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会喝酒的狼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因酒而死和因酒而活的人。我二爷因酒而死。我们那里把父亲叫爷，二爷是我父亲的堂弟，属于闵家第二房人，和父亲从小玩到大，属于那种穿连裆裤的玩伴。后来二爷当兵去了越南，在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躲进了一个树洞才保住性命，一直在部队里干着炊事班的活儿。二爷当兵后家里只剩下二娘。二娘独自吃不了农活的苦，隔三差五要开溜，亏了我父母轮流做工作并解决实际困难，才把二娘留下来，保存了一个家庭。二爷退伍回来后连生了五个孩子，但他仍旧嗜酒如命，酒场子上除了我父亲能命令他停止以外谁都喊不住。二爷像闵正千一样，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求了不少庸医都无济于事，但他没有闵正千有钱，没有人参和鹿茸可吃，更没有和尚可投奔。但二爷最后发现并投奔了罗家姑公（就是我爷爷的妹夫）的旁门左道，坚信念“黄经”（我也不知道是种什么东西，反正与端公神汉差不多）能够消散过去的罪孽让他获得新生。二爷经常当着我们的面说些古怪而瘆人的话，后来我才知道，罗家姑公这些招数全部来自天龙庙，是天龙庙某个僧人传下来的。殊途同归呀，殊途同归呀，每念及此，我都感叹不已。中华文化的遗毒代复一代重演，二爷就像当年跟着和尚远遁的闵正千一样，做着于他身体健康背道而驰的事情。终于有一年春节时，二爷喝完了酒，兴致勃勃地牵着水牛去耕田。人们劝说喝了酒不要干农活，二爷说白酒软身，阳光又刚好，耕点田地回来接着再喝。大家看他清醒的，也就没再阻拦。没想到他下田后没耕到两圈儿，水牛不走了，二爷很有气势地吆喝了几声，水牛还是不走。二爷酒劝上来猛一鞭子甩过去，水牛猛往前一窜，二爷脚下不牢又不没及时松开缰绳，整个身子往前一扑便趴在水田里。等人们发现救起来时，二爷已经没了人色，只有嘴里边汩汩往外冒酒和水。买下我们闵家祠堂的张家跟我们有点亲戚关系，那个老太太我们叫张二婆，也是爱喝酒，而且爱得很妖艳。她有一个酒葫芦，比普通的葫芦小一些，但葫芦身上刻了一些花纹，就像女人漂亮的衣服。据说破四旧时有人要没收张二婆的花酒葫芦，被工作组一个大领导看见，这个大领导仔细端详后说：“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能喝酒也不错嘛。”张二婆的花酒葫芦从此闻名。这个酒葫芦我见过多次，因为她每年都会到我们家来，央求父亲给她找一些草汁子，以保证那些花纹永不褪色。张二婆第一次死在我们祠堂时，我去了。那是她得了重病，走三步路都上气不接下气，家人便强行给她戒了酒，没想到过几天，张二婆半夜里就僵硬了。想着生活刚刚有起色，老人却不见了，儿女们多少有些惆怅，就把花酒壶装满上等好酒，放在她身边。停灵的第二天怪事就发生了。快中午时，我陪着奶奶在灵堂撕纸钱，张二婆硬是在阵阵酒香中悠悠醒来，她先是闭着眼睛摸呀摸，好不容易摸着身边的酒葫芦，急急地灌了一大口，最后才慢慢睁开眼睛喊了声“清明”。奶奶眼瞎没看见二婆动手喝酒，问我谁在喊。我想也没想就说是张二婆在喊。奶奶敲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不要胡说，我立即反驳说：“我亲眼见二婆喝了酒再喊的表叔嘛，不信你看你看，二婆想坐起来咧。”我这一喊把外边打麻将的人惊动了，大家进门一看，当真是各种表情都有，女人们以为借尸还魂吓得飞叉叉跑了，男人们镇定些，畏首畏尾地过来看究竟。只见张二婆又喝了一口酒，看了看四周的蜡烛和身上穿的寿衣，说她迷迷糊糊正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走着呐，深一脚浅一脚的也不知道要走向何方，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酒香，就是怎么都睁不开眼睛，只好胡乱摸呀摸，还真摸到了她用了半辈子的酒葫芦，喝了一口就醒了。这次死亡事故如何收场我忘记了，但自此家乡留下一个风俗，如果希望死者活过来，就放一瓶好酒在他身旁，如果某个死者身边没有好酒相伴，比死亡更严重的猜测立即传遍四乡八里，人们会用各种方式揣测死者与家属之间的不睦。
酒如此不可或缺，所以外婆六十大寿那次，父亲沉睡了三天三夜，母亲也容忍了三天三夜。但这并不等于父亲的每一次沉醉不知归路，母亲都会努力去寻找理由容忍。恰恰相反，父亲每一次兴尽晚归都会遭到母亲坚硬的抵抗。每每此时，父亲只有反复解释，要么是乡上来人，要么是大队书记来检查，要么就是他们几个石匠为庆祝某一工程竣工。“无酒不成宴，哪个不知道呢？没有酒吃什么饭呢？”他这样像自问自答，又像是要把一种强大的传统注入母亲的脑子，让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懂得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许是这些话起了作用，也许是母亲见多了喝酒的场合，也许是出自女人的本能，反正愤怒并没有坚持到最后母亲就悄悄拉开门闩。
其实，母亲对父亲喝酒的痛恨除了包含着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外，还包括对我祖上无限的仇恨，闵正千的无聊、闵少卿的无赖一直紧紧压在母亲心头，母亲终其一生都在提防闵家祖上的遗毒，害怕它们某一天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害得正在努力前行的这家人又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母亲固执地认为父亲嗜酒是我们祖上的赐予，所以每次都会隔着门历数我们的八辈祖宗。当然，母亲浅显的知识里，完全不知道喝酒并不只是父亲八辈祖宗的恶习，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集体恶习。人们固执地认为酒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东西，比如理解、友谊、感情、豪放、深沉甚至利益，酒至今仍然是最令中国人纠结的东西，只不过，当年的人们不能像今天的人们那样确切地知道酒对身体的危害。我获得这点知识纯属偶然，我从一个执著于宣传白酒危害的女人那里知道，白酒里含有钾、锰、铜等重金属元素，喝酒过量会对身体产生一系列损害。我记得知道这个真相的当时我就愣住了，我甚至无法理解纵横于江湖的白酒何以有如此险为人知的嘴脸。它显然像金庸先生笔下属于名门正派实际上却干着罪恶勾当的岳不群，只是岳不群尚且有人撕破其伪君子面孔，而白酒至今还披着正义良善的面纱，在强大的白酒工业面前，我们的身体健康显得渺小至极。更令人愤懑的是，另一个比酒更阴险的家伙披着更曼妙的面纱在蛊惑着人们，那就是香烟。我的父辈们当年得不到任何真诚的警告，他们根本不知道吞云吐雾的香烟会害人。后来得肺癌去世的孔二叔临死前这样说：“国家造出来的东西哪里会害人，自己身体不行得了这个癌那个癌，只怪自己命不好。”每次想起这个场景，我都悲愤莫名，信任国家的公民最终倒在了烟酒工业之下，这些本可以避免的事故背后，只有极少数人知晓烟酒的厉害而自愿选择，绝大部不明真相的人成了工业炮灰。
父亲面对的第二大障碍是国家义务。与二00六年以后的农民不需要缴纳征购粮不一样，当年种地的农民一年中需要缴两次征购粮，夏粮的主粮是小麦、杂粮是蚕豆、豌豆等，秋粮的主粮是水稻、花生、油菜等。虽说皇粮国税一直是中国农民天生的义务，但每一次缴粮实际上都是农民用天生的狡猾与国家（具体表现为粮站）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在农民的小算盘里显得非常必要，因为每年二三月都是农村的荒月，那个时候大米吃完红薯快烂完但新的粮食如小麦还没有下来，人们只能大锅大锅地炒没有一丁点油腥的榨菜以充饥，那时的榨菜和猪食的区别仅仅在于干净与否，这种现在闻名四方的东西当年在农民肚子里的主要功能是刮油，它能迅速将我们肚子里残存的油星吸干然后变成杂草堵在肚子里。每年吃榨菜充饥的季节里，老人都会在茅坑边上挣扎半天，一边挣扎一边发出绝望的嚎叫，我外公就是一例。每当我外公的嚎叫从屋背后传来时，我外婆就会轻蔑地说：“叫什么叫，榨菜总比仙米好吧。吃不死人就该满足得很了。”荒月里的痛苦也是我父亲打小算盘的原因，父亲说，不交公粮刚刚能度过这个荒月。但这话刚刚说到一半就被我母亲打断：“瞎想什么呀，不缴公粮你等着公社的下来牵猪拆瓦啊，想这些没用的东西不如多打几个石头多挣点钱，少抽几包烟，少喝几次酒。”
既谓之缴，就得主动把粮食送去，粮站不会设在乡下，当然在离举人湾十八里路的乡政府所在地。
那些年，青衣江上已经筑起了穿云石水库，江水被齐脖子折断，水库上修了一个造纸厂，一条简易公路从镇上延伸至此。水库风景很美，可惜的是水库之下的青衣江不复存在，河水迅速干枯，裸露的河床被开垦成了良田，青衣江实际上变成一条不足五米宽的沟，里边常年流着的是造纸厂排出来的黑色污水，人们又在方便的地方划江而治，用条石把青衣江划成若干段，又挖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坑储藏天然净水。于是，千百年来如一袭青衣蜿蜒于高山沃野之间的青衣江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变得满目疮痍，活像一只癞头龟，令人生厌却又无可奈何。
但那条公路，却给我们带来不少便利。起码，上征购粮时可能偷懒。我们生产队上有一家姓范的，主人在市上一个运输公司开大货车，每年到该缴征购粮时，他都会把车开到穿云石水库，叫乡亲们把粮食放到他车上，然后再拉到乡上粮站。水库离我们三里地，而镇上离我们十八里地，乡亲们当然乐意。但货车装载有限，他只能偷偷告诉几个关系好的，我们家也在此例。所以好几次，我天未见亮就被叫醒，父母各担一百斤粮食，我可能要背二三十斤，趁着浓浓的朝露往水库进发，那是一种叫人至今难忘的经历，我们惊醒了熟睡中的蛇、老鹰和露珠，颇似趁夜给山里游击队送枪支弹药的地下党。
这显然不是最困难的，因为只要到了水库，我和母亲就可以回家，由父亲去完成剩下的任务。最困难的是没有车子的情况下，我们得一步一步地量完十八里路，将沉重的公粮沉重地送到乡上粮站。那个过程令人沮丧，他会消磨掉我们所有的斗志和勇力。我们在阳光曝晒下挥汗如雨，我坚信其实不到一半的路程，我们的体力就耗费殆尽了，促使我们努力顺着乡间高一脚低一脚往乡上挪动的唯一动力是：这是一项不可更改的国家任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一样，所以缴公粮那几天，每条羊肠小道上都能看背的挑的。有的人家毕其功于一役，斑白垂髫者同时上阵，老人和小孩用背篓背，壮年用扁担挑，拖起长长的缴公粮队伍。我经常看到在树阴下气喘吁吁躲太阳的白发老人，他们往往对路过身旁嘿呦嘿呦发力的小伙子啧啧不已。而强壮如我四舅者，则可以一个人连续几天独自担公粮上街。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左邻右舍羡慕的话题，而四舅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人们与他同路，好炫耀那身油晃晃的肌肉块。
身体的磨难往往只是一方面，千辛万苦地运送到粮站后，人们还得面对粮站工作人员的挑拣。这个过程博弈最明显，那些屁股后边挂着一长串钥匙的粮站工作人员牛气冲天，耳朵上夹满了香烟，他们一般只躲在高大的粮仓阴影里谈笑自如，等待长蛇阵蜿蜒到脚下。他们不仅掌管收与不收公粮的生杀大权，还掌管着给公粮定级别的大权，不同的级别钱不同，二三百斤公粮就可能相差数十元。所以当他们的脚步挪到谁家箩筐面前，谁家的脸上就得立即趴满笑意，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逢迎的话也早在内心演练过千百次。不会递烟也不会说话的人，往往就只能拿粮食成色说话了，如果成色不过关，就会被人捏住谷子没干，花生嫩壳多等把柄，要么你担到一旁晒着去，要么你担回家下次再来。或许是为了应对粮站工作人员的刁难，或许是为了见证自己的刁蛮，反正为了让粮站顺利地收下粮食，有的妇女甚至揣着农药瓶子去缴公粮。一旦工作人员放出对她不利的话来，她会毫无犹豫地拿出农药瓶子。毫无疑问，在人命关天的现实面前，国家关于征购的标准完全可以降低和变通。
当然，我们家缴征购粮时没有这么麻烦，因为有个二表叔在粮站。二表叔跟我们一个生产队，当年他和我二爷一起参军进了云南的部队，而且分在同一个班，只不过他比二爷运气好，二爷当了几年兵啥都没捞着，二表叔却转了个志愿兵，落在粮站当管库员。我在乡上上初中时，多亏他收留，把他的宿舍给我住，免却我不少往返之累。我现在还能记起他笑眯眯地裹着烟叶的情形，那个样子与中国战争电影里炊事老班长绝无两样。我能借住二表叔的单间小屋，其实是因为他爱家。妻儿既然远在十八里之外的举人湾，他就不会怜惜自己多病的身体，成天早起晚归。那条乡间小路上，不知道留下多少二表叔踽踽独行的脚印。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粮站人独有的骄傲，二表叔经常能往家里运送米啊面啊之类的让农村人眼馋的福利，以喂养他两个长大后几度跌入传销组织的儿子。二表叔最后死于糖尿病，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