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凭着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从容地对付他们轮番而来的狂轰乱炸。王杰夫以一种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地加以考虑。你可不要使他们失望。"瞿秋白坚定地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戚友代劳。"见此计不成，王杰夫又从关心瞿秋白的才学方面去劝诱。王对瞿说："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做翻译工作，翻译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瞿秋白打断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等人同瞿秋白几次交锋，都败下阵来，但他们仍然不死心。在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们又去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劝瞿秋白要识时务，并保证说，如果你愿意生存下来，你不但可以不作公开反共，还可以担任大学教授，或者化名做翻译工作。他们并以顾顺章得到的所谓优待为例，要他效法。瞿秋自沉思片刻，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掘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一席话说得特务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偃旗息鼓而退。第二天沮丧地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为其统治服务，便决定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本来，早在1935年6月2日，蒋介石便从南昌行营发来了枪决瞿秋自的密令，只是由于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才推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便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来索供，也不是来谈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令暗示给瞿秋白。如果侥幸瞿秋白怕死，有了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冷静，沉着，毫无惧色。
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早晨8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己忍怜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定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随后，瞿秋白随廖祥光到中山公园拍照。在园内厅中，敌人准备了一桌酒菜，瞿秋白信步走至厅前，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食毕，瞿秋白出了中山公园，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他以微弱的声音，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处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他将永昭史册，万载流芳。
拍卖申新七厂事件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他们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系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因此，荣氏兄弟获有"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的殊荣。然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是紧密相关的，他们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的缝隙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荣家企业虽然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但是他们也逃脱不掉这种厄运。1935年2月的拍卖申新七厂事件即为民族资本企业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一个典型事例。
经过多年的坎坷曲折，荣家企业的棉纱工业已蓬勃兴旺。截至1931年，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拥有46万纱锭，5000余台布机，9家规模庞大的纺织厂。然而，正当荣氏兄弟斗志昂扬，准备攀登新的高峰时，国内外的局势却发生了逆转。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其国内危机、扩大对华侵略，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满洲事变，时隔不久，又将罪恶的矛头指向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两起日军侵略事件，申新纺织系统深受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纱布市场遂全部被日帝侵占。不惟如此，与东北相毗接的华北市场亦逐步被日本纱商侵占。申新纱厂除上海事变中各厂停工所受损失巨额之外，东北与华北两大华纱市场的逐步丧失，更使申新纱厂损失巨大，日呈困顿局面。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苛以对内、宽以对外"的政策，申新纱厂不但盈利顿失，反致亏蚀局面。为克服工厂面临的窘境，申新纱厂不得不采取停工、裁员的措施，然却于事无补。申新纱厂亏蚀逐年增加，只得以银行团垫款营运。至1934年6月底，申新累计负债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总值才6898.6万元，已到了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边缘。英商汇丰银行便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乘危拍卖申七纱厂、吞并中国民族工业的阴谋事件。
申新七厂原为英商东方纱厂，1929年荣氏兄弟将厂买下，因现钱不足，便以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余万元的产业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200万元，规定年息八厘，按照契约应于1934年底到期付本。但由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市场萧条，申新纱厂一时难以筹集巨款，荣宗敬向国民政府求援却被不予理睬。出于无奈，1934年底押款到期后，荣宗敬向汇丰银行提出申七愿付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押款要求再次宽限转期。汇丰银行因底存空虚，极力想收回贷款以厚其实力，所以断然拒绝了荣宗敬的要求，并严厉地告诫申七必须实行取赎，否则即将申七进行拍卖处理。
消息传出，中国、上海两银行焦躁不安。因为与英商汇丰银行贷款之后，荣氏兄弟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抵押500万元，申新七厂的产余部分也抵押在内。故此申新七厂实际上成了两次贷款的抵押对象。汇丰拍卖申新七厂的行动，直接损害到中国、上海两行第二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当1935年2月24日汇丰银行由英商鲁意斯摩洋行于上海《申报》登出拍卖公告之后，中国、上海两家银行便首先反对。他们一方面通过报纸，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汇丰的侵权行径，另一方面又向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备案，提请法院对申七产权实行"假扣押"以予以保护，地方法院于是发出布告，声明债务人所有第七厂全部地基、房屋、机器及其财产，应行假扣押，以备清偿。今后无论何人，对于上述所开假扣押之财产，非经本院核准，不得有任何私擅行为。
但是，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悍然不顾上海各界的反对，于1935年2月26日在鲁意斯摩洋行将申新七厂以225万元的低价拍卖给日本律师村上。其实，真正的买主是日商大连汽船会社。该公司老板觊觎申七已久，利用这次汇丰拍卖的机会以低价成交，计划将申七改建为码头。
申七被汇丰拍卖以后，上海实业界群情激愤，人心惶惶，纷纷起而抗争。各报社也都发表言论，严厉谴责汇丰的强暴非法行为。工人阶级在这次事件中也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英勇精神。他们组织起来，誓死保卫申七，并联名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与援助。申新系统各厂率先予以支援，致电全国国货工厂联合会，呼吁对拍卖不予承认。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分函上海全市国产厂商，揭露此次申七拍卖乃为外商银行凭借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野心，实行摧残中国实业之露骨表现，通告各国货厂商自即日起对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南京市商会等社会公众团体，纷纷响应，起来声援。
迫于各方面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实业部部长陈公博与汇丰银行进行磋商。慑于强大的社会舆论，英商汇丰银行把责任推诿给承购申七的日本商人。日本驻沪领事则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购买申七的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并允许将押借款项200万元延至1940年底偿还，年息由八厘改为七厘，申新于1937年付出利息12万元。由于1935年下半年农业丰收，市况好转，纱厂业务逐渐复苏，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的那笔债务也就提前偿还了。
申七拍卖事件仅是荣氏兄弟艰难创业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的历史环境，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均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推动下，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士也群起敦促政府及早准备对日抗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为加强国防实力，向蒋介石提议组织一个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和制订计划的工作。在拟订名单时，钱昌照有意物色了一批未在国民政府内任职，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声望的银行家、实业家、学者，此建议深得蒋介石赞同。
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于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会，对外行文均以蒋介石名义发布。首批委员39人，其中，有研究国际关系的王世杰、周览、徐淑希，教育文化方面的权威胡适、张其昀，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交通运输方面的专家陈伯庄，土地问题专家万国鼎，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以及工矿实业家顾振、范旭东、吴蕴初等。设计会直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经费由军委特别费内支出。其职责为：（1）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2）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3）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
设计会分为7组，分别从事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和财政、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土地、粮食7个方面的工作。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设计会即从事了上述7个方面的调查工作，并进行了专门人才和西北地区两项调查研究工作，为其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此外，设计会还于1933年年底设立了矿室、冶金室、电气室3个技术研究机构，专作技术研究并试行制造，为以后资源委员会兴建工矿电事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并为实际设厂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
初，国民党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也随之改组，4月1日正式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资委会"）。仍由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除原有的军事、国际、文化工作结束外，其他调查研究统计工作仍旧继续。
日本所发动的侵略华北事件，使建立国防工业基础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亦开始重视由国家出面兴建重工业厂矿的问题。同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资委会的委员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行政院9个部长中，资委会委员占了3个，此外，秘书长翁文灏为资委会委员，政务处长蒋廷黻也与资委会有密切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后，将实业部变成一个单纯管理实业行政的机构，把兴办工矿企业大权交给了资委会，并对其予以大力支持。
3月，资委会在前一阶段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当时全国各种资源供需情况拟制了一份"重工业建设计划"；对各类工业投资额、投资来源、设厂地点、各年产量均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计划，五年内共需筹集资金27120万元。
由于投资数额庞大，而政府拨款有限，资委会陷入了缺乏资金的困境。恰在此时，德国急需中国的战略物资而愿将最新军用物资供给中国。经过短时间谈判，中德签订了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1亿金马克（约合法币13500万元），中国用这笔借款向德国购买军火、兵工厂及重要设备，并以中国所产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
有了这笔借款，再加上国民政府在1936年财政年度中拨款1千万元，资委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才得以实施，且初期进展较为顺利。1936年度，资委会筹备设立的厂矿中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钢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四川金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
资委会在最初拟定重工业建设计划时，即考虑到日本扩大侵略后，沿海地区难免沦陷，故计划所拟设立的厂矿，多安置在远离东南沿海的内陆数省。但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局势急剧恶化，日军很快逼近了湘赣两省，资委会的厂矿筹建工程受到战事影响，或工程减缓或被迫取消，已临近竣工的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则不得不拆卸转移，迁至云贵两地。到1938年底，资委会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基本破产。
为适应战时需要，1938年初国民政府进行机构调整，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同时撤销建设委员会。资委会作为经济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仍保持其独立性，原建设委员会发展全国电业的任务改由资委会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