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上极其艰难的一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全面地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斗争七项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界进步组织的响应。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00余人签名，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KH队从瑞金出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阶段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鉴于红军力量的严重削弱和中央苏区的日趋缩小，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丧失。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分别自瑞金、雩都（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遭受到很大损失。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两个教导旅和一个保安队。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军民早期的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前奏，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战斗，给敌人以大量杀伤，自己也遭受到重大损失。其后，杨靖宇为抗日英勇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悲壮的一页。
是年冬，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它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
1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省委的代表。博古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三个报告。并于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等文件。
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何克全）等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等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负总责；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
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世界形势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不顾中国革命运动遭受的挫折和面临的艰难，错误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致使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逐步陷人更加不利的境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新生活运动
2月，蒋介石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由于它是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人手，故称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体国民的衣食住行全部生活都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的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的统治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入关内，民族危机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单靠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已难于维持其统治，于是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称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要求首先在南昌和江西推行"新生活运动"。2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颁布《新生活运动须知》。23日，蒋在南昌再次讲演，要求全国达到"国民生活军事化"，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会长，由陈立夫、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钱大钧、蒋孝先等22人任总干事，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7人为指导员。制定各省市、各铁路、海外华侨及江西省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通告各地改组及推行。
蒋介石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6篇长篇演说，还发表了文章、手谕，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并颁发了《新生活运动须知》、《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公约》、《生活三化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等文件。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生活"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蒋介石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他进一步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强调说："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在《新生活运动须知》、《新生活运动公约》中，对人们如何走路、吃饭、穿衣、住房、行事等都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最后，通过"新生活运动"，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划一"的程度，即"军事化"。总起来说，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以中国的儒家教义（四维、八德）为基准，吸取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文明礼貌）和德、意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三者相混合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要通过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复兴。而复兴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通过恢复中国固有的"八德"，来实践"四维"。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际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迫人们组织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言行，使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从精神方面配合其军事"剿共"。正如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文巾所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开展"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最基本的最有效"的手段。
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有1355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分会"，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推行"新生活运动"网点。各地学校也都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闹剧，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纪念之感想》文中感叹道："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
国民政府商议蒙古自治问题
7月26日，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盟长、副盟长及部分旗王公在百灵庙集会筹备内蒙自治，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族之治权"，"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族之领域为统治范围"，"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对此，国民政府主张力加劝止。
察北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领衔通电要求自治。翌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以未到自治时机电复，并决定派巴文峻前往调查真相。
内蒙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百灵庙召开内蒙自治会议。各盟旗对此意见并不一致，除锡林郭勒盟追随德王之10余人外，伊克昭盟无一人参加，乌兰察布盟仅一二旗参加。德王宣布会议宗旨，并提议组织自治机关，各旗均无人发言；继则提议组织自治条例起草委员会，亦无应者。德王遂自行担任起草自治条例工作。会议无结果而散。10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方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及《蒙古行政用人之标准案》。决定在蒙人聚居省份设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受即将成立的国民政府边务部（或称蒙藏部）监督指挥；地方政务委员会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之民意机关；行政用人尽量容纳蒙人。同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巡视内蒙各盟旗，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协助。
西蒙各盟旗首领电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称："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议决案，已有特许外蒙自治之先例"，要求"采用高度自治，建设内蒙自治政府"。
黄绍竑由南京前往内蒙视察。11月10日，黄绍竑、赵丕廉在徐庭瑶及装甲车队护送下由归绥（今呼和浩特）抵百灵庙。内蒙云王（云端旺楚克）、德王及王公代表等以上宾礼接待。11月12日，黄、赵在百灵庙与云王、德王首次会谈。德王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呈上，黄表示中央虽赞同自治，但只限于组设蒙古自治委员会或在中央另设边务部管辖一切，并劝其接受中央方案。德王等对国民政府"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表示不满，坚决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坚持自治范围除三盟外，还包括察哈尔、绥远、宁夏省属的原有蒙地，并要求废察、绥两省，将治权交给自治政府，会谈无结果。谈判期间，黄绍竑对德王派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使德王处境孤立。11月16日，黄将德王方案退还，并扬言翌日返绥，以示破裂。云王乃挽班禅出面疏通，表示愿在察、绥两省省辖范围内各设自治机关方案的基础上与黄续商，并于晚间向黄递交自治办法11条，规定"内蒙设统一最高自治机关，定名为内蒙自治政府"，黄仍不同意。11月17日，经班禅等向德王劝说，遂改为设内蒙第一、第二自治政府，自治区政府间设联席会议。黄认为此方案基本符合中央原则，表示允转呈中央鉴核。谈判遂告一段落。
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92次会议否决了德王所提的自治办法11条，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办法》11条。即：（1）内蒙古自治，分区设置自治政府，对区域隶属、组织权限、经费等另拟办法。（2）内蒙古自治之实施，自治区政府未成立前，由中央或当地省政府派员组设筹备处；（3）蒙古自治区在察、绥两省未设县治的地方各设两区；（4）自治区政府设委员5至15人，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区政府分科办事，为区旗两级；（5）自治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受中央各主管部会之指导监督；（6）自治区内之国防、外交均归中央，其特殊性质者，在不抵触中央及当地省政府法令范围内，区政府可发布或制定单行法规；（7）省区关系，自治区内各蒙旗行政为中央未授权省政府者属之，如涉及省行政范围者得与省政府会商。省政府得中央委托，可代表中央指导区政府办理自治；（8）自治区经费，由中央核准后拨款补助，税收属国税者由中央征收，在已设县区由省政府征收地方税，自治区政府仅在未设县区征收地方税；（9）经济问题，未开垦与未设县治的蒙旗，在该地区住满一年以上，不分民族得享游牧垦耕种，森林矿产归国有，并由财政部在该区设立中央银行分行；（10）教育制度及经费，由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11）司法由行政司法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
这一自治办法是建立在中央高度的控制之下，与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不符，因而遭到云王、德王等蒙古王公的反对。
内蒙代表吴鹤龄、赵泰保等在汪精卫所设招待会上，表示坚决拒绝1月17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办法》，要求照上年黄绍竑所商之原案通过。同时就《内蒙古自治办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三项补救要求：（1）请保障盟旗部族的原有地位及区域的权益；（2）实行自治，共御外侮；（3）各盟旗部永远免除省县的侵蚀压迫。并声明：蒙古自治绝非分离运动，自治并非为少数人谋利益，非反对省县当局，仅求公允。
内蒙云王、德王自滂江电黄绍竑，质问上年在蒙所商自治办法为何擅自改变，要求黄促成国民党中央照原案通过。同时德王指令在南京的内蒙代表赵泰保等连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及国民党四中全会请愿，请求采纳原订自治大纲。2月22日，内蒙哲里木盟、卓索图盟等盟长、王公通电表示在国民党领导下求自治，决不受日伪诱惑；盼国民政府以黄绍竑在蒙所拟方案为圭臬，从速复议自治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