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赫鲁晓夫公开偏袒印度，说谁先开枪我不知道，反正是印度人被打死了。周恩来说，印度人先入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陈毅质问赫鲁晓夫，苏联方面为何要发表这样一个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辩解说：尼赫鲁没有和美国签订什么条约，尼赫鲁还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因此，苏联不同意采取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我们还应团结。陈毅指出，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应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赫鲁晓夫对陈毅说他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很恼火，提高嗓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陈毅反驳道，你们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赫鲁晓夫继续为印度当局的亲西藏叛乱分子立场进行辩解，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在印度边界上有一个中国的西藏，在印度看来是很不舒服的。赫鲁晓夫甚至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口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没有必要拿它来小题大做。这一番话明白无误地说明，赫鲁晓夫是想要求中国让西藏独立，把中印边界地区的所有中国领土让给印度。对此，周恩来举例反驳说：既然人烟稀少的地区不那么重要，那你苏联为什么要强占芬兰的卡雷里亚地区呢？这指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为了建立"东方战线"，武装占领了芬兰的卡雷里亚地区，并且通过1940年3月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芬和约》，将卡雷里亚地区约4.1万平方公里土地强行划入苏联版图。周恩来一语击中要害，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此外，赫鲁晓夫还发泄他旧日的积怨。他说，去年毛泽东同志在尤金面前严厉批评了我们党，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1956年中共八大，米高扬讲话，毛主席中途退了场（米高扬讲话批评中国对经济的领导，并说中国的许多创造都是列宁的意见。毛泽东听不下去，退了席），这是不恭敬。1957年初，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给我们上大课，我们也忍受了，等等。赫鲁晓夫还抱怨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们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会谈中充分暴露了苏联外交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给中苏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双方在意见尖锐对立和不愉快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谈。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中国。10月6日，在海参崴劳动者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竞不顾外交礼节，大骂中国领导人"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以发泄他的不满。
庆祝建国十周年
经历了建国后的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十年华诞。1959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应邀来参加庆典的社会主义各国党政代表团，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主要国际组织代表团，其他组织代表团成员等，来自五大洲的82个国家的来宾出席了大会。刘少奇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60多位外宾在大会上致词。大会于30日闭幕。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十周年大典。登上天安门检阅台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60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等。观礼的还有我国各民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和华侨、港澳同胞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大会举行了阅兵式和有70万人参加的群众游行，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联欢会。
刘少奇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周恩来发表了《伟大的十年》一文，邓小平、宋庆龄等也撰写文章，论述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意义。
重庆长江大桥建成
重庆长江大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的横跨长江的第二大桥，北接成渝铁路，南接川黔铁路，全长820米，是一座双线铁路桥。从1958年9月开始动工，原计划两年建成，依靠桥梁专家和桥梁工人们的艰苦奋斗和聪明才智，使大桥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提前完工，并于1959年12月11日胜利通车。
大桥建成之前，由于长江的阻隔，四川与贵州之间的物资运输极不方便。由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运往贵州的钢材、机器设备等往往要经过成渝、宝成、陇海、京广等铁路，或由长江水运，再由黔桂或湘黔铁路转运，差不多要绕半个中国才能运到贵州。由贵州和四川东南部运往重庆的矿石、煤焦、生铁等，运到重庆长江南岸后，全靠人力和木船运输，往往要辗转几天才能运到对岸的工厂区。重庆大桥的建成，就可大大改变四川、贵州两省之间运输状况，缩短运行时间，增加运量，而且使首都北京通过京广、陇海、宝成、成渝和川黔等铁路，和边远的西南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对于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起到很大的作用。
全国文化工作会议
12月18日到196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反右倾"斗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要求，认为这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有了一个大发展，重新肯定了"大跃进"在文艺工作上某些"左"的东西，并且把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人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们，或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会议认为，当前的修正主义思潮同19世纪的欧洲文艺是有联系的。修正主义者总是喜欢抬出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19世纪欧洲的作家、作品作为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高典范加以鼓吹，号召社会主义作家向他们学习，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不去批判资本主义，而去揭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阴暗面"。因而，会议提出文艺领域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一个主要的任务，着重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现实主义"、"写真实"和鼓吹"创作自由"等问题。会议虽然也提出要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问题，但实际是强调重点在于批判。并且在会上点名批评了巴人（王任叔）对人性的看法，李何林的"写真实"，郭小川的《望星空》的"伤感主义、悲观主义"，海默的《洞箫横吹》。同时又批判了《布谷鸟又叫了》、《西望长安》、《英雄虎胆》等。这些批判把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上纲上线，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而一棍子打死。会后，中宣部就如何在文艺界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问题写了报告给中央。当时邓小平提出，思想、学术问题不要大轰大嗡，不要搞运动，要细水长流，要讲道理，因而"反右倾"斗争在文艺界没有形成大运动。但此后，整个文艺界出现了沉闷的空气。
"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的斗争和"反右倾"运动，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严重发展起来，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其表现，一是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重新大搞高指标，二是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重新加快过渡。
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从已经调整压缩的基础上重新提高，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则更加脱离实际。按照1960年3月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1960年的计划要求，钢产量为1840万吨，比上年度增长38％；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比上年度增长11％；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要达到26％。不久，又制定了第二本帐，把钢产量提高到2040万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提高到47.6％，并决定把这第二本帐作为必须确保完成的第一本帐，以此为准安排和检查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指标，重又搞起了"以钢为纲"、"遍地开花"，除"小土群"之外还着重发展"小洋群"。结果是，经济建设中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重又泛滥开来。
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问题上，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八年内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此各地重又开展过渡的试点工作，一度有所下降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又盛行起来，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损失。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59年由于反右倾的错误而造成的继续"大跃进"，直到1960年冬才结束。这次"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
首先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积累率过高而又低效，使当年的和以后几年的消费基金都受到很大限制。1958年到1960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246亿元，即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的80％，用于投资，各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和39.6％，大大超过"－32"计划的平均积累率24.2％。另一方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58年至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达1007.4亿元，比"－32"时期5年总额588.47亿元还多71％。高投资并没有带来高效益，基建周期长，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其次是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重工业发展过急，严重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3倍，轻工业只增长47％，农业下降了22.8％，其中粮食产量下降了26.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从1957年至1960年，农业所占比重，从43.3％猛降到21.8％，轻工业从31.2％降为26.1％，而重工业则从25.5％猛增至52.1％。
再次是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产量指标，造成了重工业内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关系上，从1958年至1960年，我国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炭产量增加了2倍多，但同期全国货运量仅增加1.1倍，大大落后于需要。
第四是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也出现了严重不平衡，致使财政赤字增加，货币流通量也增加，而市场商品可供量却急剧下降，人民必需的消费品甚至不能保证基本需要。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由于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此外，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也出现严重不足，城乡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