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朝，害怕汉朝出兵报复，就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中亚）。康居王尊敬郅支，将女儿给他做妻子。郅支便借兵多次袭击邻国乌孙，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不敢还击，而是远远地逃避，于是郅支拥有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很不尊重康居王，竟在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肢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它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不敢不给。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汉使听出他的言外之意，还有取代汉皇帝的野心，真是狂妄至极。
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深忧郅支单于势力危及西汉对西域的控制，说服了都尉甘延寿，矫诏发西域城郭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卒四万余人，分六校（即六队）击郅支单于。三校从南道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总称），经大宛至康居；另三校由陈汤和甘延寿率领经北道入赤谷，过乌孙，进入康居界，至阗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时康居王抱阗率数千骑袭掠乌孙赤谷东，杀千余人，抢牲畜甚多。陈汤令西域诸国兵击之，杀四百六十多人，解救被俘民众四百七十多人，并获牛、马、羊作为军食。
入康居界后，令士卒不得抢掠，至郅支城（郅支单于在康居所筑城池）60里止营。捕得康居贵人，了解城内情况。次日距城三十多里止营。第三日，距城3里布阵。郅支单于以数百人披甲守城，向汉军呐喊。百余骑兵在城外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阵。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其骑、步兵皆入城内。汉军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并烧毁土城外木城。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也多被射死。
半夜，汉军攻入土城。时康居兵万余骑环城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但惧怕汉军，不敢战。天明，康居兵退却。汉军攻入城中，四面纵火。郅支单于受重伤而死。西匈奴崩溃，并不知所终，漠北又成为一个匈奴的状态。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公元前33年农历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汉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在以后近40年岁月里，西域基本维持着和平状态，汉匈战争也画上了休止符，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尊崇儒学，以经义为本
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刚继位时，刘奭便放弃了历代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终于在汉元帝身上得到贯彻实施。自然，他的师傅和儒生就成为朝廷中重臣的多数派。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尊崇儒学，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公元前47年，汉元帝刘奭起用师傅肖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宣帝临终之前，曾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刘奭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周二人本为刘奭的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刘奭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充分体现出对师傅的尊重和信任。
刘奭还大力任用儒生。博学多才的大儒生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刘奭均委以重任，并特令其随便出入禁宫、参与机密之权。刘奭即位不久，听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关东明经解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为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为了发扬儒学，重用儒生，刘奭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五倍。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刘奭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话又说回来，汉元帝起用了这么多儒生，倒也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虽然汉元帝有时也心生不满，但毕竟自己重儒，因而对于直言进谏的儒者多不怪罪。儒生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刘奭很难堪。一次，刘奭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乘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刘奭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刘奭从桥上通过。刘奭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微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刘奭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刘奭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刘奭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汉元帝在深受儒家思想桎梏的环境中，要想有点脱离传统的创造性作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王霸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出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职守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柔仁好儒，纯仁德教；
性格软弱，宠幸宦官
柔仁好儒，纯仁德教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或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确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性格软弱，宠幸宦官
汉元帝刘奭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任用贤能，另一方面又任由奸佞小人当道，而自己又软弱无能，使得父亲宣帝刘询传下来的一片大好基业，竟在他手中开始断送。汉元帝也许从祖宗身上只继承了软弱的一面，而未能学到像刘邦、刘彻等人残酷的一面，更也许是由于受到表面上充满仁政思想的儒术的影响。
汉元帝尊师重儒，但毕竟自己还是个皇帝，在处处受儒生牵制的情况下，自然会想找一些能陪他一起玩乐的小人陪在身边，于是一批小人便聚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刘奭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因犯法而受宫刑，不得不入宫为宦官。他口舌灵巧、头脑狡猾、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言语探测出皇帝尚未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宣帝末年就已经混上了个中书仆射，并与中书弘恭结为党友。到刘奭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世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很快就赢得了刘奭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自然就会与那些所谓的儒家忠臣产生矛盾，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恭、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望之、周堪为首的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肖、周二人向刘奭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夺回朝廷大权。刘奭性格柔弱，因此采取折中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刘奭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显又稳操实权，刘奭最终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刘奭送昭君出塞之谜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昭君出塞。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于公元前52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宝坪村（今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昭君的美是驻留在不归征途中的，在昭君告别故土北去的路上，马嘶雁鸣，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落雁”的代称。这是传奇故事里的昭君出塞。
在元代散曲作家马致远的笔下，昭君出塞更是被笼罩了一层悲凉的色彩，昭君的结局是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昭君出塞的真相吗？真正的昭君出塞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汉元帝竟宁元年春，匈奴呼韩邪单于自请入朝，奏诏被批准。呼韩邪便由塞外启程，直抵长安，见到了元帝，行过胡邦最敬之礼以后，仍乞求元帝降公主以和亲。
元帝正担心边疆生出是非，希图暂时羁縻匈奴，省得劳民伤财，多动干戈，当下慨然允诺。等得呼韩邪退出，元帝回到后宫，却又踌躇起来，他一个人暗想前代曾有和亲故事，都是私取宗室子女充作公主，出嫁单于。历朝以来，从未一次败露。现在呼韩邪亲自来长安，随从人等耳目众多，况且呼韩邪已经投降，今非昔比，若仍照从前的办法，必然露出破绽；但若以真的公主遣嫁蛮荒之地，于心不忍。元帝不禁愁眉不展。
当时冯昭仪在旁，她对汉元帝说：“后宫宫人上万，十之八九从未见过陛下一面。陛下平时要幸宫人，都是按图索骥，看见图画上面哪个美貌，就选哪个前来侍寝。这样拣取，就是陛下圣寿万年，也幸不完许多宫人。如今不妨选一个姿色平常的宫女即可。”原来元帝即位后，嫌后宫女子年长色衰，就下令挑选天下美女入宫，并让画工为她们摹画形貌，以便他每晚看图择其美者召幸。元帝便命人把后宫美人图皆取至面前。元帝见了许多图画，哪有工夫细审，随便选定了姿色较陋的一个，命有司代办妆奁。
到了第二天，元帝特意在金銮殿上，设席宴请呼韩邪。酒至半酣，便命将公主召出，以便与呼韩邪单于同赴客邸完婚。只见一群宫女拥出一位美人，袅袅婷婷地轻移莲步，走近御座之前辞行。元帝不瞧犹可，瞧了一眼，直把他惊得魂飞天外。原来此女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但见她云鬟拥翠，娇如杨柳迎风；粉颊喷红，艳似荷花映日；两道黛眉，浅颦微蹙，似含嗔怨的模样，宛如空谷幽兰，直令后宫粉黛失颜色。
元帝当下如丢了魂魄，忍不住轻轻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何时入宫？”她柳腰轻折，缓启珠喉，犹如呖呖莺声地奏道：“臣女王嫱，小字昭君，入宫已有三年了。”元帝听了暗想该女入宫多年，为何并未见过？可惜如此美貌，反让与外夷享受，本想把王嫱留下，另换一人赐予呼韩邪。回顾呼韩邪坐在殿上，只把一双眼睛尽管望着王嫱，不肯转动。元帝又恐失信外夷，且被臣民谤以好色的訾议。没办法只好镇定心神，嘱咐数语，闭着眼睛，将手一挥道：“这是朕负美人，你只好出塞去了！”呼韩邪看见元帝恍惚的神情，还以为骨肉远别而难舍，慌忙出座，向元帝跪奏道：“臣蒙陛下圣恩，竟将彩凤随鸦，请陛下放心，臣定会对公主优礼相待，子子孙孙，臣服天朝，决不再有贰心。”元帝听呼韩邪这番说话，仅把他的头连连点着，吩咐护送公主至客邸成婚，目送她起身出去，拂袖入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