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国内政局出现了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可喜变化，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局面指日可待。为促成国共合作局面的实现，国共双方共同努力，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轮谈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前嫌，主动以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利于合作抗日的议案，这样，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争战基本告一段落。
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标志。战事之初，日军速战速决，很快占领北平、天津：随即向河北、山西进犯，攻占石家庄、太原；又将战事南移，在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挑起战火，并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卢沟桥事变也是中国全民抗战开始的标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全民抗战，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投入抗战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国民党也改变长期的反共妥协政策，积极抗战，并投人大量兵力，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建立战时体制，容纳各阶层人士合作抗日；在经济上适时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在外交上向《九国公约》缔约国及苏联等国控诉日本罪行，要求予以制裁，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接洽与苏、美、英等国的经济及军事援助，且一度出现陶德曼调停事件。全国各界也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举国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由开始爆发，并进行了半年时间。
在20世纪的漫漫征程中，1937年是不平常的一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巾国军民奋起抗战，从而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新华社对外发稿
新华社是新华通讯社的简称，其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
红色中华社始成立于1931年11月，办公地点在江西瑞金，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社，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社。红色中华社是兼有新闻通讯社和报社两重作用的新闻机构。其主要业务为：（1）出版《红色中华报》。该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的联合机关报。主要报道中共中央的文件、法令、政策，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讲话、文章，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情况及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情况。红军长征后一度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改为《新中华报》。（2）编印《参考消息》（每日电讯）。1933年红色中华社建立了专门的新闻电台，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通讯。《参考消息》将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汇集成油印小册子，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3）播发新闻。红色中华社创立伊始，播发了大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并通过中国工人通讯社经过外报传到世界各国，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红色中华社每天均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播发新闻，主要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从而加强了中央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联系。（4）编印《工农员通讯》。告诉通讯员如何写通讯，写其他新闻稿，促进了新闻队伍的建设。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红色中华社停止对外播发新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由保安县（今志丹县）迁到延安，红色中华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为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于中共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对全国人民的影响，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1937年1月25日，新华社开始对外发稿。
新华社成立后，不但负责收集国内外每天发生的重要新闻，而且及时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平型关大捷、汪精卫投敌、皖南事变等重大事件及消息都能得到及时地报道。中共中央的宣言、决议、声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及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社论，八路军、新四军战报，国内外重大新闻等，是新华社广播的主要内容，因而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不愧为中共中央的喉舌。除此之外，新华社还大量抄收并翻译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国际新闻社、苏联塔斯社等外国大通讯社播发的电讯，随之进行编写、播发，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及时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
创立伊始，新华社与《新中华报》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新华社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陕甘宁边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1938年开始，新华社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山东等分社。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直接归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新华社组织初具规模，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编辑采访部门及印刷机构。1940年起试办口语广播，1945年9月正式广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及时传播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抨击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言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除在解放区设立新的分社外，一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北平、南京等地建立分社，并在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设立野战分社。1947年3月17日，在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前两天，新华总社撤离延安，后在河北涉县组织临时总社，担负报道解放战争进程的任务，并兼任党报评论工作，集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工作于一身。1948年5月，新华总社移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迁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受权发布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性的新闻和外交性的新闻，并负责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供给全国报纸。目前，新华社是中国最大的新闻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通讯社。
十年内战结束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十年内战时期：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屠杀政策，国共之间争战不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另一方面，国内各军阀势力之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也兵戈相见。连年争战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政局的最大特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被迫改变方略，以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十年内战局面宣告结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民党最终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口头允诺，如何变成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为全国所瞩目。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实现国共两党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称："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了中共的诚意，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推动了国民党结束十年内战政策的确定。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170余人与会，大会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9人组成主席团，汪精卫为大会主席。会上，汪精卫重弹反共亲日老调，并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但遭到与会代表的反对。大多数执监委员都提交了团结救国的议案，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虽未参加会议，却也提交了救国议案。宋美龄自国共分裂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联合抗日，共同御侮。杨虎城、于学忠也于15日提出八项实行全国统一的办法：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8日，宋庆龄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重要讲话，强烈要求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19日，冯玉祥等16人也提出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这些提案的提出，为大会确立团结抗日政策奠定了基础。
会议确立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四项保证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和平主张。会议通过了宣言，提出了14项内外政策，强调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十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与革命的民众之间的长期战争停止了，中国历史进入和平统一、加速准备抗战的新的一页。十年内战的结束，为国共重新合作，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
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防止投降主义，动员全党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26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芳、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
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国内阶级矛盾已变为次要矛盾，因此，就必须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基本实现，新阶段的任务是争取民主，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争取民主又是最中心的一环。而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毛泽东还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具体途径。具体途径是：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其次，党应该成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模范；再次，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联盟；最后，党的队伍的发展，要强调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而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就要自觉地造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朱德在会上作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的讲话，强调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这次会议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约30人。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到会作了重要发言。
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党与群众的全盘工作在今后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怎样实现这一转变呢？（1）各地党部应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发展党员；（2）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3）在可能条件下，应当扩大党内的民主；（4）不要在思想斗争中随便打击同志，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应用说服、讨论的方法去消除；（5）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6）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应该建立党团；（7）把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结合起来，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8）宣传工作应彻底转变；（9）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刘少奇号召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才能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议基本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确定了在新阶段中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成为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