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经历了从“而立”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旅程，也经历了与困难和逆境的搏斗。这段占他革命生涯四分之一的经历是最“黯淡”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几乎把中国革命推向绝境的“左”倾路线，像一层厚厚的阴云笼罩着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受到批评，他也被排挤到后方一片狭小的土地上。他失去了军权，当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可又成了右倾的“祸首”。批判“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都是在打击他，使毛泽东喘不上气来。这当中又痛失“骄杨”，病魔缠身。毛泽东处于政治上低谷、情感上打击和身体不佳的多重压抑之中。但他并不在乎这些，仍尽其力地为中国革命奔忙着，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和精神！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使他又一次陷入政治危机
就在毛泽东结束了在闽西的半年沉默，闯进赣南，打开了新局面的时候，他又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陷入了一次政治危机。
这次打击来自中央，来自他的老朋友同乡李立三1
1930年3月，李立三掌握了中央大权并开始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要体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
那篇文章，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了发烫的文字：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李立三“名正言顺”地用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的命令：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此刻的毛泽东，还并不知道和无法预料“立三左倾路线”的详情内幕及其严重后果，但是，李立三一上台，就对他和中央红军提出尖锐批评，令毛泽东十分不愉快。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他的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想当年，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去见毛泽东时，羞羞答答“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在毛泽东面前，李立三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央大权，批评起“红四军毛泽东”来，一点儿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确实，毛泽东有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来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却对毛泽东要进行“根本的解决”！
六天之后——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以及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辞异常激烈强硬：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李立三居高临下地命令毛泽东去“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否则，“来中央解决”！
同时，李立三还特派了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命令，进行督战。
李立三此时是上级，毛泽东是下级；李立三此时代表中央，毛泽东代表地方。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来自中央的命令：进攻南昌！
然而，脚踏实地的毛泽东，当然掂量得出进攻南昌该付出多少代价。
毛泽东的头脑里高速转动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既贯彻中央的指示，又使红军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7月11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脑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6月8日惨遭杀害。
7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26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
7月30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8月1日，毛泽东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放了一阵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片紧张，敌人正要派出军队反击时，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向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
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
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长沙空虚之际，于7月28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两线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已急忙率部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暴跳如雷，跺脚大骂毛泽东、彭德怀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攻占长沙。
毛泽东只好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此时，何键坐镇长沙，兵多将广，设防坚固，远非上次攻占长沙时的形势。在李立三的连连催促下，毛泽东才最后下达攻占长沙的命令。
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缠上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深沟、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
就在这时，李立三派周以栗督战，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向长沙进攻。
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周以栗，并写信交给周以栗，向中央说明退兵的理由。
9月13日，毛泽东带领部队撤离长沙，向株洲进军，然后折回赣南。
10月19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9月以及9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
毛泽东当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9月来信今日在峡江收到了。我们收到9月以前的信共三封，于15日做了一个总的答复，此信谅可收阅。”并无奈地写道：“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
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之时，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李立三已经下台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并不知道。
8月中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对中央的领导。
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
直至1930年12月上旬，从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详情。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足以表明中央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还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接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枝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党内的声望大增。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也就是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1924年，关向应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这样，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才改派项英前往苏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南西南特委书记。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省政府主席。
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
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的“三驾马车”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得知杨开慧被捕入狱的消息，毛泽东肝肠断裂，铁铸人似的久立河边
太平圩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即从清江太平圩后撤30里，移驻新余罗坊。
这时，蒋介石在结束蒋、冯、阎混战后，调集重兵向红军压来，而红军队伍中的意见又尚未统一，毛泽东为此感到很担忧。到罗坊后，为了统一部队思想、确定行动方针，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1930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总部移驻到罗坊的当天，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史称“罗坊会议”，历时六天。
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参谋长朱云卿、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17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这个会，实际上是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的继续。
会议在陈家闹村毛泽东住的屋子里召开。两张方桌拼拢一起成了会议桌，十几个人围桌而坐。毛泽东首先讲了当前敌情，具体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并提出了任务。
接着，与会者畅所欲言地讨论了形势和任务。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结二次打长沙的教训以及占领吉安的经验，大家一致认识到：在目前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我红军、江西苏区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计划。在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于10月26日正式形成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湘赣革命根据地时期彭德怀
会议的后一阶段，集中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方针问题。面对着强敌的进攻，究竟怎样打击和消灭敌人？战场放在哪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夹江而阵；一是主张：诱敌深入。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先叫参谋长郭化若绘制了一张很大的敌我形势图，挂在会场正面的墙上。会议桌上的那盏德国造的“狮头牌”马灯，发出暗淡的亮光，大家看不清地图上的字迹，却看得清那一个个红、蓝箭头。
毛泽东手拿一根小木棍，走到形势图前，指着那些伸向赤色区域的蓝色箭头，说：
“据总参谋处的侦察，现在高安、上高一带有敌公秉藩、罗霖两个师，丰城樟树间有张辉瓒十八师，抚州有邓英一个师，万寿宫有敌一个师，彭启彪旅在南昌附近，此外许克祥师正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和胡祖钰旅在南浔路，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已经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已进至袁州附近。总计入赣和即将入赣的敌军至少在10师2旅以上。敌人集重兵于赣西北一带，并且都修筑了防御工事，企图在此寻机会，将我主力包围消灭。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白区。我们是深入白区，往敌人的工事里钻，往口袋里钻呢？还是让敌人深入赤区，让他们往我们布下的口袋里钻，陷入赤区群众的围困之中，然后将其歼灭呢？我还是坚持这个主张，就是全军渡江，向东转移，诱敌深入，围而歼之！”
毛泽东话音刚落，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言坚决反对。他越说越激动，差点儿连眼镜也落在地上。他的意见有人表示支持和同意；有人不支持，但不好说明；有人没有表态。朱德和林彪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罗荣桓坐在一边不吭声，但看得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周以栗自红军攻占吉安后，就对毛泽东深谋远虑十分佩服，他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李文林不做声。不管在哪里摆战场，他都是一个主张，反对红军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
会议陷入了僵局。已经到了下半夜，会议宣布休息一会儿。
红三军团参加会议的同志自动聚集到彭德怀身边。何长工说“我看毛泽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势必一、三军团一个河东，一个河西，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赣江西不如赣江东。”
滕代远接话：“那我们就过江吧。”张纯清和邓萍也点点头。彭德怀眼睛亮了起来：“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能分开。过江！有意见过江后再说！”
联席会议胜利结束，最后形成决定：全军渡江，诱敌深入。
这个决定的形成，毛泽东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才使全军达到这个共识！“诱敌深入”决定的作出，表明红军已完成从游击战争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的关键性一步。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总前委机关就离开陈家闹，迁驻到5里外的彭家洲。
陈昌奉问：“毛委员，今天是重阳节，要不要吃重阳米果？”
毛泽东“唔”了一声。
重阳时节，天高气爽。清澈的袁河水在夕阳下泛起一层层金光，静静地流淌着。两岸的橘树，挂满了硕果。毛泽东徜徉在河洲上的橘林中，仿佛置身于湘江之中的橘子洲头，无限思绪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