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参谋长是刚从东北军的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回来，了解一些新情况。同时，白凤翔给他交代过，与红军见面，可以会见交谈，但不要许诺。朱瑞看出了汪嵘的心思，为了解除汪参谋长的顾虑，他用肯定的口气说：“汪参谋长，我们可以告诉你，你们的最高层已经和我们有了联系。你回去可以转告白师长，在当前的大形势下，我们的眼光都要看远一点。”“我们相信东北军的官兵是不愿意来同我们红军打仗的，我们是有血性的中国人，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是要抗日的。”接着朱瑞加重了语气说：“只有联合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汪嵘有所感悟，频频点头。朱瑞恳切地说：“总之，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之间应该避免冲突。”汪嵘表示“在可能范围内是可以的”。接着他又说：“我们东北军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是愿意抗日的。”双方经过一番交谈后，东北军骑六师和红军基本上停止了敌对行动。
49.“激烈”的战斗
1936年9月中旬，朱瑞主任又多次与东北军十七团、十八团的几位团长、副团长见面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通过他们做白凤翔的工作。之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红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东北军骑六师师部——固原北边的杨郎庄，举行了秘密会谈。白凤翔和朱瑞就“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等问题达成口头协议。白凤翔同意：维持双方阵地，不作敌对行动，不接受进攻红军的命令。如果上级有命令就对付行事，枪口不直接对准红军射击；如部署有变动，为了对付上级，经过互相协商红军可以作友谊退让，一切以抗日救国为总原则。东北军的这些承诺在以后的军事防务上都实现了，为我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当统战工作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场误会。有一次，东北军的董道泉团长奉命截击红二方面军，但他事先已和红军派往该师的秘密联络员研究了对策，商定红二方面军到来后，由十六团作向导，从该团防地通过突围，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红二方面军。但是，由于红二方面军行动迅速，提前通过了董十六团的防区，与十六团相遇的是前来迎接红二方面军的红一军团。董道泉按原定方案派人进行联络，而红一军团方面毫无反应，当即发生了战斗。
董道泉发现是误会后，立即与部下商议，向红军交出全部枪械和马匹，避免双方战斗伤亡。朱瑞主任听到这一消息，马上赶到阵地，当面向董道泉说明情况，劝其化解误会，保持友谊。董道泉对红军的坦诚相待，深感敬佩，当即要求全团官兵留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一听非常高兴。可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精神，为了巩固和发展东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朱瑞主任带领政治部的干部耐心说服董道泉十六团的官兵返回防地。该团有许多官兵不愿意回去，红一军团战士就对他们作耐心的说服工作。红军还把该团官兵的枪支、马匹给补充齐全。董道泉带着十六团离开前，红一军团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会，并给十六团的官兵发了慰问品。
1936年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东北军十六团团长董道泉派人给红军送来一封信，请求红军派人晚上到他们一连连部去，有要事商量。东北军一连连部紧靠清水河岸，是个与红军秘密联系的联络点。
夜幕降临后，红军就派统一战线科的卢仁灿科长前往。卢科长刚一进门，董道泉团长就急急忙忙地说：“我们接到命令，明天要向你们发动进攻，何柱国军长还要坐飞机到前线来督战，我们不行动不行，汪嵘参谋长要我来同你商议办法。”
这件事情来得突然，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几天前离开西安到郑州开会去了，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便积极策动所属两个师向红军进攻。停止敌对行动仅仅是骑六师与红军的秘密协议，何柱国亲自来督战，双方不能不重视。最后商定，还是老办法，双方摆出一副交锋架势，但不做杀伤性射击，还要尽可能打得激烈一些。
次日凌晨，清水河两岸的部队都分别进入阵地。8时许，东北军步兵骑兵协同，发起“进攻”，对岸红军的步枪、机枪齐射，子弹呼叫着划向空中，避开了人群。9时左右，一架飞机在东北军阵地上空盘旋。双方阵地上的枪声就更加“激烈”了，一阵紧似一阵。东北军紧接着发起“冲锋”，但在红军密集的火力下，又不得不退下去。“战斗”在持续着，何柱国的飞机转了几圈就飞走了，阵地上枪声也立刻停止。这一场“战斗”白白消耗了许多子弹，双方无一伤亡。事后，东北军给红军送来15万发子弹，算是补偿损耗。
红军与东北军在固原地区基本上维持互不侵犯、各守防地的态势。期间发生的几次冲突，都是由何柱国策划的。后来，中共中央将这一情况通告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经叶剑英与张学良交涉，张学良接受红军的建议，拟将何柱国调离。1936年10月13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主席，大意是，何柱国将调离，部队归刘多荃指挥。10月14日，叶剑英再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明确告知何柱国已调离，部队由刘多荃指挥。何柱国这块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为后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条件。统一战线工作不仅武官在做，而且文官也在做，红军战士剧社就最擅长做统战工作。
50.战地宣传
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共有30多人，队员是来自红军部队基层单位的干部战士。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行军途中写标语，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二是作发动群众工作，筹粮筹款；三是文艺演出，教唱革命歌曲，活跃部队生活。战士剧社经常配合军团的政治任务，自编自演节目，鼓舞士气，达到教育指战员的目的。他们一般都演出短小精悍的活报剧、街头剧、独幕话剧，也唱歌跳舞。当时道具比较简单，一个汽灯、一套锣鼓、一把胡琴、一只口琴、几块幕布、几件跳舞的衣服和一些简单的化妆品，行军、打仗、演出时，用马（或骡子）驮上就走。军团首长下部队，到地方做群众工作，一般都带战士剧社。
1936年5月，战士剧社跟随红军参加西征，彭德怀司令员指示，红军打击的主要目标是胡宗南、马鸿宾，要团结东北军，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抗日。红军部队驻在七营川一带，政治部主任朱瑞要求战士剧社，配合主力部队做好政治宣传工作，书写标语，给部队教唱有关抗日的歌曲，给东北军演出《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和《老先生教书》等小戏。于是他们找来刷写工具，写标语，在间隙还排练节目。在很短的时间内，各村镇的墙上，到处都是他们书写的标语：“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等。
战士剧社利用一切机会给东北军演出《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老先生教书》等许多小戏。
1936年的一个月光明媚的秋夜。在小河子村前清水河滩上，两军阵地间，东北军骑六师的部分官兵和红军战士聚集在一起，观看红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火线剧社的演出。当东北军的官兵看到歌剧《亡国恨》中的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悲惨情景，听到红军战士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们，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流出了辛酸的泪水。东北军中的一部分人随着红军战士一起唱：“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东北军中有的人激愤地高喊：“打回老家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悲壮的歌声，愤怒的口号声，直冲云霄。虽然夜已很深，但在场的人还是久久地不愿离去。
1936年9月6日晚上，他们在吊堡子村演出，红军和东北军官兵、当地的回汉群众都来观看。当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台下的人也都一齐唱了起来。东北军的好多官兵边唱边流泪，有的甚至放声痛哭。
有一天，红军一个连长接到东北军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请红军的长官去和他们谈判。这个连长没向上级报告，顺手就把信撕了。他还说：“谈什么，白军都一样坏。”彭德怀司令知道后，十分生气，他和红一军团的领导商量，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问题。为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战士剧社很快把这件事编成小戏进行演出，美国记者斯诺还将此事写入《西行漫记》一书中。
有一天晚上，卢仁灿带着战士剧社的分队长和宣传员杨晋桃等到白凤翔师长家里演出。白凤翔师部的勤杂人员和许多军官太太都来观看，挤了一屋子人。红军战士表演了“乌克兰舞”“海军舞”等舞蹈，又演唱了《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场的人看了无不深受感动。演出结束后，东北军的官兵请红军演员们吃糖果、喝茶。师长太太取出一双新胶鞋，送给红军分队队长黄星，而且让黄星当场穿上，黄星婉言推谢就是不接受，因为红军剧社有规定，不准在演出时随便接受礼物。后来，卢仁灿看到实在不好谢绝，就批准收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