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以诚信为本，招来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越来越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因此，与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他们不会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3．独特的群体意识
山西商人的成功不是某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群体的成功，他们有看一种神秘的凝聚力。山西票商作为山西商人杰出的代表，在经营中更为突出的，也是他们的群体意识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合同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以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圣，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关圣的神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修建成“关帝庙”的形式。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祗，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业交往活动，同时从关圣身上吸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以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和防卫能力，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使商业活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虽为神圣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齐好家，才能够治好国，进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他们往往将家业和谐、兴旺视为人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
山西人的这种群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家族问的和睦为源头的。如祁县商人乔映霞主持家政时，为了让家中子弟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曾将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功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然后又让他一次将九双筷子折断，结果九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商人为了联络乡谊，互帮互助，共同发展，自筹经费建立了晋商会馆。会馆的设立有利地促进了山西商人经营上的发展。
山西人自述“吾乡自的明，即有山西会馆”。到了清朝，山西人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的发展，仅在京师前后设立会馆有40多处，与此同时，在国内各商埠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都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的需要，而且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也有所发展。
明末清初，山西茶商驰名中外，销往俄蒙的茶叶几乎由晋商所垄断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河南南阳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
晋商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量建立新会馆上，而且更表现在会馆宏伟的建筑规模上。由于山西商人资力雄厚，所以建筑的会馆多是规模宏伟、构建精致的建筑，这些巍峨壮丽的会馆向世人展示着山西商人独有的气魄，也让所有异地为商的山西人有了家的感觉。
如开封的山陕会馆，由清乾隆年间山西旅汴客商集资兴建。道光时，陕商加人，易名山陕会馆。1933年甘肃商加入，会馆建筑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三绝”。
当然会馆的作用随着山西商人的需要而不断扩展完善。
山西会馆在联络乡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由于会馆的建立，身处异地的山西商人可以互相联络，共聚一堂，其乐融融。
更重要的足会馆的设立，有力地维护了同乡商人的利益，在当时商人经常受到牙行的勒索，山西人依靠会馆的力量与之交涉或将之控上官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光绪九年（1883）四月，晋商干果行业的永顺义，颜料行业的金升李、烟草行业的德泰厚，联合将牙行告到了大兴县衙，五月，经大、宛两县审断，不准牙行节外生枝，山西商人获得胜利。山西商人身处异地，会馆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保护了他们的正当权益。
此外，在异地经商的山西人在经营上也需要采取步调一致的做法，通过会馆他们协议出许多行业共同遵守的规定：如卖剩下的货不能在三个月内跌价，不得也人家店内勾引客户买货，违者要予以惩罚，避免了同乡之间的恶性竞争，谋求其同发展。
晋商会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人多有选派的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值班，均须协力举善，不能徇情，还设有司事、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会馆事务。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但是山西商人没有因为利益上的竞争而相互倾轧，反而从家庭到乡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家在河东业盐，张四维之父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以乡人为主体形成了山西商人群体。
到了清代更是如此，越是在关键时刻，山西商人越会挺身而出共同渡过难关。
晋中平川的祁县、太谷、平遥，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兴盛区。祁县县城内的渠家，乔家堡的乔家，太谷北洗村的曹家，都是闻名遐迩的大富商，他们大都是明末清初发家致富的，每家都经营过许多种类型的生意，在全国各地遍设商号。同治，光绪年间，这些富商受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影响，都投资办起了票号，染指于金融界。
由于发家之初占有市场的历史基由，祁县的渠家和乔家在内蒙古市场上较有势力，而太谷曹家系由东北起家，在山海关外名声显赫，渠家、乔家在东北也设有不少商号，但较难与曹家匹敌。
渠、乔、曹三家陆续开办票号后，各票庄都发行一种原始纸币，俗称钱帖子。这种钱帖子的发行全凭票号信用来支撑。光绪朝的某一年，祁县乔家、渠家因市面上发行钱帖子较多，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社会上散布出渠、乔两家钱帖子要毛，将承兑不起的谣言，造成了一股群起挤兑旋风，东北尤盛。乔、渠两家面对这一突然袭来的挤兑旋风，确实很难应付。而此时，太谷曹家的钱帖子仍然信誉甚好。于是，渠、乔二财主亲赴曹家去求援。曹家此时本可抓住这一机会打击别人，扩展自己，设法把乔、渠两家从东北挤出去。但曹财东没有这样做，而是慨然应允了乔、渠两家的钱帖子兑付现金。社会上一得此消息，挤兑风潮便渐渐平息下来，因为曹家钱帖子当时信誉正佳，特别在东北名声很大，有曹家作保，人们对乔、渠两家钱帖子的使用就有了安全感；二来人们感到这三家殷实的财东能互相联手，财势就更大了，不愁钱帖子贬值。
这次挤兑风潮过后，乔、渠、曹三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子女间通婚的更多了。在东北市场，乔、渠两家处处谦让曹家，使曹家在东北的势力更加扩展。
山西商人正是依靠这种同舟共济、互惠互利的群体意识才能盛极一时。
4．创新有效的经营手段
晋商的政治嗅觉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投靠借助权势，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畅行无阻。因此，借官势而谋利，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
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商界，其经营方略值得借鉴。
在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换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在具体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产销结合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贪求厚利，在经商中，经营者通过贱时买进，贵时卖出，贱买贵卖赚取商业利润，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如何保持既赚钱而又稳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他们采用薄利多销的办法，以商品全部出手为原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山西商人尤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此外，因晋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其流通环节就十分关键，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在历史上，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丝绸、砖茶、布匹、铁锅、银器、白酒、红糖、术碗、瓷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科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且，他们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大多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商号的商标，到边地销售。
因此，在山西做生意，必须重视山西商人的这一做法，并且加以接受学习，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否则售价太高，就难以与山西人进行竞争，也难在山西打开市场。
做生意，要讲信息，视信息，预测行市，垄断市场，这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尤其足以贱买贵卖为主要手段的晋商，对商品信息十分重视。他们虽无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晋商善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做出准确预测，尤其是注意抽盈济虚合理调控。全面把握商号的盈亏，从宏观上合理调节总号与分号及分号间的资金、贷款规模，以求取得最大的利润和效益，这是晋商成功的重要方法。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及时采取相应的变化措施。进入新世纪，山西人在互联网上建立的“晋商网”，分。“新闻动态”、“商业机会”、“产品展示”、“行业资讯”、“企业全库”、“晋商文化”、“企业名录”等栏目，及时发布和提供有关各种最新信息，并且每天更新100条以上。
信息敏锐，也离不开独到的商业眼光。其中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畅通，稳稳地把自己放在中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地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番话正是对晋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一种肯定。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成立前，山西商人异地采购所需的现银调动，主要靠镖局担负现银运送任务。然而，镖局运送现银不仅开支浩繁。而且往往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其间的缘由只要看过武侠小说便可了然。这样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就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均设有分庄。那时，在北京开干果店的晋省老乡很多，每届年终均要将薪金由镖局运回山西。后因运费高昂，又恐发生意外，于是常将现银变给西玉成北京分庄，再凭西玉成北京分庄写的信到平遥西玉成总号取款。起初均为朋友或亲戚关系，两相拨兑。到后来因业务日繁而应接不暇，精明的西玉成经理发现此种现款兑拨有厚利可图，遂设立“日升昌”专营汇兑，果然利润猛增。于是，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票号由开始的办理汇兑、存放款业务，后来逐渐发展到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借垫款，等等。所以，有人戏称票号为清政府的“财政部”。清朝，山西票号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执金融界之牛耳。到20世纪，山西票号发展到33家，分号400余处，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商埠中均设立分号。不仅如此，票号分号还曾走出国门，一直远伸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以及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等地。
另外，晋商还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权势，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因此，借官势而谋利，与官合一，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显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护，赚取钱财。
封建社会的商人与封建政府有特殊关系，而山西商人尤为突出。明代山西大盐商张四教，其族中人有官有商：其父张允龄、叔父张退龄都是商人，其兄张四维、其舅王崇古则是大官僚，张四维官居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权势显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也是商人。
张、王族利用朝中有人做官的权势，在商业上获取暴利，御史郜永春巡视河东盐池时称“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所谓势要，就是指四维、崇古；大商指四维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凭借官方权势营取暴利，在清代更为突出。早在明末便与辽东的满族贵族接上了头，一些商人如范永斗、王登库等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外，进行贩运贸易。并为满族贵族输送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满族人主中原后，当然不会忘记范永斗等人的功劳，除了大摆酒席款待外，在政策上为范老板的生意大开绿灯，范氏家族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皇商。山西票号商人效法范老板，结托官府以扩展自己的业务，赚取厚利。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频频调拨各种饷银，各票号便利用雄厚的金融实力，大量承揽官款汇兑，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为加快资金周转，他们又利用清政府贪官多，款额巨大。但又存在恐惧心理的特点，通过广泛结交大小官吏，并为其严格保守秘密等手段，吸纳无利或薄利存款，壮大自己的资金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