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次年10月，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编为军委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11月，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址设在陕北瓦窑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工农红军学校扩编并更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又在此基础上扩建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7月2日，该校移至保安。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原红二、红四方面军学校分别编人"红大"。12月，由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后为刘亚楼）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第一校、第二校和庆阳步校。"红大"于6月成立时，在陕北瓦窑堡镇（今子长县）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同年12月底毕业。学员分为3个科：第一科为红军团以上的干部，第二科为红军连营级干部；第三科为红军班排干部，还有一部分老战士。3个科共有学员1063人。
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红大"也随即移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总校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936年6月至1939年7月在延安办学，自1939年8月始，抗大移往华北前线，辗转于河北灵寿、山西武乡、河北邢台等地，1943年3月，抗大又重返陕甘宁边区，迁至绥德，直至抗战的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培养红军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共中央对它极为重视，选拔德才兼备、具有领导才干的干部，组成抗大的领导班子。抗大设有教育委员会及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毛泽东兼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迁回陕北后，徐向前代理校长），毛泽东、张际春、李井泉先后任政治委员，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兼）先后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何长工先后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兼）、李井泉（兼）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许光达先后任训练部部长，杨立三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其校训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大总校自1937年1月成立至抗战结束的8年多时间里，先后培训了7期干部，连同红大1936年6月的第一期，总计培养干部29072人。由于每期教育任务、对象、时间的区别，抗大在培养干部时各期的教学计划也不尽相同。第一期学员全部为红军干部，抗大在教学时便确定军事和政治并重的原则。第四、五期学员中知识青年占大多数，军队和地方干部占少数。针对这个特点，抗大对知识青年学员着重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并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列为教学的必修课程，以加强学员的军事和政治教育。第八期学员多是野战部队和地方机关的干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水平较高，而文化程度偏低。据此，抗大确定其教育时间两至三年不等。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班，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第二年才按学员原来职务和工作性质编队，安排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程。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展，军政干部的需要量日趋上升。针对这种情况，抗大总校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和陈伯钧等率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两地办起第一、第二两所分校。同年6月，抗大总校移送晋东南办学时，留在延安的一部分师生组成抗大第三分校。1940年，先后在河南永城、江苏盐城、山西武乡兴办了抗大第四、五、六三所分校。1941年，第七、八分校于山西兴县、安徽天长相继成立。1942年，第九、十分校于苏中南通和湖北随县两地办起。1944年10月，在山西太岳地区办起了抗大太岳分校。1945年初在太行山地区开办了抗大太行分校。抗大12所分校，共培训出10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其前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自1936年6月成立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的9年时间里，总校及其12所分校总共培养了13万多名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抗大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结束。同年10月16日，原抗大部分教职学员迁往东北，筹办起东北军政大学。
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
7月10日至14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南京举行。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国民党在日军进逼的国难当头的内外政策。
会议伊始，林森即在开幕词中奠定了此次会议的基调。针对陈济棠、李济深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林森不指名地再三强调：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必须保证政府的绝对的统一政治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政府对外有一定的步骤可循，对内使地方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于会上作了《御侮之限度》报告，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在这里，蒋介石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在原则上发展了五全大会的对日政策，提出了关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
会议的另两项议题是组织国防会议及处置两广事变。7月13日，会议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特置国防会议，以整理全国国防，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国防会议由议长召集，每年开大会一次，每次以一星期为限。此案及同日通过的另一《撤销两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案》对两广事变作了安排与处置，决定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广东绥靖主任改任余汉谋，负责整理全省军事。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国民党在日本进逼面前的对内对外政策，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组织国防会议及必要时对日进行抵抗等政策的确定，不但表明了国民党逐渐发生趋于抗日的变化，而且于抗日战争的准备也奠定了基础。
斯诺访问毛泽东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于政治、舆论方面也加紧了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控制与封锁。国民党不但严密切割外界与中共苏区的接触，而且在新闻、报纸、杂志中也大肆制造诬蔑歪曲的谣言。时至1936年夏，局势有所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危亡时刻，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虽未采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但其抗日的趋向逐渐明显。在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激励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与争取下，驻在陕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与中共秘密达成停战协议。这便为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毛泽东创造了条件与前提。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1928年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时来到中国，在采访与游历过程中认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1936年陕西局势的变化使斯诺有机会前往苏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下，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
斯诺是进入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为使自己的情况有机会向外界报导，中共对斯诺的采访也极为重视。斯诺在6月至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实地采访，而对他印象最深及最为他关注的是他对毛泽东的访问。
在采访苏区期间，斯诺曾与毛泽东多次交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便是抗日问题。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及政策。他明确指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是目前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是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要取得抗日的胜利必须有三个条件：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而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是其中的主要条件。其次，毛泽东谈到了国际反法西斯问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斯诺问这场战争估计要打多久时，毛泽东回答道：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如果这些条件均有利于抗战，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的。
除抗日问题外，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及走向革命的历程，并对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工农苏维埃运动作了简要叙述。斯诺对与毛泽东的访谈兴趣极浓，在随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专以两章的篇幅记叙了他与毛泽东的访谈。
这四个月的采访使斯诺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都有了真挚的热烈情感。辗转回到北平后，他针对此次采访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导，于1937年10月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在书中，斯诺向世界对中共及其军队、人民作了真实报导，这对让世界了解中共、对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舆论封锁、对澄清事实的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37年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10年，国内政治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近代体育运动也有较大发展。在这10年间，运动竞赛日渐频繁，除举办3届全国运动会外，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地区和一些省市也分别举行过几次运动会。这些运动会在规模、运动项目和部分运动成绩上，逐步有所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发展是很缓慢的，与当时世界水平的差距极为悬殊。这种状况从中国参加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反映得非常清楚。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应是1932年的第十届奥运会。1932年7月至8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拟不派代表出席，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筹划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代表伪"满洲国"参加这届奥运会。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全国体协"只得临时拼凑代表前往美国洛杉矶。在开幕入场式中，代表中国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1人持旗前导，紧随其后的有3名工作人员。
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是历届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林匹克运动的高潮。这一次，中国派出了有14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7个项目的比赛，另有11人和36人分别组成武术表演队与体育考察团。代表团预算经费为22万元，南京政府发了17万元，其余费用由体协向各方募集。
足球队先赴南洋表演，靠比赛门票换取奥运会的门票钱。6月29日，中国代表团乘意大利邮轮离开上海，经香港、新加坡、哥伦布，7月9日抵达孟买，与出国南征的足球队会合后，乘船进入阿拉伯海。一路颠簸之后，抵达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代表团弃舟登岸，换乘火车，直奔德国。7月23日到达柏林。
由于水平悬殊再加上没有组训，中国队在此次奥运会上一无所获。在篮球比赛中，中国队先后与日本、法国、秘鲁、巴西队交锋，仅以54：38胜法国队一场，其它场次皆败。足球比赛抽签碰上英国队，结果以0：2遭到淘汰。参加其它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也陆续败下阵来，惟撑杆跳高运动员符宝卢跳过3.80米，取得决赛权，但始终未跳过4米，仍然榜上无名，所以中国参加的这届奥运会，被称为"零蛋成绩"。只有武术表演赢得了喝彩，中国式的刀枪剑戟和拳打脚踢使欧洲人看了新奇有趣。
武术表演获得好评，与国民政府一贯重视国术（即武术）有很大关系。1927年3月，中央武术馆在原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翌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随后，国民政府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相应机构。到1933年底为止，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国术馆达300余所，许多区、乡也建立了分馆或友馆。这样，较为完备的国术馆系统便在全国形成了。国术馆从事国术的考试、比赛、推广、普及和学术研究等活动，故此中国的武术能于世界独占鳌头。
参加此次比赛的惟一女运动员是湖南衡阳的李森，她代表中国参加百米比赛，也是中国女子田径选手出国参加比赛的第一人。她是一位很有前途与实力的短跑女将，但当时的条件与环境却使她难于发挥其才能。
因经费拮据，奥运会举行完毕，中国代表团却无钱再住在奥运村，只得迁人一家小旅馆内，不但膳宿费成了问题，回国路费也无着落，后由当地华侨、学生募捐，加上华侨汇去的足球赛门票款，这些运动员才勉强回国。
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艰难与无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力的不足及其体育事业的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