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专业52级（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专业第一班）对这次大规模发掘的成功实践和收获起到了保障作用。中国科学院在这一年评议时，半坡实习生们的学习和工作都很有成绩，因此半坡考古发掘团获得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术研究一等奖，奖金500元，我将一半奖金分给了实习的同学们，记得每个人发了一本相册，大概还有几元钱。他们的工作得到科学院的高度评价。这年秋季郑振铎、王冶秋同志陪同陈毅元帅特来视察半坡遗址及发掘的成果，当时就批准成立博物馆进行保护研究和群众教育，开创了成立考古博物馆的新纪元。
此后，王克林同志对仰韶文化这一课题作了长期深入和广泛的追索研究，本书即是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三）
关于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地位，克林同志在他的研究中作了充分的论述。我曾经说过：“研究中国古代史，不论是文化的中华，还是民族的中华，或是历史的中华，就史料而言，不论是文献的中华，考古的中华，或是古史传说的中华，炎黄文化最有典型代表性。”而炎黄文化在考古文化中为哪一种文化，我的实践看法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与文献的整合研讨，炎黄文化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中、晚阶段，即中国的原史时代初期，距今约六千到五千多年”。而《〈山海经〉与仰韶文化》这本书，以《山海经》所记炎黄时代的史事，与仰韶文化整合，有“史”有“物”，“物”、“史”相印证，正反映了炎黄时代的文化。它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同类着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比较可信的素有原始史料丰富之称的《山海经》作铺垫，从而使我们对炎黄文化的看法并不感到那么空泛，不像在雾里看花。这是其书的一个显着特点。
在研究炎黄的史迹，尤其对其族的起源问题上，我国古往今来的史家无不以《国语》所记载的“昔少典氏娶有乔氏，生黄帝、炎帝”为说，均断定二者为同一氏族。然作者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说：如果以代表炎帝族文化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地层，被代表黄帝族文化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地层所打破，而判断二族的年代关系不错可取的话，则明显说明炎帝族早于黄帝族，于是也就表现出，炎黄二族虽都从少典氏族所繁衍出来，但派生出的时间是有先后的，即炎帝在先黄帝在后。这种见解，对目前我们在中华文明起源和炎黄的历史研究上，无疑是有意义的。
此外，对炎黄文化面貌的解读，《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奇思巧变、迷幻诡异的，诸如人面鱼身、人鱼合首、人面兽身、人面鸟嘴、三面人和增减肢体的鸟、兽、鱼等动物形象，以及无枝的“建木”、树干“长无寻、大五围”的“木禾”以及“黄华赤实、其味如饴”的丹木等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动植物，本书均再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两大类型的彩陶中找到了相应的纹饰。这就有力的说明《山海经》并非为所谓的荒诞不经的“巫书”神话，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包涵丰富原始社会史迹的典籍，只不过在其表述形式上多为神话所包裹罢了。从而借助《山海经》这一传世历史文献，说明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历史时间段和所反映的原始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其在中华文明的研究中不再模糊，这正是此书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在这本书里我们还看到，作者对《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关系的解读，殊有不少别开生面之处，这里略捡几条予以评说：
一是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母题鱼纹的解读。作者认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半坡类型人们原始思维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而《山海经》也记载了炎黄时代人们对鱼的食用、药用和祭祀媚神价值的史实，由此而联想到原始人对自然赐予倍加的敬重，所以把鱼视为“神祗”。本书详尽地将半坡类型彩陶人面鱼头纹、人鱼合伴纹、人鱼组合纹等蕴意做了解析，说明这些纹饰不是凭空而来的，正是半坡类型的群体“寓人于鱼”，把鱼神话的例证。彩陶上那些人鱼合体纹的内涵，“它们原本是以人鱼为题而塑造的神像，即半坡类型的群体的象征符号”。这是对鱼纹性质解析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作者以半坡类型的人鱼合体和人鱼合首纹为据，并由此追踪溯其发展演化，观察出它们与历史时期夏商时期青铜器上所流行的饕餮纹有相近之处，无论是形式，还有由纹饰所表现的容颜神态都有衔接，从而认为对古代很有影响的美术纹饰的饕餮的起源，是植根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鱼合体纹。同时，鉴于人鱼合体纹是半坡类型群体所崇敬的神祗的象征符号，尔后这一象征符号拟人化为群体首领炎帝的偶像，从而揭示了饕餮蕴意的真谛，这一独特的解读值得重视。
二是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母题纹饰性质的解读。作者根据《山海经》记载“峚山，其上多丹木……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黄帝是食是飨”为线索，并以庙底沟类型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当地古往今来遍植柿树等人文因素为据，一改过去学术界对庙底沟类型彩陶母题纹饰性质为蔷薇花、鸟、鱼纹和天象太阳纹等诸种看法，而另立新说为柿花，其蕴意同半坡类型的群体意识相近，是庙底沟类型族群的神祗的象征符号，其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是，本书将《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与成书年代相当的《易经》相提并论，作者认为就书的体制、性质、内容及其所表现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两书都非常相近。大家都知道《易经》的性质，在我国大凡研究者，无不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皆可据易以为说”。而《山海经》的性质，同样大凡研究者，也都说它是最早的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内容也极广泛，涉及天文、地理、药律、动植物、历史和神话等。所以从内容上看，两书都凸显“天人合一”、“阴阳思想”、“忧患意识”等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作者在本书的比较研究中说：“《易》是一部伟大的哲学巨着，而《山海经》也算得上是一部包藏中国古典哲学的古老典籍。”据此，不难看出作者对二书探讨之深入，有发前人未发之处，这在目前我国学术界还是很少见的议论。
前面我对此书作了几点评论，最后还要说的是，我88岁的人愿为这本书作序，是因为看到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方法论上，将考古与历史紧密结合，考释严谨，有人有物相互印证。可见作者的治学精神、写作的艰辛和用心的艰苦，真可谓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书中详实地考释了目前我国历史和考古学界极力探讨的热门课题，发表了一些鲜活清晰、别开生面的见解，是十分可贵的，也是现今考古学研究不多见的课题，因而值得一读。同时我也看到在此书的后记中说：“本书稿是《〈山海经〉与仰韶文化》整合研究的第一编，还有在校改中的30、40万字，是《山海经》反映华夏文明的第二编的文字书籍”。所以，在这里希望尽早地发表，以期对中华文明的讨论中，作出新的贡献。
王克林同志学缘和前景是光辉灿烂的。我和他曾在北京考古所一个研究室共事，后来我们在工作上也一直有接触和联系，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特别在史前和历史传说的整合研究上是费了心力，作了贡献的。
他在黄河流域各省，特别在河南安阳和山西地区，步前辈足迹进行仰韶文化系统史迹的踏查追溯和研究，在负责山西考古工作期间（他是山西考古所所长），也特别重视史前文化的整合研究和综合研究，对《山海经》的整合研究，是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时，他还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作了探讨，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考证论着，也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例如他写的《“卍”字图像符号源流考》一文，对“卍”字的来源、发展、变化的考释，对史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从而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和好评。同时，在他们同辈中，在就研究古代文化的整合方面方面，他是有着最丰硕收获的一位学者，我们从他的（诗言志）的回忆中便可知其梗概：
“少时离家年十六，几件衣衫一箱书；
北大攻读仅四载，科院工作五年余；
离妻别子赴三晋，发展创业在于斯；
平生未有遗憾事，只顾扬鞭自奋蹄。”
从此言志诗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是踌躇满志的，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庆贺、祝福和感谢。谨为序以述之。
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 石兴邦
2010年12月13日于西安陕西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