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时局显著的特点，即是日本侵略的逐步加深与巾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趋高涨。
本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爪牙伸至华北。在1935年一年中，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迫使中国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
民族危亡的加重，使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各社会力量的关注焦点。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中共又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激励与感召下，北平青年学生发动了"一二·九"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将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至一个新的高潮。
在日本逐步加深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外交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为增强国家经济物质实力，国民党于4月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随后，国民党政府通过币制改革，先后与英镑和美元发生联系，使日本在中国的货币金融上无法再作文章。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说词，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
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并非消停。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随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鸦片战争将中国带入了灾难与屈辱的近代，在一代代先进人士相继努力之后，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仍难改其积弱积贫、国运日衰的局面。"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并向华北渗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中国文化思想界人士纷纷从文化角度深刻反省自己，试图找出根源，以求解救之道。据此，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建设主张。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复古"，也有人主张"调和"中西文化，走折衷的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宣传，在这时也以"革命的文学运动"形式出现，组成了各种"左翼文化团体"，影响日盛。文化思想领域缤纷复杂的局面，毫无疑问是不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统治的。为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国民党在统治区除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之外，还着手建立专门的文化机构。1934年3月，由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发起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其机关刊物《文化建设》自10月开始出版。
1月10日，北平、上海、南京的陶希圣、王新命、萨孟武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杂志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一十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由此开始。
《宣言》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中国过去的一切，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的文化，应"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而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故此，本位文化建设的原则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宣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它不仅得到了当时急欲加强文化思想统治的国民党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其他人的赞赏与支持。但是，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批评与反对。不仅有人对其抽象、空洞、似是而非的内容表示不满，更有人对十教授在国难当头时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提出质疑。郑振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能脱出日本的爪牙。所以迫切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在众多的批评、反对者中，西化派为其主力。这样，关于文化建设问题基本上形成了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两大阵营。前者以陈立夫、李绍哲、何炳松、陶希圣为主要代表人物，以《文化建设》为舆论阵地；后者以陈序经、胡适、张佛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独立评论》为舆论阵地。
本位文化建设主张提出后，胡适3月31日于《独立评论》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作了言辞犀利的批驳。文章一开头便指出，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实际"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在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的原则逐条批驳之后，胡适于文章结尾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旧文化"的隋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葛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陈序经、李麦麦也分别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主张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
针对西化论者的种种批评指责；十教授等亦纷纷作文，一方面为其主张辩解，另一方面对西化主张进行批评。4月3日，王新命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陈序经、胡适对"一十宣言"的抨击是无的放矢的抨击，并指出陈胡二氏的全盘西化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国固有的文化纵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陶希圣、何炳松、萨孟武等人也撰文回击西化派的批评。
由于全盘西化派在理论上比较有体系，同时又顺乎社会时代的潮流，西化派在争论中一时占了优势，本位派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十名教授又于5月10日联名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即"五十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一方面再次申明他们的观点，标榜他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阙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以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的创造。"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五十宣言"发表后，双方又争论一段时间后便逐渐平息下去。这场持续一年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论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关文化问题论战的延续，只是由于现实的社会环境赋予它新的内容。它不仅是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也是现实政治斗争在文化问题上的反映。
遵义会议
9月，蒋介石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着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节节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领导又使中央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中国革命陷入极大危险之中。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批评和纠正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进行深人分析，指出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保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有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决议批评和分析了博古等人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然后又指出目前环境下党与红军的严重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劳动协会成立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受到摧残，革命、进步的工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工会法》，翌年又公布了《工会法施行法》，对工会的设立、会员、职责及其监督都做了严格的统制，并禁止成立县、市、省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九一Jk"’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工人的反工会限制活动也与日俱增，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给予和保障工人的组织工会及自由罢工等权利。1934年，国民党被迫准许县市区域内的工会可以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但依然不允许省和全国范围成立工会联合组织。慑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勉强同意了成立中国劳动协会的要求。
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于上海成立。大会推选陶百川、陆京士、朱学范、赵树声、周学湘等19人为理事，王宜声、王家树、张光岱等9人为候补理事。2月26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推举陶百川为理事长。4月15日第二次理事会议上，陆京士继任理事长。
中国劳动协会最初是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成立时有个人会员1200人，团体会员150个。由于国民党不允许省和全国范围内工会联合组织的成立，所以劳协还不是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其团体会员主要是全国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所属的工会组织。
日本发动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建立工人救亡团体联合战线的任务也日益迫切。朱学范于1936年初提出这一问题，并于同年6月利用出席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的机会秘密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和李立三。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当时在上海与朱学范一起工作的易礼容，希望他努力发展一个有益于抗日救亡的集体力量。劳协从此逐步转变为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人团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劳协内部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号召，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抗日而努力。劳协总会从上海撤退后，1938年2月迁至汉口。朱学范2月8日以上海市总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邀集广州市各业工会抗敌会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四个问题：（1）成立全国性的劳动界总的组织，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的抗日活动；（2）呈请政府修改工会法，使各业工人加入工会；（3）登记各种技术工人，使他们为抗日贡献力量；（4）把工人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抗击日军，保卫祖国。这四项主张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随后，朱学范拜访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兼主任徐特立，徐对他组织全国工人力量，把工人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此主张还先后得到长沙、汉口工人组织负责人的认同。为实现上述主张，全国各地工会在中华海员工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等11个团体带动下开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特为此发来贺电，1938年4月17日于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还将朱学范列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虽因国民党政府的干涉未果，但它却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协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公开联合，为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
7月，劳协总会由武汉迁到重庆，此后便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参加国际劳工活动，与国际工会建立广泛联系方面，而且以全国性工会代表的地位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