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1934年(3)

17日，高宗武将国民政府此方案向日本提出，日方反对第一、二条。19日再议，日方坚决不让，会谈又告中断。11月23日，通邮会谈在北平作最后之谈判。日方仍提出本月14日所提之7条《申合事项案》，声言除文学可稍作商定外，其精神绝不能丝毫变动，如不立时允诺，即作为谈判破裂。高宗武等俯首就日方所持7条作文字之讨论。至翌日晨，高宗武等完全屈从日方要求，接受日方所提7条大纲。1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及国防会议，讨论日方所提通邮大纲，获得通过。

14日，通邮谈判在北平北京饭店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中方出席者殷同、高宗武、余翔麟，日方为仪我、柴山、藤原等，双方将前通过的通邮大纲及谅解事项，各用本国文字缮写两份，当场宣读一遍后互换一份作为凭证。但在"不成文之规定"原则下，双方均不签字。双方定于12月底公布通邮大纲及其谅解事项。《通邮大纲谅解事项》主要内容是：（1）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所有出入关邮件均限在该两处转递。（2）进关邮件贴用特别之邮票，以兰花、高粱、长白山3种图案为邮票花纹。（3）邮件上不得盖用伪国字样的印记。（4）包裹、汇兑的一切单据不得印有伪国字样。（5）装运邮件之车辆，亦不得有伪国的年号。除车运外，更不得使用其他交通工具。（6）山海关转递局属菏北省邮务管理局管辖，古北口局属北平邮务局管辖。（7）关外一切邮务接洽等事，统由两转递局负责。接着，由河北省邮务管理局邮务处长曹健亭与黄子固签订合同。黄以私人名义承办山海关汇通转递局，自任总经理，并于山海关设总局，古北口设分局。

30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通告：自明年1月起实行东北通邮。邮件、包裹及汇兑业务，由山海关、古北口两邮局负责承转，所有寄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之邮件，如封面、书名、省名及地名无伪组织字样者，从明年1月10日起均予收寄转发，其包裹汇兑自2月1日起照章办理。同日，外交部为通邮事电各驻外使署说明通邮经过，并向国联作解释。翌日，日驻平使馆武官室用日文公布通邮协定内容。

1月7日，河北省邮务管理局邮务处长曹建亭与民营榆关汇通转递局经理黄子固，签订承办东北通邮合同，有效期限一年。1月10日，榆关汇通转递局及古北口分局开始收发东北邮件及经过东北取道西伯利亚之国际邮件。据黄子固电津报告：本日寄往东北邮件达1.58万余件，人关邮件2.6万余件。2月1日，关内开始收递东北包裹、邮件。

藏本失踪事件

藏本英明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1934年6月8日晚，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落成，日本驻华公使有吉应邀出席。11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车站送公使有吉赴沪后，从总领事馆出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以藏本"失踪"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于48小时内查出其下落。是日，下午4时，日驻南京领事馆再次送来备忘录，声称："本馆副领事藏本英明于本月8日午后10时半，只身外出，讵从此至今日午后，仍未归宅，请迅速周密搜查，保护该员，并迅速将其结果通知。"同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还派员至南京警察厅作同样的陈述。

在此情况下，南京军警立即开始搜查，气氛极为紧张。

11日，日本外相广田训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如南京政府无调查藏本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之安全作重大考虑。命即迅速解决该案，倘有怠忽，则将提重大抗议。同时，日本驻沪第三舰队派"苇"号舰开往南京。停泊于下关的日舰，褪下炮衣，炮口对着南京城，已作战时准备。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

同日，国民政府严饬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为此进行户口总检查，分派便衣队四处查访。并悬赏万元。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午后特访须磨，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取镇静态度"，勿过于张惶。

12日，日外相广田训令须磨通知国民政府，如藏本案处理失当而发生不测事件时，其责任由中国负之。下午3时，须磨偕使馆参赞有野访汪精卫，谓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警察职权难以信赖，处理此事件如有迟误，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之，要求严厉彻查。同日，日第11舰队司令杉坂乘巡洋舰"对马号"开往南京。南京日本侨民召开大会，对我施加压力。

在此形势下，行政院再饬各军警机关加紧侦察，情况极度紧张。

13日，陵园工人魏宗青在明孝陵山上将藏本寻获。据藏本自称：他因仕途失意，想去自杀，但未成功。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吏闻讯，纷纷赶到警察厅加以慰问，并将藏本送到外交部转送日领事馆。至此，藏本"失踪"事件真相大白。20日，藏本由沪乘轮船返国。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7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代表，深入敌后，在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在皖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之所以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因为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接着又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并加紧鲸吞福建、浙江和长江下游一带；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的领导，使红军作战节节失利，到1934年上半年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此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在政治上扩大宣传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卖国、内战的罪行，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在军事上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红七军团3个师约6000余人，从瑞金秘密出发。后于8月1日"反战日"，在瑞金隆重集会，公开誓师北上。先遣队经长汀、清流进入闽中地区。由樟湖坂渡过闽江，于8月1日攻占水口和古田县城，胜利到达闽东游击区，分驻连江县属的桃源一线。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

红军抗日先遣队强攻福州，激战三昼夜未克，仍回师闽东游击区。8月14日，奇袭罗源县城，歼敌1个团。接着攻占穆洋镇，筹得现银3万元和一部分物资。8月28日，先遣队一举攻克庆元县城，到达闽北苏区。9月9日，离开闽北苏区，经仙霞岭，过江山、常山，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于10月底进入闽浙赣苏区。抗日先遣队北上3个多月，历经闽浙赣皖4省几十个县镇，由于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兵员、军需均得不到补充；加上中央代表曾洪易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先遣队到达重溪地区时，减员到2000人。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长征途中发布命令，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佬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下辖3个师，原红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红十军改为二十师、二十一师，刘畴西、胡天桃分任师长。同时，对省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方志敏为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并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留苏区主持省委工作（后叛变投敌）；粟裕任军区参谋长。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受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局和中央军区领导。

两军合编后，兵力约1万人，行动方向仍为浙西、皖南。11月18日，先遣队十九师自重溪出发，先行北上，向浙皖赣边挺进。11月24日，方志敏、刘畴西率领二十师、二十一师由葛源出发，经德兴、开化、婺源、休宁，于12月10日到达黄山东南之汤口镇，与十九师会合。这时，接中央军区来电：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全面领导红十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斗争，并由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先遣队在汤口镇停留两天，对部队稍加整顿，同时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后继续北上，深人敌后。

此时，蒋介石调集5个正规师、2个独立师、4个保安团及地方武装，以7倍于红军先遣队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扑向黄山，企图一举全歼北上红军先遣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军政委员会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在太平县谭家桥地区，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中路之敌，然后寻机打击左右两翼，以争取打开局面。12月14日，红十军团同敌中路前卫耀武补充旅遭遇，争夺乌泥关，红军多次冲锋未能奏效，师长寻淮洲受重伤后牺牲，年仅22岁。红军被迫退出乌泥关，经旌德北人泾县茂林镇。这时又遭到24个团的四面堵截，伤亡很大，方志敏决定回师赣东北休整，再待机北上。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离开皖南，沿着浙西的天目山脉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

这时，蒋介石纠集20万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先遣队。1月16日，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约800人突出重围，进入赣东北苏区。红军先遣队主力部队却被重重围困在方圆15里的怀玉山区。方志敏为迎接刘畴西主力部队，在送走先头部队后，重新钻进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失散的队伍，随即组织力量，准备带领部队突出重围。

时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红军战士衣着单薄，茹雪啖草。从1月17日起，在方志敏、刘畴西的指挥下，爬山越岭，浴血奋战，寻机突围。最终弹尽粮绝，边打边退，趁夜晚转入深山。这次突围部队受到很大伤亡，刘畴西被捕。1月29日，隐藏在怀玉山陇首村附近的方志敏，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俘。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返回皖南，大部壮烈牺牲。1935年7月，刘畴西被敌人杀害。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5岁。他在狱中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胜利突围的先头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从赣东北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支队伍，抗战开始后，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的罪行，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开展，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紫金山天文台，1934年9月1日建成。

紫台位于南京东郊风景秀丽的紫金山（又称钟山）第三峰上。地理位置为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4分，海拔267米。

紫金山天文台的筹建始于1927年11月。1927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蔡元培按照孙中山的遗愿，建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同年11月20日的一次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上，即决定建天文台于紫金山，并遂即进行勘测、设计工作。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成立天文研究所，高鲁任所长，继续筹备。1929年，由余青松接任所长后，亲自进行勘测设计，主持天文台的兴建工程，经过5年多时间的艰苦施工，4座观测室和两幢宿舍先后竣工。4座观测室中，分别安放了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200毫米折射赤道仪和海尔单色光观测镜，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100毫米罗氏变星摄影机等现代天文仪器，大赤道仪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这是我国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在紫金山上建成。中央天文研究所也随即由鼓楼迁入紫金山。

紫台建成后，我国现代天文工作者的前驱者，高鲁、余青松、李珩、高平子、陈遵妫、张钰哲、戴文赛等，相继来这里工作，利用这批仪器，从事实测和研究。高平子于1935年出席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议，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了该会，加强了与各国天文工作者的交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文台先后辗转内迁至湖南南岳、广西桂林、云南昆明郊区的凤凰山。在凤凰山上兴建了天文台，利用两台较小的仪器，继续从事天文观测。1941年9月21日在甘肃临洮进行的日全蚀观测，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蚀观测。其后发表了题为《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的论文。抗战胜利后，天文所重返南京。留在紫金山天文台上的主要仪器都已损坏，无法使用。虽然如此，当时的天文工作者历尽艰辛，克服困难，仍然开展了编历，经纬度测定，报时，日食观测，变星、彗星、太阳黑子的观测和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

4月23日南京解放，紫金山天文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紫金山天文台成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天文研究机构。紫台这才开始了新的生命，走上了发展的坦途，中国天文学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紫台的人员、设备等基本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工作开始越出原先较为狭小的范围，向着时间、历算、行星、恒星物理、射电天文、人造卫星运动理论和天文仪器等天文学科的纵深领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紫台还先后负责筹建了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津纬度站和各地的人造卫星观测站，协助筹建了北京天文台。原属紫台的徐家汇观象台、余山观象台和昆明工作站，先后合并扩建成为上海天文台和云南天文台。一批原在紫台工作的科研骨干力量，也先后调到这些台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紫台已建设成为一座拥有历算、实用天文、行星、古天文、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天文仪器、人造天体运动理论、射电天文、空间天文、理论天文、计算等10多个研究室，以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天文台。在天体物理、天体力学和古天文等领域内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