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戏院遇刺毙命。两周后，英方逮捕4名华人指为嫌疑犯，日方要求引渡。6月12日，日军以英方拒绝引渡4华人为借口，宣布将于48小时内封锁英法租界。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部于18日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封锁天津租界，目的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20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进行会商，日本要求英国放弃亲蒋反日政策。7月15日，双方就天津租界事件在东京举行谈判。经过多轮谈判，7月24日，英日在东京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目的，应有特殊之需要，表示决不干涉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日军有权制止或消灭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是英国对日妥协、执行绥靖政策的结果，是东方的慕尼黑。9月初，天津英军五六百人撤离。9月20日，香港英政府通知各中文报馆，只许称德国为敌人，不得称日本为敌人，亦不得用某国或×国暗指日本。9月28日，日军在天津英租界内大肆搜捕反日分子。10月前后，英驻华大使卡尔、美驻华大使詹森到重庆、成都等地，与蒋介石、王宠惠密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纷纷对外界发表谈话，希望爱好和平的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此后，国民党党政军特要员纷纷与日本进行和平试探，出现了桐工作等秘密媾和活动。
12月初，日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自称为宋子文弟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丁进行接触，1940年2月日本政府将这一活动定名为桐工作，以今井武夫、白井茂树、铃木卓尔为正式代表，到香港与蒋介石代表进行谈判。蒋介石则派陈超霖、章友三和宋子良（曾丁）为正式代表与日方交谈。1940年3月7日至10日双方在香港进行第一轮会谈，日方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日华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国民政府与汪精卫集团协力合作；日本在和平恢复时尽快从中国撤军，等等。中方虽然表示可以默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但不同意日本驻军及与汪精卫集团合作。5月，双方进行第二轮会谈，在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在华驻军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6月，会谈由香港移至澳门，未达成任何实质协定。此后，由于日本近卫内阁重新上台，制定新的对华政策，9月29日日本与德、意结盟后，中止了桐工作。在桐工作的同时，日本还于1940年3月至7月由和知鹰二与孔祥熙代表进行和平谈判；1940年下半年，满铁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通过中国金融巨子钱永铭、周作民与重庆进行直接和平谈判的试探。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及日方条件太苛刻，这些试探性谈判最终都宣告失败。
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欧洲事务，加上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无法真正协调，太平洋会议未能举行，但远东慕尼黑活动并未停止。英、美两国企图拆散东京一柏林轴心，贿买日本，把日本拉过来。1940年5月，英国违反中立原则，与日本成立共管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所存白银的协定。7月18日，英日成立关于封锁滇缅路运输的协定，规定，从即日起，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运人中国；同时，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至10月18日宣告废止。9月，英日恢复谈判，英国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上作出妥协，于10至12月撤退大部分在中国的驻军。法国也与日本妥协，宣布封锁滇越铁路，并允许日军侵占越南，借道入侵中国云南。9月22日，华南日军分三路向越南进兵，从而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依据"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在远东寻求对日本妥协，成为日本交涉的主要对手。1939年11月初，美驻日大使格鲁与日外相野村举行会谈。1940年11月，两名美国传教士到东京同日本军政要员会谈。从1940年底至1941年，日美之间为达成两国谅解方案，进行了民间的谈判和政府间的非正式谈判。1941年4月16日，双方拟订了《美日谅解方案》，要美国总统敦促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将蒋政权与汪政权合二为一，对日讲和等。由于美日间矛盾无法调和，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远东慕尼黑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这一阴谋：（1）舆论、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露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种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世界普遍的大战的到来。（2）坚决反对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3）应集中力量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4）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华报》、《群众》、《解放日报》纷纷发表社论，揭发远东慕尼黑阴谋。由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汪伪国民党六大
汪精卫叛逃至河内后，一方面为自己降日卖国行为进行辩解，一方面派亲信与日本勾结，就组建伪中央政权一事进行磋商。1939年3月3日，汪精卫代表高宗武、周隆庠与日方在东京商定《收拾时局具体办法》。5月28日，汪精卫正式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有：由他主持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并授权他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实行改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北两伪政府宣布取消。6月5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召开联席会议，对《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决定；预定伪政权建立时间大体在本年内。这样，日汪勾结筹建伪中央政府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由上海飞东京，洽商成立伪政权事。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两政权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新政府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国交；新中央政府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重庆政府如放弃容共抗日，改变为亲日防共政策，则不妨碍其存在，并在其承认投降、实行人事改组后吸收参加新政府。在日本期间，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军政外交各界要人进行乞降活动。6月1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汪精卫拟定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要求伪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决定；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帜的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临时和维新两政府只取消其名称，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6月18日，汪精卫结束在日活动，20日从东京启航归国，周佛海则留在东京听候日方指示。
汪精卫回到上海后，即成立了以周佛海为首的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拉拢、收买国民党要员参加会议。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秘密举行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240余人，汪精卫被推为临时主席，周佛海为主席团主席。汪精卫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反共建国口号，声称不论是抗战或是和平，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为此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汪精卫叫嚣要以和平得到建国，以反共得到和平。会议根据汪精卫的讲话精神，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议案，规定：（1）自1939年1月1日以后，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失效；（2）改组中央及地方机关；（3）修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4）修改国民党政纲，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依据《抗战建国纲领》所确定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项内外政策进行全面的修改，废除所有对日抗战和保障其实施的各项规定；废除一党专政，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5）以反共为基本国策；（6）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7）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表明汪精卫在政治上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卖国投敌的纲领，在组织上与重庆国民党公开决裂，从而完成了继承国民党"党统"和"法统"的手续。
汪伪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成立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为副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为副部长；丁默邨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周佛海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邮、李士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务委员会设特211，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丁默邮为特V，总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主任，丁默邮、李士群兼副主任。此后，汪精卫便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进行一系列组建伪政府的活动。
三青团成立
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决定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6月16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名义，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称设立三青团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优秀青年国民，无问兵工农商学而与以一贯之训练，集中于同一组织，纳之于新生活之规律，由明礼义知廉耻，具备现代国民之条件，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取代最新国家之基础。蒋介石提出，三青团的任务是：第一，积极参加战时动员；第二，实施军事训练；第三，实施政治训练；第四，促进文化建设；第五，推行劳动服务；第六，培养劳动技艺。国民党设立三青团，实际是要把全国青年控制在国民党手中，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
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团部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以团长身份指定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陈良、谷正纲、谷正鼎、周至柔、王东原、甘乃光、段锡朋、谭平山、卢作孚等31人为临时中央干事，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谭平山、陈布雷、贺衷寒、段锡朋、谷正纲9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设书记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经济处、总务处等7处。组织处长胡宗南，由康泽代理；训练处长王东原；宣传处长黄季陆；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总务处长陈良；书记长办公处长叶溯中。当天，蒋介石及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全体干事和第一批入团的团员进行了宣誓。蒋介石的誓词是："中正正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团部干事会成立后，复兴社全部并人该团，成为其核心力量。三青团下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各级基层组织；并在中央训练团中附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训练班，调党部人员（CC派）、各级政治部（政训处）政工人员（复兴社分子）、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人员（陈诚派）共约200人受训，以桂永清为班主任。武汉失陷前，三青团总部迁至重庆，在武汉成立支团部。1939年9月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布正式成立。原三青团临时机关改为长期性之中央干事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陈诚任中央干事委员会书记长，陈诚、陈立夫等35人为干事；陈诚等9人为常务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为候补干事；朱家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下设6处1室：总务处长庄明远，组织处长康泽，训导处长王东原，宣传处长叶溯中，经济处长何廉，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当天，陈诚招待教育、文化、新闻界人士，说明三青团不但要严密组织团结青年志士，而且要施以必需训练，造成真正力行三民主义的信徒和战士。1940年4，1，三青团增设女青年处。1939年11月23日，三青团中央召开常务干事会与常务监察会联席会议，改组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中央干事会以陈诚为书记长，陈诚、陈立夫、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贺衷寒、黄季陆、郑彦菜、李惟果为常务干事，外加梁寒操、邓飞黄、甘乃光、张道藩、胡宗南、谷正纲、康泽、戴笠等26人共35人组成中央干事会。中央监察会书记长为王世杰，常务监察为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罗家伦，外加叶楚伧等监察26人共35人组成中央监察会。1940年9月，陈诚辞书记长职，由张治中接任。1940年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决议案》，规定团要服从党的领导，党要扶助团的发展；党的工作及活动范围注重于社会，团的工作活动范围注重教育青年学生；在同一地区有党与团的组织者，25岁以上的团员一律加人国民党，未满25岁青年，党不征求，且已有的25岁以下党员一律划入三青团，保留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