了！”
季成附和着：“恐怕眼当时的演出条件也有些关系吧？”
后来，我从网上找到了著名文学家、音乐评论家徐迟，于1943年1月所写评论《张权与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内中他说：
《秋子》的音乐中，时或出现那许多短暂的光芒的刹那，有时则仅仅是女高音传来的一个乐音，但却能给人非常的情感。在这样的一个乐音、几个乐音之上或许便是将来茁出中国歌剧音乐的苗。……一切荣誉归于女高音歌手。……女高音的歌声自由而愉快如闪电与海燕的飞翔，总在一切声音之上。
另一佚名的当代评论家写道：
曲作者敢于按照西方大歌剧的模式，以剧中主要角色的咏叹调、宣叙调为骨干，配以相当数量的合唱和重唱，乐队序曲、间奏、场面音乐等片段，以分曲体的方式来创作。其中特别是两位主人公：秋子和宫毅的咏叹调和宣叙调(如第一幕第5曲秋子演唱的咏叹调《为了我正在想他》和第18曲咏叹调《太阳啊，给我光明路程》和第二幕第24曲的咏叹调《秋子的心》；以及第一幕第19曲宫毅演唱的《为什么你也在这个地方》、第21曲咏叹调《就在眼前不能见面》和第二幕第26曲咏叹调《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等，呈现出作曲家通过这些大段的歌唱音调和比较复杂的声乐技巧(包括对高难度的花腔)来刻画剧中人物内心性格和感情变化的大胆创新。同样，该剧中的宣叙调和演唱者的演唱，在当时中国音乐界也是相当突出的。
看样子，称歌剧《秋子》是中国歌剧发展中以西方大型歌剧模式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取得初步成功的第一部，一点也不为过；而正是这第一部歌剧《秋子》，造就了张权和莫桂新二位歌唱家；当然，反过来说也成立：张权和莫桂新同样也玉成了中国西洋歌剧的第一部。
4
说技《秋子》，再同两人年轻人聊起了“重庆婚床”的传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认定那有‘重庆婚床’的旅馆，就一定是在观音岩附近呢？”
季成告诉我，他是这样推测的：
当年既然演出是抗建堂，演出的主力是“国音”，那么，那些从郊区青木关赶来的演职员工，肯定就得在附近寻找旅馆。观音岩地方并不大，多走走，问一问，总会找到传说中的明月花旅社或者鸳梦旅馆，至于是不是有重庆婚床，那实在拿不准了，只好凭运气瞎闯了。
于是，凭借这样的逻辑，大凡是名称有点儿那个意思的旅馆，他俩都要去打探一番，有没有重庆婚床的设施啊？遇到的最多的回答就是白眼，或者“作梦吧”。最后问到一家，一位独眼的老板一听我们要找一家有所谓重庆婚床的旅馆，脸色一变：
“我知道了，你们要找的是那一对日本夫妇的下落对不？那是得去‘绿扬旅馆’寻找啊。”
“绿扬旅馆？”季成一惊，“重庆怎么也有这旅馆？”
“人家可是高档得很哪，什么样的房间都有。”
“真叫绿扬旅馆吗，在哪儿呢？”
“扬州！没听说过吧？”那独眼老板头也不抬头，一副开涮了年青人后的得意劲。
“这个稀罕你说啊！”季成和罗虹大失所望，却并不生气，反问道：“重庆没有啊？”
“有倒是有，不过叫‘夫妻旅馆’……那真正的‘重庆婚床’呢，是在别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罗虹和季成一时间傻眼了。
独眼男子诡谲地眨了一下剩下的那只眼：“你愿意它在哪儿就在哪儿，不是吗？”
“原来是个玩笑？！”季成怀疑地自问道。
“看样子我们中圈套了！”罗虹满面通红，低下头去。
他俩就这样沮丧地离开了观音岩，离开了抗建堂。
季成讲述完了俩人的遭遇后，直着眼冲我问道：“屈伯伯，你说，这‘重庆婚床’会不会是个谑头，或者骗局啊？”
“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我回答，“至少，没骗走你俩什么财物啊，我捉摸，那个独眼的老板可是话里有话啊。”
季成和罗虹瞪大眼问道：“你的意思是……”
我笑关提醒年轻的新婚夫妻：“你俩会唱电影《阿娜尔罕》的插曲吗？”
罗虹想了想说：“屈伯伯说的可是那支《婚礼之歌》啊？”
没等我回答，季成一拍手站了起来：“我猜着了，那独眼老板说的‘你愿意它在哪儿就在哪儿’，不就等于说，在心上，在大自然，在天上么——
罗虹不觉也高兴志来，两个年轻人在我的鼓动下轻声哼唱了起来：
天空是我们宽敞的客厅，
大地是我们华丽的地毯，
星星月亮是我们客人，
红柳沙丘是我们陪伴……
我笑了：“真聪明啊，孩子们！”
罗虹说：“不过，真正有重庆婚床的地方，还是那位独眼老板说的那样，应该是扬州的绿扬旅馆。”
“你是说，那个殉情故事的发生地？”我问。
罗虹点头：“你们想想，第一，那家旅馆不正是秋子和宫毅殉情的地方？第二，把那对日本反战夫妻的事迹宣扬出去的，不正与重庆的歌唱家恋人有关么？”
她说罢，我们都不再吱声了。想来也有些道理，不是么？
“咦，我好像见过那个绿扬旅馆哩？”季成搔搔脑袋，“好像是电脑里？”
于是，我们马上打开电脑，一段记者采访呈现在眼前：
绿杨旅社约建于清末民初。据年逾百岁、南社唯一健在的社员李仲南先生告诉笔者：当初绿杨旅社规模较小，上下只有两层楼。今天我们看到的绿杨旅社是后来翻建的。绿杨旅社取名于清代诗人王渔洋《浣溪沙?虹桥怀古》“绿杨城郭是扬州”著名诗句。此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扬州美景，因此常被文人墨客所引用，甚至“绿杨”成了扬州的代名词。
王渔洋？不就是清代清代最杰出的大诗人王士祯么？他的那首《浣溪沙?虹桥怀古》，一时竟忘记了。于是再搜寻“百度知道”，全诗如下——
北部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不愧为大诗人啊，”我感慨地说。
“那么，屈伯伯，你认为它好在哪里呢？”罗虹问。
“你们瞧，这首词中描述了一幅多么美的画面：扬州岸畔，碧波深处，柳枝柔美，柳香浮漾。难怪，扬州人都以它为自豪，自认‘绿杨城郭’为扬州的代名词。”
“扬州人也真够多情的——够意思的。”罗虹说。
“这个王士祯，也不光靠绮词丽句赢得人心的，”我怕年轻人误解，特意道，“他也是个有特点、有人品的人呢，敢爱敢恨，眼里容不得沙子。”
“哦，何以见得呢？”季成问。
“比如说吧，王士祯提携过很多晚生，容若——即纳兰性德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诗才曾大获王渔洋赞誉；又如，那年王渔洋入京城以后，初识马云翎，便使得马云翎名噪京城。可是，现在存世的王渔洋文集中，却绝对不提及容若之名，人们一般认为，是因为王渔洋跟容若的明珠曾有过尖锐矛盾，而不愿意礼见于容若。而在此前，王渔洋曾经一度拿马云翎与容若相提并论……”
“是不是因为容若的父亲明珠名声太坏了啊？”
“正是，那个明珠其实是颗假明珠！品行恶劣，既擅权又贪婪，很遭时人痛恨，后来还遭到御史郭琇等的弹劾而罢官……”
“啊，原来王渔洋也便恨屋及乌，乃至拒绝提到容若的名字了？”
“对，可以爱屋及乌，如何不能恨屋及乌呢？”
这一来，我们都乐了。
罗虹忽然问道：“屈伯伯，我记得，李白写过‘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那里的烟花就是用来代扬州的垂柳的，是吧？”
“不对吧，烟花只是泛指，春花春草都可说成烟花。”季成说。
“不对了！”我记得在给学生讲课文时，专门考查过这个问题，便说：“从植物特性上说，烟花毫无疑问是指柳絮，而且是实指的。但具体地讲，它并非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柳树的花絮。有人考证过，它并非指的指柳树上的花，而是指开花后的果实——蒴果。那蒴果属于干果中的裂果，子房一室或多室，每室含种子多数；一经爆裂后，就有白色的柳絮飘出，因为蒴果多，柳絮也多，随风飘浮在空中，漫天飞舞，如烟似雾，所以才有了‘烟花’一说。”
“哦，原来竟是这样！”罗虹大感意外，“以前只当柳花，没想到竟是果实作祟呢。”
“但是，蒴果一般都有雌性植物之分，而柳树正是雌雄异株的植物，实际上，只有雌株才会有蒴果，才会产生‘柳絮飞烟’的景象；那雄株不结果，也就没有柳絮一说。据说，现在扬州城里的那种垂柳，也大多数都是雌株。所以，一到柳絮飞舞的季节，人各徜徉在柳丛中，一路烟花环路，犹如仙境般浪漫。”
“想起来，那次出差去吉林，就见遍地是柳絮，可那时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们都是雌树……”季成瞥了罗虹一眼，笑道。
“不过，你要辨别柳树雌雄可不是容易的事。”我笑道，“得等到柳树长到相当粗的时候，开花结果了才能区分。据说，扬州城里之所以柳絮遍地，是因为有水，有水便有柳，柳水相依，因此便有了“杨柳岸”。而柳树长于水边，除了它的姿态婆娑、清丽潇洒外，更重要的是柳树天性喜水，耐水湿……”
“明白了，”季成说，“难怪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
“无意插柳柳成阴！”我们一齐说道，都乐开了花。
“瞧，出来了！”正在电脑前的季成忽然大叫，“看，那就是传说中的绿杨旅社！”
我和罗虹探头望去，果然！从照片上看去，那旅社的房子颇有些中西结合的古风，跟一些反映旧上海的影片中常看到百乐门之类的建筑很相似，房子墙面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有三层楼的旅社门脸均呈现出一副中西合璧的样子，大门在中间，高高的。另一幅照片是旅社里边的风景：四边合围的一座天井，上通天下通地，两侧有木质扶梯拾级而上，窄窄的陡陡的，每层走廊呈回字形，均为木结构。二三层楼临门脸儿街的客房都有小凉台，围以绿色铁栏杆，可凭栏俯瞰小巷。绿杨旅社主人取“绿杨”二字为旅社之名，简直妙极了，把旅社诗化了。
“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去那儿住呢，他们难道不觉得晦气么？”我问我的小客人们。
“这就不清楚了，”季成说，“百余来年中，来往于扬州的达官名流富商大贾，无不下榻于绿杨旅社，很多的名人在这里住过，三四十年代就有蒋介石、孙科、孔祥熙、陈毅、邓颖超，还有文学艺术界的郁达夫、周作人、王少堂、李仲南、易君左等人在这里住过——无论他们知道不知道秋子的故事，好像都不避讳这事儿。”
“哦，看样子这旅馆出名并不因一对日本夫妇的殉情，而因了中国的政界艺术界的名流而名气大增啊。”
“对，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呀！同一件事，你愿意看它的什么样的，它就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给你的。”罗虹轻轻说道：“这不是又回到瞎眼老板的说法上了么？”
季成更正她：“不要说什么瞎眼老板，该说盲人老板！”
我们面面相觑，继而敞怀大笑起来。
5
第二天，季成忽然说，他俩要去江津一趟。
我望着他，心里想：“是发神经病了”，嘴里却说：“你知道不，江津离市区有多远？”
“可是，那儿有好些旅游资源呢，”季成说，“爱情天梯，还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哩。”
“如果愿意就去吧，恕我无法奉陪了。”
真的，那天我恰好临时有事，去文化馆一趟。
他俩去了以后，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一见了我，季成就脸色大变，一惊一乍地说：
“屈伯伯，幸好你没去，这次我们真的找到了重庆婚床，但是……”他忽又戛然而止了。
“但是什么，快说呀？”
罗虹悄声告诉我，原来，他俩在一处自称是设有“重庆婚床”的旅馆房间住了一宿，谁知次日却有人透露，他俩过夜的那房间里，去年发生过凶杀案，至今未破案……
“我听了好像是吃苍蝇般恶心，直想呕吐……”罗虹悻悻说。
“是江津？哪儿呢？”
季成说：“那是在白沙，一个小村庄，以前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就设置在那里。”
“你俩真是的，跑那么偏远干吗啊？”我不觉责备起客人来。
“屈伯伯，事情原来并不是那样糟糕的……”
话到这里，季成便将他的计划无一保留地告诉了我。原来，季成和罗虹以为，既然在市区寻找不到传说中的“重庆婚床”，他俩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张权和莫桂新二人工作过的地方——江津白沙一个叫新桥乡村。于是贸然闯进那僻静的小村庄去，完成他俩寻找音乐源泉的最后旅程。
他们事先已经查过资料，得知莫、张二人于1942年同在国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除开一小段时间合演了《秋子》之外，从1943年至1945年，期间他们先后生育了二个女儿，所有相关材料均没提及二人近三年之中的职业何在。后来，无意间他俩从一个老作家舒芜的一篇短文中，找到了原因：那几年间，他俩就来到江津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了几年的教师；也就是说，作教师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生活来源。当地人称他们这样的不断迁徙、无落脚之地的人为“流人”，而张、莫两人便成了货真价实的“流人夫妇”。
这座所谓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在抗战期间临时创办的一所学校，位于长江边上，除了舟楫之利外，交通并不方便，且环境荒僻，设备十分简陋。跟青木关一样，虽然地处穷乡僻壤，师资阵容却毫不逊色。舒芜说，单是它的音乐系，从系主任张洪岛算起，就济济多才，而莫、张二位亦在其中。学院大礼堂兼学生大饭厅，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芦席棚子，张权女士在那里举行过独唱会，也许是她的第一次开独唱会吧。
他俩去到那儿，可是，再三地遍寻张、莫夫妻的踪迹，谁知那里早成一片农田。等到他俩打算回城里时，天色已晚，临时在一户农家住下。没曾想到，次日却听邻里说起，那间房间里，去年曾发生过一起谋杀案件……
“当听说谋杀案子后，我才感觉到后怕！”罗虹战兢兢地说。
“我才不当回事呢，”季成开导她，“究竟那谋杀是图什么呢？我看现在的人啊，不外乎是劫钱，劫色，除此还有什么？我们身上有什么？除了音乐还是音乐，那歹徒能劫乐吗？哈哈哈……”
“你就这么自信，歹徒不是劫财就是劫色么？”我表示反对。
“除此，你就是把乐谱罗，小提琴什么的，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稀罕的，是不是？”季成说。
“小提琴他还是要的，因为可以卖几文钱。”罗虹补充说。
“也好，去那里一趟，算是得一回教训。”我安慰他们道。
“才不哩，”季成得意地说，“那一趟收获可不少，总算破解了‘重庆婚床’之谜。”
我定定地望着季成那年轻、不无稚嫩的脸庞，心想：你小子怎么爱吹牛壳子啊，你爹跟我同学时，可不是这样的！
然而，他却慢悠悠地从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也，翻开让我看。
那一页用歪歪扭扭的字迹记载了一支歌谣——
一二三，一二三，
茅草当地毯；
二二三，二二三，
月亮作陪伴；
三又三，三又三，
席地又幕天。
池塘当镜照不够，
摘朵野花巧打扮。
双眼细瞧两不烦，
重庆婚床无栏杆！
我不觉好笑：“你在哪儿记录下的，这歌谣？”
“就是白沙啊，我和罗虹正在等候船过江去时，听到几个小男孩在唱，我给了人家一点小礼物，就换得了这支歌谣。”
“屈伯伯，你看，是否跟那天在去青木关听到了那支歌谣是不是一样的？”
我想起来了，前半部分完全相同，后半部分可惜没听到，季成现在补充完整了，竟是这样一个无厘头的东东！
我怔怔地望着这支歌谣，想从字里行间找出一点跟传说中的重庆婚床有联系的一东西，可是没有，全然没有！相反，看得出来，歌谣前半部分是一对贫困情侣相爱的情景，这点跟《阿娜尔罕》颇有相似之处，但是最后突然冒出一句“重庆婚床无栏杆”，不知何故，更不知何所指了！
“这最后一句，完全没有逻辑嘛，是不是听错了，或者记错了？”我问。
“没有。”季成和罗虹都肯定地说。
我有些迷惑了，冥冥中，似乎感觉到那个重庆婚床的传说，依然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潜伏于什么地方，它静静地，如同长江的大小支流一样在重庆这片大地上暗中传播着，发酵着，隐隐地滋润着一种影响，民间的影响，颇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遗风与余韵。
季成见我愣在那儿，便说：“屈伯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重庆婚床是你们本地人的叫法，真正的叫法应该是江津那种叫法——“流人旅馆”，它是专门为那些不停地流动的外地人提供的的一种临时居所。我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是么，正因为流动，一个城市才会真正繁荣起来啊。”
阿门，世界上的事情，或许有的是用逻辑根本解释不通的，一如那位著名的符号学家埃科所言：
——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如是，我们手中是否也留下了这“重庆婚床”之名呢，而且还外加个点睛之语“无栏杆”？这岂止是不应该遗忘的，而且是更应当承袭的，一种富于土生野趣的“玫瑰之名”哩。
[附录]
关于《秋子》与中国第一部歌剧的相关评论（摘录）
一、歌剧与中国歌剧
据了解，《秋子》一剧出来以后，在文艺界引发了许多争议。其中之一，集中在它究竟是不是中国第一部歌剧的问题上。
首先界定何为歌剧？
抗战时期，留法归来的戏剧家焦菊隐尽管不是音乐家，但他1941年为歌剧下的定义却更胜高张若谷一筹，“歌剧是一篇用音乐写成的戏，用歌词来帮助发挥人物个性及情感，包括音乐、歌唱和宣诵，借姿态色彩来演出，有时也参加些舞蹈，不过舞蹈不是必须的。歌剧通篇是音乐，即便是宣诵，也得跟着音乐，即使是没有歌词的地方，动作也得跟随着音乐的抒写而去解释音乐”。“歌剧纯粹以组成它的音乐作为存在的条件”。焦菊隐归纳说，“没有音乐，就没有歌剧，没有音乐的进步，就没有歌剧的完成”。这个定义，是到他为止的中国歌剧史上解释得最清晰和透彻的，直到建国十七年都没人能超越。
但是，也有人认为，戏曲就是歌剧，或者中国歌剧。
在民国矛盾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在民族情绪的驱使下，为尽快获取与发达的西方现代戏剧文化对等的对话权，早期戏剧家们多把旧戏曲当歌剧，并以它为母体，稍加外型变化和改良，便急忙地称之为“、“新歌剧”所谓peiKingopera，实际上等于“歌剧加唱”，也称作“话剧加唱”，把带有封闭式和全终止的歌曲点缀的话剧也标榜为“新歌剧”。黎锦晖的12部儿童歌舞剧没有走出这个误区、田汉和聂耳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事实上秉承的仍是文明戏的遗风、上海等地大量学校歌舞剧剧作品的先天不足都源自与此。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歌剧其实是徘徊于戏与话剧之间的一种形式。
由于受世袭“血亲”——戏曲和舶来话剧的两种强力的牵拉，中国歌剧长期徘徊于戏曲和话剧两大壁垒之间，受制于话剧和戏曲这两大戏剧阵营多方面和多层干扰，缺少原创性音乐戏剧的主体意识：当时代需要强调民族化时，就倒向从前被贬低过的戏曲，而再当时势强调革命化时，就用话剧思维做急就章。这段大幅度的摇摆时期里，中国歌剧长期在缺少国际交流和自我检讨的封闭景遇中做着自我确证。南国社的欧阳予倩主演的《潘金莲》（1929）、作曲家张曙创作的《王昭君》（1930）、山东剧院王泊生主演的《岳飞》（1935）、作曲家陈田鹤创作的歌剧《荆轲》（未完成，1936）、王泊生与田汉合作的“歌剧”《新雁门关》（1937）、沙梅的《红梅记》（1945）等作品都是这种改良戏曲以称歌剧的典型例证。在延安文艺整风后产生的“新歌剧”作品中，用话剧的文本，以地方小戏和民间音乐填词而成的“新歌剧”更能见出此时期的歌剧观念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我们必须指出，单靠戏曲改良，里面产生不出歌剧需要的原创性新音乐，更难以摆脱传统的单声思维缚束，人物对话始终还是前后关系，无法在共时性的戏剧语言和对话机制中完成时空叠置，带来审美情感的集合与强烈张力
二、对《秋子》的彻底否定派——电影剧作家潘孑农
潘孑农看过黄源洛的歌剧《秋子》（1943）后，完全和众人的欢迎态度唱反调，他对该作品以音乐、剧诗以及表演的风格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潘孑农以话剧的要求看歌剧，《从建立中国歌剧的路向谈到〈秋子〉的演出》这篇评论很清晰表明：潘孑农考虑到了歌剧这个外来剧种在中国当前的实际处境和生存现状，但他却竭力主张话剧加歌唱（歌曲）的路子：“《秋子》所采用的题材与描写的手法究竟是不是适宜于歌剧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也安排了秋子、宫毅、大尉三个角色，但剧作者并不曾赋予其明确的性格，而且这样的题材原则上也只能从故事情节方面上发展，可是剧作者偏偏又忽视了这一层，所以演出于舞台上的《秋子》，全部是自成段落的一个个歌唱场面，它只有“歌”，以及陪衬着歌的乐曲的存在，但缺少“剧”的构成，------《秋子》所采用的题材及其描写手法，是完全不适宜歌剧的”。“我更要坚决地主张：从话剧现有的成果再出发，通过半歌剧这座桥梁过渡到歌剧的境域，是事半功倍的捷径”。“企图单纯从音乐方面直接建立中国歌剧的路向是走错了的”。潘孑农所说的“半歌剧”，是指在当时陪都重庆的话剧中大量使用了音乐成分。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奥斯特路夫斯基的《大雷雨》的插曲、《钦差大臣》钢琴伴奏、郭沫若的《屈原》中《雷电颂》用管弦乐队来伴奏等。这些话剧，无非是加了一些具有表现力的音乐而已，其话剧本质并没有因此改变。所以，“半歌剧”的叫法是欠缺严谨性的。
潘派认为，在40年代黄源洛写的歌剧《秋子》中，其宣叙调的写作完全表现出一派西洋多音节语言和节奏的特征，宣叙调音乐既没有能表现出作品具体场景下所需要的生动的人物个性化特征，也不那么真正具有日本语言风格，从而成为歌剧中的一大败笔，让观众们慨叹美中之不足。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作曲家对西洋宣叙调在戏剧表现中的戏剧作用认识不清，拿来即用。自《秋子》过后，在后世中国歌剧创作中，真正能把歌剧宣叙调写出具有中国歌剧特色的作品并不多见，歌剧宣叙调至少出现了除上述《秋子》这种洋腔洋调的之外的两种情形：一、模仿戏曲的道白和韵白；二、完全采用话剧形式的大白话。直到新时期《原野》（金湘，1987）和《狂人日记》（郭文景，1994）等歌剧作品的出现，才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歌剧宣叙调历经长期两极摇摆后，渐渐走向了成熟性与进步性。
在二度歌剧创作的表演表演各环节中，也同样存在着将戏曲、歌舞和西方话剧形式简单拼合的现象。除郑志声、冼星海、阿甫夏洛穆夫等少数掌握了一定现代作曲技法的作曲家外，多数作曲家还没象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的新时期作曲家如金湘、郭文景等人那样，将民族、民间音乐有机融合后，给予多声音响形态下的重新诠释。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人歌剧观的驳杂，另一方面也见出音乐创作技法、剧本创作能力的薄弱。拼贴式歌剧思维表现在多种多样的歌剧形式中，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将戏曲歌剧化。如果说歌剧化的戏曲改良是“以西化中”的“土改”，那么“话剧加唱”则反映出了舍弃歌剧的音乐本性而就戏剧内容的“速配”。当“土改”和“速配”均无法求得歌剧的确认后，部分歌剧则又表现为西化倾向，比如歌剧《秋子》的创作。由于消化不良，这种西化歌剧有些生硬，洋腔洋调，没能很好地转化为国人乐于接受的审美意趣，反而还受到了左翼话剧家们的排斥。以“讲话”为依据的延安文艺观被合法化宣传后，歌剧民族化在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诉求语境中得到加速发展，“以西化中”和中西并用的创作方法再次受冷遇。这时期的红色歌剧创作题材以话剧思维为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形式上则更讲究把民歌、小戏和戏曲简单拼合，再次出现了所谓“新歌剧”模式。后来，这种已严重模式化的歌剧又多次被大量复制，以全负荷地承载政治宣传功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力量。因此，中国歌剧照搬西洋模式的较少，而照搬传统戏曲者较多。在话剧和戏曲间调和的有之，在歌曲剧和歌舞剧间结合的亦有之。
《秋子》算不算第一部中国歌剧的争议已无必要，老老实实的去学习西洋歌剧，改造成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是最要紧的。
——节录自满新颖：《民国歌剧遗存的历史问题》（《戏剧艺术》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