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是新时期才出现的事了，特别是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多元文化语境的出现，“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才得到了公正的评判与确认。
“鸳鸯蝴蝶派”重新得到历史的认可首先得益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史进行反思与重构的理论倡导和学术实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对通俗文学的重新定位。在反思文学史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现存的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其主要的表现在于我们将“俗”文学“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这导致我们的文学史只是一部“新文学”史，“雅”文学史，或者说“精英”文学史，而缺了“传统”文学，“俗”文学，或者说“市民”文学。文学史的正常秩序应该是雅俗的并存、互动与相互补充，而不是任何哪一极的单向发展。因此，“雅俗两翼展翅的现代文学史格局应该是由互补的两大块构成”。“知识精英文学的大多数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功能观和对文学的信念构成了一个‘借鉴革新派’。……市民通俗作家的大多数则构成了一个‘继承改良派’，所谓‘继承改良’就是承传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谴责等等小说门类与品种，加以新的探索和时代弘扬。”“对知识精英文学的不少作家说来，‘遵命文学’的写作目的往往侧重于强调了政治性与功利型；而以‘传奇’为目的，对在消遣前提下生发教诲作用的市民通俗文学来说，它们在客观上强调了文化性与娱乐性，两者都在侧重地发挥文学的‘之一’功能。我们认为两者是互补的，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范伯群：《通俗文学的现代化》，《通俗文学十五讲》，范伯群、孔庆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之下，“鸳鸯蝴蝶派”才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2000年，由范伯群先生主编的长达130多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得到最终的确认和落实。
“鸳鸯蝴蝶派”历史地位的升迁还与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历史语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涌入，为我们对这一派进行重新估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有学者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重新阐释现代性时指出：
“日常生活”同“现代城市”一样，是现代性的标志。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的社会形态里，便没有日常生活，芸芸众生便不生老病死、饮食男女；恰恰相反，正是在现代平民社会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过日子”本身才正式成为一个意义范畴和思辩对象。如果说前现代，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式的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常常被赋予神圣性或者浓厚的象征意义，亦即直接的感官生活被不断转译成某种超验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现代城市文化则正是肯定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和不可缩减。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所以，现代人“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是在索回人自身的价值，并且同时意识到这一价值的非神圣、非崇高甚至平庸。这也许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人们用极其崇高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世进步或者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所谓人类解放、历史进步等现代理想并不意味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而只是一种悲喜剧式的反高潮，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后的小巷人家。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读书》，1993年第9期。
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多样态、多层次的，有进步、解放等宏大叙事，也有日常生活、家长里短这样的琐碎安宁，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鸳鸯蝴蝶派”秉承的“消遣”、“娱乐”的文学创作理念，看上去好像是与进步、解放等现代性背道而驰的，实际上又与这样的宏大主题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毫无二致，也是一种突出的现代性。而且，从文学的运作机制上讲，“鸳鸯蝴蝶派”也体现出文学现代化的某种理想：“鸳鸯蝴蝶式通俗文学在表意上可能会认同传统的、前现代的价值和观念，但在运作上却是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摈弃。……换个角度说，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大众文艺运动之前，正是过度强调了文学话语的内容和表意层面，而轻视了其运作机制以及形式的社会功能。”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读书》，1993年第9期。
在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历程中，“鸳鸯蝴蝶派”经历了升降沉浮的巨大坎坷，曾经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然而长期被历史遗弃，最后才获得了文学史的承认。“鸳鸯蝴蝶派”曲折的遭际和坎坷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思考和探寻中的不平坦轨迹，也说明了文学现代性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阶段性与历史性的差异。
第二 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张恨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他的作品比其他新文学作家的都多，在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出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字数在2000万以上；他的读者范围最广，从上流阶层到平头百姓都曾争相传阅他的长篇小说，这使他成了“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
家”老舍：《一点点认识》，《新民报》，1944年5月16日。；在文化品位上，他打通雅俗，融会传统与现代，在艰难和坚韧之中，静悄悄地进行着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无论是从创作数量，从读者群体来看，还是从作品本身的文化品位上来说，张恨水都应该在大家之列。但当我们翻读现代文学史著述时，又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史家对张恨水的评价并不甚高，原因也许在于，他走了旧派小说的老路，创作的多半是章回体的通俗小说，明显不属于新文学阵营，而且作品中的主人公，许多脱不了才子佳人的窠臼，他们还遵循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并不是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从旧有的文学现代性尺度来衡量，张恨水显然不够分量，因此，他的文学史地位的持续偏低，便在情理之中了。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消费时代的来临，张恨水的地位有所上扬。即便如此，丈量张恨水文学世界的合适的尺子却一直未能找到，对他的文学史地位的确定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张恨水文学世界的独特魅力呢？如何确立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和价值呢？按照评定新文学作家的那种现代性尺度来评定张恨水，显然无法将他艺术世界的所有风采全部照亮。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张恨水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并不是同步的，传统和现代这两股精神力量时刻在他的心灵中碰撞着、纠缠着。为了维护传统，发挥传统文学形式和伦理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作用，他理性拒斥了某些现代性的东西；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他又不断将现实社会中获得的各种现代体验和感受渗入到文学作品之中。现代与反现代，就这样奇迹般地并置于他的生命世界和文学世界之中，使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艺术的张力。我们将从从现代与反现代的张力这个角度进入张恨水的生命与创作领地，希望能够用这把钥匙打开他艺术世界的大门。
两重人格：文人情怀与报人身份的组装
和“五四”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进入文学创作领地之前，张恨水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在私塾学馆里，他首先接收到了来自《论语》《孟子》和《左传》这些儒家经典所发射出的文化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读到了古典小说《残唐演义》，后又阅读了《红楼梦》与《三国演义》，他被这些小说艺术魅力所吸引，每每“看得非常的有味”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在这些小说中，他“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早年对儒家经典和古典小说的阅读与学习，为张恨水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本的伦理价值基础，也规划了基本的写作套路。加之张恨水家境苦寒，没有机会漂洋过海去直接接受西方文化的洗染，西方思潮无法大量进入他的思想领地，较为纯粹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次第累积起来，逐渐积淀为他理解社会人生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点和价值尺度。
对于自身存有的传统文人气质，张恨水有着可爱的坦白，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礼拜六的胚子”，在新旧文化的转轨时期，他明确意识到自己具有着“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有形的辫子剪去了，这只是形式上的追随时代；但一根无形的发辫却无法从心灵的空间剃剪，这发辫就是深入到张恨水生命骨髓中的传统文人情怀。这情怀因此在他的小说天地里持续漫延开来，从作品主人公身上不断散发出来。郁达夫说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在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里，主人公杨杏园显然有着夫子自道的味道，追索这个人物的言语行动，就可以捕捉到张恨水心灵世界的踪迹。如第二十九回《临水对残叶低徊无限倚松对瘦竹寄托遥深》，杨杏园在扬园中的一段思想。故地重游，不免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这个地方，本很僻静，一个人也没有。他在杏树底下，徘徊了一阵子，想起来了，前两年在这地方，曾和朋友游过，有株杏树不过一人来高，还说他弱小可怜呢，那正是这株树。今日重逢，不料有这样大，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个人扶着树的干子，痴站了一会。风是已经住了，那树上的花，还是有一片没一片的落下来，飘飘荡荡，只在空里打翻身，落到地下去。杨杏园便念到：“叶暗乳鸦啼，风定老红犹落。”又叹道：“这地方，渺无人迹，就剩下这一树摇落不定的杏花呵。这树杏花虽然独生在这野桥流水的地方，还有我来凭吊它，只是我呢？”想到这里，长叹一声，便在杏花旁边，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两只腿并曲着，两只胳膊撑着膝盖托着脸望着杏花出神，不知身在何所。
这段文字体现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感时伤怀的情感特征。从大处说，这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从小处讲，又是一种悲天悯己的忧患意识。杨杏园就是张恨水的艺术化身，他的这种济世情怀和忧患意识，表露的正是张恨水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在现实中，张恨水是作为一个报人而生存着的。自1918年承担《皖江日报》的工作开始，张恨水毕生从事的正式职业就是记者和编辑，文学创作不过是他操持的一种副业而已。一项职业的选择看似偶然的，其实又包含某种必然性。长期的报业生涯事实上保证了张恨水“革命青年”的时代性特征，与他文学世界的传统文人情怀相得益彰。张恨水曾说自己：“作为新闻记者，什么样的朋友都结交一些。”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文史资料》，1980年第70期。可见，办报，做记者，写新闻，这是张恨水接触社会、融入现实，展示现代生存的外在显现形态，报人身份也为他给自己的文学创作不断输入现代性的成分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从而使他不致因写作才子佳人式的旧式言情小说而逸出现实社会的运行轨辙。与此同时，因为有对现实中各种社会弊端的及时观察、了解与熟悉，张恨水更真实地洞察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现实社会的有用价值，他不遗余力地在自己作品中刻画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象，渲染自己的文人情怀，正体现了他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与自信。文人情怀与报人身份，一者有着反现代倾向，一者又必须与现代社会热烈拥抱在一起，两者看似矛盾的特征统一于张恨水一人之身，从而凸显了他的两重的人格个性，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艺苑中的一株奇葩。
“副刊”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神妙遇合
张恨水的大部分小说属于章回体，每一回目写成以后，都是通过在报纸副刊上连载的形式迅速与读者见面的。他的第一部成功的作品《春明外史》，首先刊载在《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上；其成名作，拥有一百一十二回长达八十万字的《金粉世家》，由《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花五年多的时间刊载完；还有《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等，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种副刊连载的方式。张恨水小说发表的独特形式，给中国现代文学在生产与消费的市场运作上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章回体与报纸副刊的联姻，使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这就是“副刊”文化。这种文化中体现着现代化的特征，也含有传统文化的成分，是传统与现代的神妙遇合，分析这种文化现象，对我们深入理解张恨水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很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