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一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阶梯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的儿子格劳克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趟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必也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交织着严肃轻快和善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谈话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韫、王朝云、柳如是等参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都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遇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直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黑格尔学说做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面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男人谈天。
读书与风趣
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一句名言，含有至理。读书不是美容术，但是与美容术有关。女为悦己者容，常人所谓容不过是粉黛卷烫之类，殊不知粉黛卷烫之后，仍然可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男女都是一样。我想到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我想凝之定不难看，况且又是门当户对。道韫所以不乐，大概还是王郎太少风趣。所以谢安问他侄女"王郎逸少子，甚不恶，汝何恨也？"道韫答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众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我个人断定，王郎是太不会说话，太无谈趣了。所以闺中曰与一个虚有其表的郎君对坐，实在厌烦。李易安初嫁赵明诚，甚相得。何以故？因为志趣相同。后来明诚死于兵乱，易安再嫁一位什么有财有势的蠢货，懊悔万分。道韫辩才无碍，这我们是知道的。凝之弟王献之与宾客辩论，词穷理屈。这位嫂子倒能遣侍女告诉小叔"请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把客人驳倒。这样看来，王郎也是一位语言无味的蠢材无疑，人而无风趣，不知其可也。凡人之性格，都由谈吐之间可看出来。王郎太无意思了。处于今日，道韫问他看电影，他也好，道韫说不去，他也好，要看西部电影，他也好，要看艳情电影，他也好。这样不把道韫气死了吗？《红楼梦》大观园姊妹，都是在各人的说话中表达出来，平儿之温柔忠厚，凤姐之八面玲珑，袭人之伶俐涵养，晴雯之撒泼娇憨，黛玉之聪慧机敏，宝钗之厚重大方，以至宝玉之好说怪话，呆霸王之呆头呆脑，都由他们的说话中看出。你说读书所以养性也可以，说读书可以启发心灵，增加风趣也可以。只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断断不可以。或谓清谈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地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烟屑（选一）
吾不读书时即读书时，读书时即不读书时。着笔时即不着笔时，不着笔时即着笔时。不读书时读书，其书活；不着笔时着笔，其文化。
凡人练习文字，必先求得一本心所好读之书。心好其言，则并其文亦无意中得之。苟所言无味，硬着头皮去读，怒目相向而谓能习得其文采，必无是理。何者为心所好读之书？书中句句的话打上心头，如有你胸中意见被作书人先说出，便是。此亦是缘分，拾句老话，先天注定也。意思是主体，文采是面目。吾好某人敬某人，则声音笑貌无意中与之相似。
今有心恶其人言谈之无味，而专学其声音笑貌之美者，结果必学不像，并俳优亦做不成。此时下教作文学作文之方法也。傻极，亦无谓极。
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而世人不察，明末清初文学史当从头做起也。
即并文学书画合而观之，十七世纪亦当列之第八世纪之后。
王维生于六九九，吴道子七○○，李白七○一，颜真卿七○八，杜甫七一二；又韩愈生于七六八，白居易七七二，柳宗元七七三。创作精神，勃然齐放。何以如此，我不说出来，说出来人家骂死我也。
袁子才七十九岁时作书与洪稚存云："枚带眼镜已二十多年，须臾不离。今春在西湖桃庄，偶然去之，大觉清爽，因而试之灯下，亦顿了然。故特写蝇头，上污英盼。似此老童，倘到黔中应童子试，学台大人其肯赏一枝芹菜否？"（《小仓山房尺牍》卷六）此老天赋独厚，从此细处可看得出。盖子才少与胡稚威同荐博学鸿词，稚威初见即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胡稚威哀词》，《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想此老定有一番英灵气象驰骋于眉头眼梢间也。
耕读同一原理。文人作文，如农夫耘田，有一草便随手拔除，不待吉日；有一句话，一点真意思，便执笔书下。若摄影家然，看见好景便摄，防其相镜排好，天公不做好，不让你摄时也，尤防所摄人物挂朝珠穿朝服排八字脚时也。
不作文的人，不知读书趣味。时时写作，读书方得到好处。愈常写作，读书益愈大。
看书须先看反面的书。吾向不看理学的书。近来将《小仓山房文集尺牍》一气读完，看他口诛指戟，笑詈理学之矫，痛快万分，而无意中却懂得理学立场。喜理学既不可能，惟有恨理学去读它。若不喜亦不恨，永远读不进去也。故恶意读书，亦读书之一法也。
吾前谓翻印袁中郎，"偷他版税，养我妻孥"，戏言之也。大杰标点《中郎全集》，我亦加入，书畅销。由是有人替大杰管账，算他版税可得千余元，实则到此半年我未拿到分文，大杰仅拿到百余元。然《中郎全集》已有五种翻印版本，总数在五万以上。中郎中郎，即使我偷得你版税，亦可谅我矣！
其实我看袁中郎，原是一部四元买来的不全本。一夜床上看尺牍，惊喜欲狂，逢人便说，不但对妻要说，凡房中人甚至佣人，亦几乎有不得不向之说说之势。时未读文集也。然此中有个道理，能说尺牍中语者，其人之英灵气魄已全毕现，其文中亦必无迂腐气门面语，此可断言也。故曰文章观气魄，妙语主空灵。气魄足，必有佳品。屠赤水亦是此中一个。
吾喜袁中郎，左派不许我喜袁中郎，虽然未读袁中郎。因此下譬，左派好卢拿卡斯基，吾亦不许左派喜卢拿卡斯基，虽然吾亦未读卢拿卡斯基。
晨起，盥罢，执笔记一点意思，无意为文，而偶然写成一文，此文必佳。或浴罢看书，迫得起来执笔，或灯下独坐，文思涌上心头来，一开头欲罢不能，此文亦必佳。
作文有五忌。前夜睡不酣，不可为文。上句写完，下句未来，或写一段，气已尽，不可为文。文句不出我意料之外，不可为文。精神不足，吸烟提神而仍不来，不可为文。心急，量窄，意酸，亦不可为文。
为文有五宜。心有所喜悦，执笔直书其意，宜。有一意思，积久欲说而未说，今日看一段新闻，听一句话，添上新意，与前意吻合，宜。偶然得开头一二句话，夺口而出，觉得甚佳，虽未有题目，宜。同一事物，得一新法表之，意虽人人所知，而体格特别便于发挥，宜。（如余前作《怎样写再启》，不过以此新法写人之心理前后矛盾，此体格之新也。内容安插甚容易。《文心》一书亦不过以新体格说旧话而已，而能看之不厌。）读书时确能发前人所未发，宜。五者有其一，尽管下笔，必无迂腐雷同之弊，而得尖新之趣。
（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期）
知识上的鉴别力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是在知识上能鉴别。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并且对苏俄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悉，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谈话时，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则是美术的判别问题，中国人于评论一个文人时，必拿他的学行和识见分开来讲。对于历史家尤其应该如此区别。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所说的话或竟是毫无主见与识别的。而在论人和论事时，或竟是只知依人门户，并无卓识的。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知识上的鉴别力。强记事实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指定时代中的事实，我们极易强记，但分别轻重和是非，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而有恃于一个人的见解力了。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则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但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威胁或眩惑。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他的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和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的种种不同的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后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当一个人错误时，他简直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因此识和胆是相关联的，中国人每以胆识并列。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在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凡是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大多在青年时即显露出智力上的胆力。这种人绝不肯盲捧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他必会说出他钦佩的理由。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捧一个风行一时的画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不论他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做后盾。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绝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己是对的；这就是知识上的鉴别力。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地必须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学生一旦放弃他个人判断的权利时，他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所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提出这种警告。这个警告其实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学校制度，都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好像富于学问即会使人成为一个高士。但是学校中为什么要贬视思想？为什么要歪曲学制，而将愉快的求学企图变成了机械式的、严定尺寸的、划一的和被动的强记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把知识置于思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心理学、中古历史、伦理学和宗教学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标的地位？何以会使学生们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如此的？
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以用这个制度，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而一涉工厂的范围，则一切都须依着呆板的机械式的制度去行事了。为了保护学校的名誉和将产物标准化起见，所以学校要发给文凭，以为证明。为了须发文凭，便不能没有次第：为了须分次第，便不能没有记分：为了须记分，便不能没有大小考试了。这全部的程序，成为一个整个的合于逻辑的必然事件，而使人无从避免。但机械式的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因为它立刻使人注重强记事实，而忽略了鉴别力的发展。我本人曾当过教师，很知道出历史题目确比一般的泛常普通知识题目较为容易，印批分数时，也较为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