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某团的朱志明结识了一位长工，他为人老实，家境贫寒，父母都已年迈，是靠给地主扛长工维持生活。朱志明抓住他对“东家”不满为突破口，向他讲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还到他家看望他父母，从感情上接近他，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让他讲出“东家”藏粮的地方。起初这个长工有些顾虑，怕红军走后地主报复，朱志明表示一定为他保密，让他放心。后来他又提出条件，一是想要些钱养活父母，二是要求参加红军，朱志明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长工向朱志明透露了“东家”藏粮的地窖：一个就在地主家院子里一堆乱草底下；另一个在地头，旁边栽着一棵小树。按照长工提供的情况，朱志明带着红军战士去挖，果然找到了粮食，一窖小麦，一窖谷子，约两万多斤，之后各团相互学着干。西征红军在整训期间，掀起了“打土豪、挖地窖”的热潮，人人动脑筋，搞调查，很快就找到了许多藏粮的地窖，挖开后，大批的粮食见了天日。那些欺骗红军的地主老财们，见红军找到了他们藏的粮食，各个气急败坏，捶胸顿足，哭天嚎地。粮食挖出来后，不但解决了红军的吃粮问题，而且还救济了穷苦百姓。穷苦百姓有了粮吃，更加信任和拥护红军了。
42.回族英雄马和福
马和福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名副其实的回族英雄，就连马鸿逵这样的刽子手都未能使他屈服，他就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
马和福于1893年出生在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随祖父和父母逃难来到宁夏西吉县落户。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又投奔到同心张家塬乡险崖子村扛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家，开始了他在豫旺堡一带打长工、当短工的生活。1927年，他离开了豫旺堡，流浪到金积鸿乐府给人打长工。1935年，马和福又拖家带口回到豫旺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他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的威信很高。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豫旺堡。在这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老百姓都逃走了，而马和福没有走，他等待着，要亲眼看看红军究竟是啥样的军队。在和红军交往中，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替穷人说话，是真心帮助穷人的军队。于是他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走村串户，爬山越沟作宣传，揭露敌人的造谣欺骗行为，动员外逃的人回家。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回汉群众陆续回家，接近红军，并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赠“抗日款”，帮助红军解决吃水问题。
豫旺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苦难的经历，表达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在红军和政府领导的帮助下，他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豫旺堡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回民自决，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的指示精神，在豫旺区设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回民自治政府，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接着，他发动和组织了20多名回族青年组成一支“回民游击队”，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不分昼夜地深入各山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发动老百姓筹集粮饷，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马和福是豫旺地区表现最突出的优秀回民干部。
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的精神，在西征红军和陕甘宁省委的帮助下，在豫旺县西部和海原县东部地区建立了我国回族解放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936年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马和福当选为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并任县回民游击队队长。
马和福担任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后，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自治政权，他不畏艰险，走村串户，日夜奔忙着。在自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他就带着《告北圈子四周围同胞书》连夜赶到偏远的下流水一带开展工作。他在对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群众作宣传时说：“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的劳苦大众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要搭救宁夏的父老兄弟，要打到宁夏去，解放宁夏城！宁夏（谐音硬下），宁夏，要硬硬地下，才能拿下！”马和福说话稍带河州腔调，铿锵有力，感人肺腑。
1936年11月12日，西方野战军以及红二、四方面军会集同心城，并在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豫海县回汉人民致了欢迎词，他情不自禁地说：“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派把我们逼的人不人，鬼不鬼，连生命都保不住。今天救我们的‘天仙’来了，我们的大救星红军会师了……”他的讲话感染了在场的军民，会场上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参加大会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在讲话中对马和福致的欢迎词及豫海县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国民党马鸿逵的军队旋即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此时，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未撤出的马和福。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消息，马青年没有和马和福及时取得联系……
1937年4月3日，回族英雄，党的好干部马和福在同心县城西门外河滩上英勇就义。
43.成立中共盐池县委
西方野战军右路军西征初期攻占定边后，解放了盐池县。为了维护县城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盐池县城解放后，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红军抽调部分人员对盐池实行军管。
军队领导高农夫对地方干部王锡林说，西方野战军对城市的军事管制是非常时期采取的临时措施，今后还要随时待命西进，现在就要着手建立地方武装和筹建城市管理机构，发动群众，你是地方干部，要多学习管理地方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希望你大胆地勇敢工作。由于王锡林熟悉地方的情况，可以先想办法把私人和商会的私藏枪支收缴起来，时机成熟时再组成地方游击队。并嘱咐王锡林说，枪支绝对不能落入敌人和坏分子的手中。不久，王锡林经过调查，收缴了几个商号的七八支枪，但只有枪没有子弹，且有的破旧不能用。这时，他又想起过去在三段地认识的几个牧民，随即叫了几个人到距盐池城40里的二道川，在那里搞到了3支长枪、1支短枪、3匹马和100块大洋，高高兴兴地回到盐池城。谁知道此事被中央民委蒙民工作部长高岗发现，对王锡林的做法给予批评，指出错误的地方，但把弄来的枪支和马匹留给了王锡林。
盐池县城解放不久，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员会，由惠庆祺任书记，白鸿德任军事部长。中共盐池县委机构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就确定的，盐池解放时，除组织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团先到达外，其余人员还在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后，书记惠庆祺便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经黑城岔、羊圈山，最后由定边赶到盐池，正式接手有关工作。
随着中共盐池县委工作的逐步展开，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26个党支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红军在盐池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即着手筹备建立地方临时政权机构。
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城的第四天，也就是1936年6月24日，红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会上确定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军管会，加强对市政治安管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保障居民的生活和部队的供给，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加强城乡联系，扩大苏维埃的影响，为正式成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会上提名王锡林担任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初，军管会在县城财神庙前召开有各界群众代表1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王锡林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袁兆瑞、韩宝善任副主席。随后，便着手组建武装力量，经与红十五军团商量，以群众中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队，队长由武装委员牛占彪担任，副队长由宁寿山担任，并很快配备了枪支、弹药和马匹。惠庆祺带领的县委成员来到盐池后，又帮助革委会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经济部、土地部、贫农部、粮食部、武装部（部长牛占彪）、肃反委员会等，并根据当地历史习惯，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即一区（城区）、二区（先在柳杨堡，后迁余庄子）、三区（曾家畔）、四区（雷家沟）、五区（红井子）。区以下又划分25了个乡、318个行政村。
盐池县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群众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宣传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号召农民进城卖粮、卖柴，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是摆在城市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由于盐池刚解放，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不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暗中造谣破坏，人心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