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动物纹饰
本书第一章对《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及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已作了概括性的论述。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在近似荒诞的经文内容中捕捉到中国原始社会史迹的一些踪影，并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沉淀于经文中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山海经》所记述的事物多采用离奇的神话方式加以表述，特别是经文中所记述的人与动物的合体或不同动物之间的合体，反映出原始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种种奇思妙想。对此，读者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甚至有人认为《山海经》的写作目的“意在骇人听闻”，而予以批评。
其实《山海经》所记的许多史实及其中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充分揭示了原始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各种动物的习性，他们都十分了解。仅就这一点看，即可证明《山海经》所记原始社会史实的可信性。考古学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的彩陶动物纹饰，描述了非现实的动物和人兽合体的动物，它们是原始社会人类生产、生活状况的生动反映。如果我们借助考古发掘资料中半坡类型的动物纹，去审视《山海经》中所记动物及其变异，便可对此书的写作背景、写作素材有更深的更理性的了解和认识，而不再认为《山海经》是“荒诞不经”的、“意在骇人听闻的”，不再把它看做是一部无稽的神话故事。
本章以《山海经》为线索去解读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揭示这一史前时间段所呈现出的社会情景。
有学者引用德国着名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学的活动。其目的自然就是愉悦心灵，抒发情感。”其实，中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特别是它的绘画图像或纹饰，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人类心目中是被当做神圣的神只看待的。
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由于类型很多，纹饰有不少差别。但主要的有两大类，即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两类型的所在地域，前者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渭水流域，后者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其彩陶纹饰，半坡类型以鱼纹为特征；庙底沟类型，则以植物花卉纹见长。半坡类型的彩陶动物纹饰，可分为现实的和非现实的两种。前者按照我国传统的称呼，为自然界存在的鸟、兽、虫、鱼。而后者非现实的即为人类幻想虚构并带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动物。这里分述于下：
一、现实的动物纹饰
半坡类型的彩陶动物纹饰，多发现于该类型中心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鸟、兽、虫、鱼的纹饰或雕塑艺术品。就半坡遗址发现情况看，以鱼类纹饰为大宗，不但遗存丰富，而且所绘鱼的形象体态多姿，有写真有图案化，有人鱼合体等图像，且画技娴熟，线条描绘流畅，均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其他动物纹有鹿、鸟等，虽数量有限，但种类亦是齐备的。其图像编排综述如次：
禽类图案。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仅出土一块鸟类圆雕，只存鸟身和足尾的一部分，作伫立状。
鹿纹。西安半坡发掘报告发表的图像、鹿纹皆作长颈，有角、短尾，均饰于卷唇圆底盆的内壁。图像作奔跑状，或行走，或伫立睨视状。形象栩栩如生。
羊头图案。半坡发掘报告发表的图像，中间以一尖锥状的图形作鼻梁。鼻的上端向外弯曲成似两个大弯角，鼻两侧各饰两圆黑点似抽象性的眼睛，形象极似弯曲羊头正面头像。
鸟啄鱼图，上世纪60年代初，陕西宝鸡北首岭曾发现一件彩陶瓶外壁肩部绘一幅鸟啄鱼图像。
这一图像发表后，学界同仁皆称其为鸟叼鱼，然仔细观察画面应是鸟啄鱼的形象。图像中鱼头作梯形，体粗壮有足似鲵。鸟体肥壮，喙短而扁似“鸭”。画面形态作伸颈喙鲵尾状，形象生动活泼，故而当称鸭啄鲵图较为恰当。
两犬争鱼图。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标本H3662：29，为一件彩陶壶，外壁肩部绘四犬两组争食鱼的图案。每组画面中绘有二犬，犬下方绘有一条鱼纹，画面中的犬均作昂首怒目翘尾争食状，这种方联式的图案化的画技，当堪称写实的绘画风格。以往考古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尤其是鱼纹的性质，均以图腾解读为是，两犬争鱼图的发现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这幅很有生活气息的犬争鱼图案，怎能说它是图腾或族徽的标志？
鸟鱼石斧图。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中，发现一件彩陶瓮的外壁绘有一站立的鸟喙叼一鱼，右侧鱼旁又绘一柄绑扎的石斧，有人称其为鹳鱼石斧图。这是一幅我国新石器时代难得的陶画，所以论者颇多。其意义大多诠释为图腾，如严文明将画面上的两种动物，分别解释为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的氏族图腾，鲢鱼是敌对联盟中的氏族的图腾。而白鹳酋长高举大石斧，表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此有学者说：“这样的解释，对长久以来作为仰韶文化半坡期的先民之精神、物质象征的鱼纹而言，似乎有欠公允。”其实这幅陶画是一个舶来品的文化现象。所以，不能将这幅画面内容的性质视为图腾，而应看做是一幅典型的富有社会习俗的陶画（下详）。
二、非现实类动物纹饰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在渭水流域及其黄河上游的诸多遗址中，大多以动物纹为大宗。但其中不少是以自然界中现实的鸟、兽、虫鱼为母题，而幻想创造出许多非现实的变异性的动物纹饰。例如有减损器官神格化的人头像、人鱼合体图像、人鸟鱼合体图像、鸟鱼合体图像和鱼类的躯体或器官损减等。形体奇异，十分有趣。试看下列富有变化的图像。
神化的人面像。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中出土，标本H23：1。尖底罐腹外壁绘有12个人面像。他们分别被排绘于尖底罐腹外壁的上下两端。呈方联式的画面。人面分为两组排列。面相均为圆脸，五官之一的眼睛，一种是圆眼、扁嘴、无鼻、眼鼻周围空白；一种是长方形眯缝眼、长方形嘴、方形鼻。这幅人面像中人的脸部有的有鼻，有的无鼻，无鼻者尤显奇异，这显然不是当时陶工作画时的省略，而是有意作为“神”像的一种特殊表现。
人鸟合体图像。临潼姜寨遗址出土，标本号为H467：1的一件葫芦彩陶瓶外壁正、背两面所绘的人面鸟眼纹。图案分上下两组，上一组图像的人面作方形脸，眼为一线眯缝，鼻为一伸颈的鸟头。下一组的方框内，仅以同样伸颈的鸟头，侧面点缀两条头相向的鱼纹和一组几何纹。
鱼鸟合体图。标本出自陕西武功县游凤村采集的一件敛口细颈鼓腹平底彩陶壶，在壶外壁的上部绘一条鱼身鱼头，唯眼作一伸颈眼睛直视的鸟首。图像奇特。为一典型鱼鸟合体图像。
人鱼合首图像。标本采自《西安半坡》发掘报告的“合首鱼纹”。图案似两鱼相叠，鱼头作方形框，框内为两种图像，上端作鱼面，圆形鱼眼。下端作人面，一线眯缝眼，方形鼻、大口、有齿。左侧为身。题材独特，构思诡秘，形象奇异，极有神气。
人鱼合体图像。标本采自《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人面与鱼形合体花纹”。图像仅保留头部一段，外部轮廓作张口的鱼形，里面画出倒“T”字形鼻、眯缝眼，面容清晰的人面，图像构思独特，别具匠心，神味浓郁，是一幅典型的“寓人于鱼”的图像。此图像对于饕餮纹的起源极有学术价值（下详）。
减体鱼形图案。标本采自《西安半坡》发掘报告，图案为两鱼并排，只有鱼身而无鱼头，鱼鳍和鱼尾线条细长，已图案化。
增体鱼形图案。标本采自《西安半坡》发掘报告，标本为8所示的双头鱼纹。已图案化。图像为两鱼双头联体并排，形象皆作巨口大张，但一端巨齿毕露，一端无齿。形式独特，极有神韵。
增减体鱼形图案。标本采自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的一头双身联体鱼纹。图形特征：一鱼头双身联体，两尾并立，鱼鳍作平涂填的鱼形。神味十足。减体人鲵鱼图像。标本采自1958年甘肃甘谷西坪村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彩陶小口平底瓶，在瓶的腹外壁饰一鲵鱼。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爬行动物蜥蜴。又有学者说它是中国原始龙纹。图像的特征，似滚圆的人头，额上似披发，圆眼、大嘴，为鲵体减肢的人鲵图像。其画面的性质显然是极富神韵的异体神灵。
增肢“人”鲵图像。据《甘肃彩陶》一书介绍，甘肃武山县傅家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小口长颈瓶底彩陶瓶。在瓶的腹部外壁绘一条似人面鲵身增肢图像。其图像的特征，头部为人面，圆眼、有嘴，鲵身着方格鳞纹，两侧增肢为六脚。而此画的性质，有学者认为这是人首蛇身尾交首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其实我们从图像的首人面增肢的鲵体看，同样也是属于神话中的异体神灵。
人兽合体浮雕。上个世纪80年代在陕西铜川前峁仰韶文化遗址一墓葬中，出土一件红褐粗陶罐，在罐的腹外壁一侧塑一人首兽身浮雕塑像。塑像的特征：滚圆头，有眼和口，兽身、长尾。其性质有学者认为是以“壁虎身”。其实在我们看来，人首无疑，但由四肢粗壮弯曲状看，不像是躯体细长的蜥蜴（俗称壁虎），而像是一只长着长尾的兽。塑像有人头，长尾兽身，显然是属于非现实的动物，是具有神灵意韵的浅浮雕塑像。我认为这是目前在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人兽合体的遗存，是研究《山海经》中有关人兽合体记载的很有学术意义的考古实物资料。
骨架图像（原报告作动物纹饰）。人物的形象，二人均弯曲右手，手持物，两足均“十”字形交叉，作舞蹈姿势。框内的两副人骨架，四肢均作弯曲状。关于地画的性质，自简报发表以来，论者颇多，有生殖说、氏族、家族偶像说、巫术活动的图像记录说等。如果从地画的布局或结构形式看，基于生者人物的站立舞蹈姿态和两具死去骷髅之作平躺屈肢形状等情节着眼，便不难看出其画的性质，应当是在室内举行的一种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的图画。
人面骷髅合体图像。资料录自甘肃天水师赵村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罐上所绘人面骷髅图像。画面特征：在罐的腹外壁，黑彩作地，上端浅浮雕一女性人面，侧面各饰一半月形图画，颔下两侧各饰一“十”字形图案，女性头面像下，胸部肋骨清晰作骷髅状。图像怪异。其性质，当是一幅《山海经》中所描述的神灵（下详）。
人体骷髅图像。20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半山采集到一件彩陶钵上的人体骷髅图像。骷髅是画在钵的内壁，作四肢弯曲的站立姿势，骷骨明显，其意义据张光直先生说：“这是一种所谓X光式的图像，后来一直伸展到大陆。用这种方式所画的人和动物表现出他们的骨骼甚至内脏，好像是用X光照出来似的，是一种典型的与萨满教有关的艺术传统，在中国史前存在巫师的问题上，给予我们非常鲜明的启示。”
其实该图像的性质，如果说它是一幅萨满教的艺术，还不如说它是一幅原始人的一种粗犷野蛮社会习俗的艺术较为确切。这是因为这种艺术或图像，在殷周历史时期还广泛流行于这个地区。例如在殷周考古遗存中曾于陕西清涧李家崖发现一件晚商石雕骷髅人物图像，骷髅为半身，头骨的鼻腔、眼眶硕大，牙齿毕露，前后胸的肋骨清楚，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反映骷髅崇拜的艺术遗物据《汉书·西域传》载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应该说就是这种骷髅艺术在北方沿袭孑遗的极好注脚。
人蛙组合图像。青海民和县出土的一件彩陶壶上所绘的人蛙组合图像。画绘在壶的外壁，为一人面，蛙身浓墨平涂，人面宽阔、眼、鼻、嘴明显。蛙前肢粗壮，后肢和蛙身皆饰黑地。而图像的性质，基于画面为人蛙合体，又加之黄河流域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直到后期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彩陶文化的纹饰均多以蛙纹为主，自然这人蛙合体图像是属于神只之列。
蛇组合图像。上世纪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在甘肃省收集到一件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年）的彩陶器盖。器盖作人头形，头顶两侧各有一只角，脑后塑一条蜿蜒向上爬行的蛇，面部饰黑色竖线与横线组成的纹饰。马承源先生也提到这件器盖，说它头上有三个饰物，为满脸胡须的男性面部塑像。杨晓能先生认为“这件雕塑可能是马家窑文化龙形题材的人格化和神格化，它再次证明史前时代晚期的中国普遍流行动物崇拜”。人头脑后所塑的蛇是否是“龙形题材”，还有待更多的学科去证实，但它是“动物崇拜”的表述却是很有见地的。
纵观上面所列的图例，均为我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和捏塑动物图像，它们大体上揭示出这个地区仰韶文化这一时间段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场面，从中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主要的有下列几个方面：
1.对考古学仰韶文化与历史文献《山海经》的互动与整合，加深了我们对二者的诠释，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一面镜子，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文字记录或注释。
2.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动物纹饰的发生原因、功能及其含义。
3.窥探寻觅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人鱼合体纹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夏商周三代的饕餮纹的根。就是说饕餮纹是源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纹饰的人鱼合体纹。
4.观察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及其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氏族群体的移动或迁徙。
（第二节）《山海经》对仰韶文化彩陶动物纹的诠释
艺术是人们心灵情感或欲望的抒发和流露，半坡类型的彩陶动物纹饰亦然。把人物和鸟、兽、虫、鱼等纹饰绘制于陶器上，是意识形态显豁的表现，可是纹饰或图画只能显示空间上的事物，不能表示时间上的关系，这便需要有记述这一时间段的文字或文献加以解读。而能说明或解释仰韶半坡文化彩陶动物纹饰或雕像功能和含义的，唯《山海经》这类历史文献资料。之所以如此说，这是由《山海经》一书的内容和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看其内容，《五藏山经》各卷记有鸟、兽、虫、鱼等许多动物，对其形状特征都有较为翔实的表述。
其次观其性质，各经所记的动物，除现实的自然界中尚存的生物外，还记有许多非现实的，即由现实动物间的交叉变化的动物以及人与各种动物的合体。
《山海经》所记的不少动物的形象，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中所画的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动物纹饰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为此我们将它们加以整合，对于解释仰韶文化动物纹饰的功能和含义，无疑会提供不少重要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