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东汉发生党锢之祸后，“党人”一词才广泛地流传开了。其实，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离骚》：“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意思说就是因为那些朋比为奸的小人们苟且偷安，所以楚国政治的道路才越来越黑暗危险。“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官僚和儒生是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群体。东汉初年，早在刘秀为帝时期，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举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出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儒生规模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然而，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特别是后期宦官专权，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一方面滥用亲朋，裙带成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唯财与力。”选举制度的败坏，也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太学生及地方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正直官僚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他们臧否人物，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地抨击，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这些人被以宦官为代表的人们诬称为“党人”。这些所谓的“党人”们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和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感到恐慌，于是出手镇压，从而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这一时期的官僚们也痛恨宦官把持政权，危害国家。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及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者。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
然而，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两个不同角度书写自己的人生。
一种就是隐逸避世、明哲保身，也就是不苟同，不合作。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公元159年，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求）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死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魏桓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到深山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有德之士相对应的，就是与世抗争。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地，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的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削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后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说：宦官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
公元162年，皇甫规平服羌族的叛乱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不遂，于是诬陷他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他们向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这件事在精神上和舆论上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
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层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人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向汉桓帝诉苦，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
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就按律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平素以方术结交了不少宦官，连汉桓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自从依靠宦官力量剪灭了梁冀之后，日益荒淫，这次接到牢修的上书，更是不辨是非，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范滂以及太学生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此即党锢之祸。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公元167年，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为“党人”申冤。这时李膺等在狱中以攻为守，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他们就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了。”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恒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六月初八日，诏令改元，大赦天下。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归乡。但名字记在三府，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准再回京师做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他们共相标榜，以天下名士为称号，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士大夫与朝廷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斗争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永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刘志死于德阳前殿。第二天，窦太后临朝执政。桓帝荒淫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一个子女。侍御史刘儵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刘志的三后之谜
汉桓帝15岁即皇帝位，36岁驾崩，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共立了三个皇后。分别是梁皇后梁女莹，邓皇后邓猛和窦皇后窦妙。
关于这三位皇后，那可是个个都有故事，而且她们还对汉桓帝身后的一个最重大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就是嗣位储君的问题。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桓帝的继位人是历史上臭名昭着的汉灵帝刘宏。可刘宏并不是桓帝之子，而是他的堂侄。为什么汉桓帝没有立他的儿子为储君呢？答案很简单，他没有儿子。那为什么号称拥有成千上万后宫佳丽的汉桓帝会没有子嗣呢？莫非是有什么“隐疾”？还是……这些又和他的三个皇后有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一个个疑问，让我们一起去揭开桓帝三后的神秘面纱。
说起来，要不是有这第一个皇后梁女莹，汉桓帝恐怕还当不上皇帝。当年，15岁的刘志受梁太后保媒，喜滋滋地从封地赶往京城相亲，他的未婚妻可了不得，是梁太后和大将军梁冀的妹妹——大汉朝最有身价、最炙手可热的千金小姐。这份荣耀忽然降临到他这个小小的蠡吾侯头上，着实让这个才15岁的少年受宠若惊，接到相亲懿旨后，他便立即带上丰厚的彩礼，跳上马车，直奔京城洛阳。但是，刘志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馅饼”从天而降。等待他的不仅是千娇百媚的小新娘，还有大汉皇帝的宝座。因此，毫无悬念，汉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必须是这个梁家最小的女儿梁女莹。
桓帝登基后的次年六月，比照汉惠帝纳张后故事，以黄金两万斤为聘礼，迎娶梁女莹入掖庭，八月份正式举行大典立为皇后。桓帝自然要对梁太后施以母子之礼，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姐妹变成婆媳的奇怪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梁太后秉政、梁大将军专朝，不管他们的妹妹梁女莹是天仙还是魔鬼，桓帝都必须对她恭恭敬敬，独加宠幸，且目不斜视、心无旁骛，视其他花花草草如无物。因此，皇后以下“莫得进见”。
梁皇后也仗着哥哥姐姐的权势，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耗费的国库资源，远远超过前代的皇后。而且，梁皇后还极力限制桓帝的私生活。算起来，凭她的姿色，充其量也就是个清秀佳人，而后宫粉黛则是环肥燕瘦，不乏倾国倾城之容、国色天香之貌、风华绝代之色。所以，生来娇贵、善妒的梁皇后自然厌恶所有的后宫佳丽，尤其是貌美的宫人，更不允许她们接近桓帝。这让正值精力旺盛之年的桓帝欲火中烧，对其自然极为反感。然而，因其身旁全是梁氏外戚掌权，只好暂时忍耐。
3年后，梁太后死去，临终之前归政桓帝。桓帝亲政，梁氏的势力逐渐削弱。桓帝对梁皇后就不那么勤快地表现夫妻恩爱了，开始在后宫“广种薄收”。虽然梁冀仍然掌握着朝廷大权，但毕竟作为外臣，他并不能像梁太后那样对皇帝寝宫里的事牢牢盯住，随时干涉。但娇惯擅宠的梁皇后可不干，虽说她当皇后已经有不少年头，前些年一直都是独占宠眷，却一直没有生育，如今丈夫“移情别恋”，却看到处处果实累累，简直就忍无可忍。虽然她不能对桓帝怎么样，却想方设法对那些获得皇帝“临幸”的后宫女子们痛下杀手，只要有怀孕的，“母子”皆不得好死。如此，可排除桓帝有“隐疾”的推测了。
看着爱妾一个个惨死，看着自己的孩子皆胎死腹中，桓帝内心自然痛苦万分，对梁女莹的最后一点夫妻之情也泯灭了。但刘志虽视梁皇后为仇敌，但也毫无办法，毕竟国家的印把子还掌握在梁皇后的哥哥梁冀手里。刘志选择的反抗手段只能是不再涉足皇后寝宫，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和皇后见面。这样下来，梁皇后恼怒也好、忧伤也好、发飙也好，统统都像重拳打在棉花包上。而她的哥哥梁冀和嫂子孙寿却暗中另有如意算盘，根本就不再把这个妹妹放在眼里。毕竟，梁皇后不能生育，就没有延续梁家权势的本钱，而且她对嫂子孙寿妖媚张扬、抢夺天下第一时尚夫人地位的作为很不满，两姑嫂关系越来越恶劣。
粱皇后愤恨交加，不久就一病不起，结果于公元159年，病死宫中。在梁冀的主持下被谥为懿献皇后，按谥法，“懿”的意思是温和圣善，“献”的意思是聪明睿智，相对梁女莹的人品言行，只能是一种讽刺。梁女莹当了13年的皇后，葬于懿陵。梁皇后死后不久，桓帝就利用宦官铲除了跋扈朝堂20多年的外戚梁氏。接着，桓帝褫夺了梁女莹的皇后位号，贬为贵人，把懿陵改为贵人冢。
关于这位梁女莹皇后，还有一段小插曲不得不说，梁女莹可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接受过婚前检查的皇后。
《汉杂事秘辛》记载：东汉桓帝要立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女莹为皇后。未成婚前，桓帝派吴婀女官来到梁府。一进门先观察梁女莹的走路姿势。接着，便跟梁商大将军一家说，要请梁女莹进闺房，脱衣仔细检查女公子身体的各部位。
出身豪门贵族的千金梁女莹抵死不依，吴婀无奈，只得出示“尚方宝剑”，吓唬她说：这是皇上的圣旨，也是皇家选后的规矩。企望当皇后的梁女莹，才勉强走入闺房接受检查。
吴婀先检查梁女莹的乳腺，看有没有肿瘤包块；同时又用鼻子嗅嗅有没有狐臭，有没有鼻炎气味。接下去看看肚脐的形状深浅，肩膀的宽厚，腰围，臂的弹性，大小腿肤色、长度，以及手掌十指、脚板平凹与十脚趾的颜色，最后是妇科检查及病史询问。
全部未见异常，又重新检查五官与头发浓密及颜色，查耳朵、齿、鼻梁、眼、眉。最后让梁女莹三呼“万岁”，以检查声带发音如何。
梁女莹病死，接下来出场的，是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邓猛。
作为梁家媳妇的孙寿，一直怂恿利用丈夫梁冀的权势为自己娘家人谋私利，对小梁皇后这个不明事理的小姑子一点都没有好感，孙家和梁家一直都处在明争暗斗中。孙寿在亲戚中发现了一个年轻靓丽的美女，于是就把她收养为自己的女儿，并把她送到了桓帝身边。在她的如意打算中，这个小美女将是取代小姑梁女莹实现自己富贵万年美梦的一个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