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唱了五十年代《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又指林彪说：“犯了路线错误，有的可能改过来，有的可能改不过来，要看实践。……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指叶群说：“要反对夫人专政，夫人可做秘书，不要做办公室主任，又尽做坏事。”又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针对军队，毛泽东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又向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敲了警钟：“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如果倒了，你们得了？！”又说：“跟应当跟党，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的这些讲话，使不同立场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使许多不知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为之震惊，看到了林彪一伙的本来面目，也使一些过去一度紧跟林彪的人恍然醒悟。当时紧跟林彪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以大量事实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一伙庐山会议以来的可疑情况，更使林彪一伙胆战心惊，他们感到末日来临，四处打探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林彪一伙心中有鬼，急于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
毛泽东南巡到达武汉时，带头领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明确宣布不许将谈话内容外传。可是，林彪的亲信刘丰（当时武汉部队政委）怎能遵守？林彪一伙又怎不想通过刘丰来探听消息？
9月5日，当时的副总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参观访问。但这不是他来武汉的主要目的。因此他一下飞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打听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第二天一大早，他避开秘书、警卫员约刘丰来招待所见面。
约定的时间到了，可不见刘丰的身影，他心急火燎的，像幽灵似的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时地看腕上的手表。
他有些不耐烦，甚至想回到他的住处。但又一想，自己的青云直上是林副主席栽培的结果，自己的前途与林副主席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批陈整风这一关多亏林副主席的保护才闯过。想到这还是等下去了。但想到四届人大这一关闯不过，他的心里十分矛盾、焦虑，昔日的那种惬意、威风，似乎一夜之间被风吹走了，留下的只是烦躁、不安与末日的到来。
忽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忙举头望去，正是急盼的刘丰，刚才的那种复杂心理活动一下子消逝了。他快步迎上去，紧握刘丰的手，寒暄了几句后，就一前一后走进了一间屋子里。
李作鹏随手关上门，还没等刘丰在沙发上落座，劈头便问：“老刘，主席到武汉讲了些什么？”给刘丰一个措手不及，想不到李作鹏这样地急不可待，这样直来直去。刘丰有些茫然，讲还是不讲？讲吧，毛主席已打过招呼，不让外传；不讲吧，他十分清楚李作鹏是代表谁来的，林彪知道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至关重要。当然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林彪大树一倒，自己将失去一切。
刘丰复述着毛泽东与他们谈话的内容：“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庐山会议是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几员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会议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听到这，李作鹏坐不住了，下意识地拿出香烟，颤抖的手划着火柴点上吸了几口，七上八下的心里稍为平静。他耐着性子听刘丰讲完，不顾常规的礼节，匆匆地向走廊的一头走去。
上午11时，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返回北京。他把客人送进宾馆休息后，立即驱车回家。汽车很快进入海军大院，在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他急匆匆走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拨通黄永胜的电话，说：“下午与外国军事代表团会谈时，请提前到，有事相告。”放下电话机转身对他老婆说：“照张相吧，要不，以后照不成了！”他老婆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
下午5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与外国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李作鹏向早已等候的黄永胜讲了从刘丰那里听到的一切。黄永胜有些紧张，有些不安，他急急忙忙地结束了会谈。邱会作也凑到李作鹏身旁，打听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尽管李作鹏只向他讲了一点，但他的脸却立刻变得苍白如纸，汗水流下。
9月6日中午，叶群刚躺下休息，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报告了一个不知是喜是忧的消息：“黄总长来电话。”昏沉沉的叶群一下子坐起来，说：“接到我卧室！”她赤脚把卧室的门关紧，急忙操起了话筒。
她顾不上回答对方问候，忙问：“总长啊，李瞎子那里是不是探听到了消息？”黄永胜沉默了片刻，说：“是呀！”然后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毛泽东与刘丰的谈话内容。叶群顺手拿过一张纸，歪歪斜斜地用铅笔记着。记着记着，手发抖了，汗也下来了。
叶群放下话筒，紧接着按电铃，叫来了工作人员，说：马上把林立果叫来。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刻给林立果住的57楼打电话，不在，又给海滨浴场打电话，也不在。叶群的情绪有些不好，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发愣。
此时，林立果正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联合舰队”的一个秘密据点里，在看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原来，9月5日晚11点多钟，广州军区参谋长顾同舟，用电话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密报给“联合舰队”在北京的于新野。6日下午，又由周宇驰驾驶“云雀”直升机把电话记录稿送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手中。林立果看完电话记录稿后，立即驱车来到叶群的住处。叶群和林立果几乎是同时知道毛泽东巡谈内容的。他们平时的那种镇静和多谋的本领都没有了，这时乱成一团，立刻来找林彪密谋。
“一〇一（林彪代号），人家要下手啦！怎么办呀？”叶群推开林彪卧室的门，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
叶群向林彪介绍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后，看了看林彪那苍白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竟然不动声色。她又拉起林彪的手，指了指林彪写的条幅：“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则危。”说：“一。一，咱们走吧，跑到苏联，像王明那样当‘寓公’写回忆录，将来时机成熟可以回来嘛。”
叶群的主张，虽然也在林彪的思考当中，但他仍然没有表示。林彪那张苍白的脸，转向了林立果。林立果心领神会，林彪是打算听听他的意见。林立果说：“按照《“571工程”纪要》，到外国去，那是下策。上策是发动政变，武装接班；中策是雄踞广州，平分天下。现在，正是我们发动武装政变最有利的时机。”林立果的话，正合林彪之意，他点了点头。
“这次，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必然要经过杭州、上海。到了那里，就进入了我的势力范围。他随身的警卫并不多，要动手，易如反掌。”林立果充满信心地说。林彪听完之后，盘算了一下，说：这么大的事情只一条准备不行，“我们要上、中、下三手一起准备，临时烧香就来不及了”。
这时，叶群警觉地推开走廊上的窗户，看看是否有人偷听。前方正在上演美国影片《巴顿将军》。影片中的一句画外音随风飘入：“罗马大将军胜利归来，……一切荣华富贵都成了过眼烟云。”过眼烟云，这几个字深深触动了叶群此刻的心情，似乎在说她。
叶群原叫叶敬宜。“七七事变”后，她在国民党电台当了几天广播员，然后就辞职了。接着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年后到了延安，在中央研究院等部门任职。凭她某些特殊的“本领”，结识了林彪，1942年与林彪结婚。随着林彪职位的高升，她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赫，直至成为中国女性中仅次于江青的人物。如今，一旦事败，昔日的尊荣与富贵，都将化为乌有。想到这里，她恶狠狠地关上了窗户。
“你把参谋长叫来和首长（指林彪）见一见，研究一下具体‘部署’吧！”叶群指示林立果说。
不一会儿，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停在96号楼门前，从车上走出来的是“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周宇驰。
周宇驰走进林彪的卧室，犹如进来了一个“救星”，林彪一反常态地趴在周宇驰的肩上，哭了起来，说：“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交给你了！”
周宇驰有些受宠若惊，再次体会到林彪的信任，他很感动，也向林彪表示了忠心。紧接着，他们几个人开始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行动。
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了“一级战备”命令，谋杀行动开始。
9月7日中午，林立衡（林彪的女儿）被叶群从北京骗到北戴河。当林彪一伙积极策划谋杀毛泽东行动时，唯有她一概不知。骗她来的目的是通通气，并准备在“行动”失败后，全家逃跑。
同一天，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加强了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并对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江腾蛟说。
周宇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那就只有我去了。”江腾蛟回答说。
周宇驰说：“要去快点去。”“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15日前不会回来。”“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和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晚到达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7341部队军务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停车的地点，了解7341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当晚，又赶往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9月8日，林彪用红铅笔在16开的纸上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1971年9月8日
当晚，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乘256号三叉戟飞回北京西郊军用机场。
前来迎接的是周宇驰（头一天下午乘飞机先回北京的），还有胡萍（时任空军副总参谋长）。几个人互致问候，然后走进候机室。林立果对胡萍说：“现在形势紧张，首长随时可能离开北戴河。首长对参谋长是非常信任的。在重要时刻一定要保卫首长。”接着拿出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说：“这是首长的命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你要准备好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一18，到时候首长上了飞机就走。”胡萍说：“刚才叶主任已经打来电话，让准备飞机，我一定忠于首长。”
走出候机室，林立果和周宇驰同车向北京西郊驶去。
两个小时后，汽车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的一座两层楼前停下，这是“联合舰队”在北京的一个秘密据点。在这里等候林立果的，除了派到外地“执行任务”的外，“联合舰队”的骨干都在这儿。
林立果两眼射出寒光，扫了一下室内的每个人，然后拍一下腰间的手枪，说：“现在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代号‘571工程’，这里是指挥部。”然后对几个死党进行了委任：“江腾蛟是南线前敌总指挥，王飞是北线总指挥。从现在起，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是空军副司令。”接着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看。众人虽然心里紧张，还是个个向林立果表示：“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对他们的宣誓表示满意，然后又给他们打了一针兴奋剂，说：将来成功了，你们都可以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和政策局常委，咱们要论功行赏。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全舰队进入一级战备。
9月9日，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工字房里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周宇驰、“南线司令”江腾蛟、“北线司令”王飞等人，中心是研究南线行动方案。
林立果说：“南线行动，核心是打火车。我看有三种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一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一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火车上动手。”接着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到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空直警卫营打钓鱼台。”
江腾蛟说：“这三条都用上，可能有五六分把握。”
周字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
他们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进行了具体研究。
江腾蛟贼眼一翻，又一个坏主意。他突然对周宇驰说：“机场不是有油库吗？”
“油库！”周宇驰几乎跳起来，“对！机场有油库！机场有油库！”
他从中得到了启示，说：“好办法，把油库烧着，然后带部队去救火，混水摸鱼把主席抢走。”然后对江腾蛟说道：“你把油库的位置，主席专列停车的位置，画个图看看。”
江腾蛟在上海呆了多年，对机场的情况很熟悉，很快画个草图，递给了周字驰。
周字驰接着说：“这个办法不行，还可以乘主席专列通过时炸铁路桥，学日本人对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林立果说：“江政委要快点去上海，主席在杭州已经住了好几天了，他一走就错过了机会。”“北京和上海要同时动手，但北京要等上海的行动。上海动手了，北京才能动手。江政委到上海后，要直接与王飞联络。”
然后，他说明了联络信号：“如果主席到了上海，‘打响了’，就叫‘王维国病重’；‘打成功了’，就叫‘王维国痊愈’；‘打坏了’，就叫‘王维国病死’。”
9月11日，林立果接到叶群的电话，催促他们的“联合舰队”立即动手。叶群的话很严厉、很生硬：“告诉你们‘联合舰队’的几个人，现在是一条绳子把我们全拴在一起了，想脱也脱不了。要同生死，共命运。现在是千载难逢、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不能迟疑，立即动手！”
林立果放下电话，立即把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人叫来开会，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坚决搞！我想还是两边都搞，南线先动手，北线接上搞！要炸桥梁、烧火车、暗杀、绑架、轰炸，把一切手段都用上，炸药、冲锋枪、火焰喷射器、高射炮、飞机，能用上的都用上。这次是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然后又让周宇驰亮出了林彪的手令，给关光烈（武汉部队的一个师政委）看，让关光烈把火焰喷射器立即送往上海，供江腾蛟使用。
晚上，林立果又把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叫来，说：“你在硕放搞，那里正在修洞库，有的是炸药。硕放有一座铁路桥，你在那里埋炸药，等主席车一到，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最后，林立果讲了另一种打算，说：“如果你们的行动计划失败了，你们就飞到广州，我们在那里另立中央。”“到那时，要打，就是全面内战；要谈，就提出条件。不管怎样，我们都主动。”
林立果布置完了暗杀毛泽东的行动之后，有些自我陶醉，似乎林家父子称霸天下的时刻将要到来，今后他就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年轻的“总理”了。哪知道，事情发生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