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所罗门的智慧
所罗门国王判决的故事取自《圣经》，其大意如下：两位母亲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真正母亲，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她们争执不下时，请求所罗门国王进行判决。所罗门国王拿出一把剑，声称要将孩子一分为二。这时，真母亲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掉，因此提出宁愿将孩子判给对方。假母亲则觉得反正自己得不到，所以同意杀婴。所罗门国王通过对比她们的表现，就知道愿意让出孩子的母亲才是真正的母亲，于是宣布把孩子判给这位真正的母亲。所罗门王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难题。
但是，把这个故事的条件变一下，两位母亲如果是学过经济学的专家，事情会截然相反，所罗门王的这个方法根本不能识别出谁是真正的母亲，为什么呢？
我们给两位母亲分别命名为安娜和贝斯。假定安娜是孩子的真母亲，当所罗门王提出要将孩子一分为二时，安娜当然不会同意，而宁愿将孩子让给贝斯。贝斯如果理性地猜测到所罗门国王的“苦肉计”，那么她完全可以假装痛苦地表示宁愿将孩子“让”给安娜。现在的情况变成了两个母亲都愿意将孩子判给对方，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不管所罗门国王杀婴的恐吓是否可信，他现在都无法判断谁是孩子的真实母亲。聪明的所罗门国王遇到了更聪明的经济学家，所以他失败了。
所罗门国王的故事在流行的博弈论、契约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中被多次引用，因为经济学家们发现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向大众炫耀经济学的巨大魅力。但是到底能不能帮助所罗门国王成功地判别出真正的母亲，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正反两方是截然对立。为了向读者阐述不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让我们更正式地将所罗门国王的判决故事表述如下。
毫无疑问，两位母亲都清楚谁才是真母亲，这对她们而言是一个共同知识，或者说她们之间关于谁是真母亲的信息是双方对称的。但是，由于缺乏可信的鉴定技术（例如DNA技术），这一信息是无法向第三方（比如所罗门国王）证实的。如果我们把两位母亲与孩子的真实关系看作是一个隐含的契约，那么这个契约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经济学的问题是，这种不完全契约可以履行吗？
用所罗门国王的办法显然是不能履行的。因为如果参与博弈的两位母亲预期到，所罗门王会通过她们对杀婴的反应这一信号来做出判断，她们就不会发出对自己不利的信号。于是，不管对方的策略是什么，一旦所罗门王决定杀婴，将孩子让给对方都是一个优策略，而表示接受杀婴都是一个劣策略。可以证明，这个博弈没有均衡解，就是说问题不会有解。
为了帮助所罗门国王找出真母亲，经济学家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在故事发生了几千年后的今天仍在为此问题争论不休。基本上，可以把争论的正反双方概括为“完全契约学派”和“不完全契约学派”。完全契约学派认定，通过设计合适的机制可以履行这一契约，找出真正的母亲；而不完全契约学派则坚信，由于契约天生的不完全性，永远不可能找出真正的母亲。那么，到底能不能找出真正的母亲呢？
两位经济学家帮助所罗门国王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机制。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将两位母亲关进两个小黑屋，让她们彼此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然后分别要求她们大声说出谁是孩子的真母亲，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那么所罗门王会将她们都杀掉。如果她们都说是其中一个人的，比如说安娜的，那么安娜得到孩子；但是，如果她们说出孩子母亲的声音大小不同，比如安娜说“孩子是安娜的”的声音不如贝斯的大而持久，所罗门王觉得烦躁，就会将孩子一分为二。在这么复杂的机制下，能推断出什么后果呢？可以证明，在剔除劣策略之后，均衡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双方都说孩子是真母亲的，另一种是双方都说孩子是假母亲的，两种情况下双方都将用最小的声音说出某位母亲的名字。因此，孩子虽然可以判出去，却无法确知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精巧机制尽管帮助所罗门国王摆脱了麻烦，但是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还有一种假设。假定两个母亲都非常富有，无财富约束。假定真母亲对孩子的出价总是比假母亲高一点，因为那毕竟是她的亲骨肉，所以她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买回孩子。假定安娜是孩子的真母亲。现在，让我们设计这样一个多阶段的完全信息博弈：（1）所罗门国王先询问安娜，问是不是她的孩子。如果说不是，那么就把孩子判给贝斯，博弈结束；如果说是，那么进入第二轮。（2）所罗门国王询问贝斯，贝斯如果说是安娜的，那么孩子判给安娜，博弈结束；如果说不是，那么安娜必须向所罗门王缴纳罚款F，同时贝斯表示愿为孩子给出价格P1，进入第三轮。（3）所罗门国王问安娜是否竞价，如果不愿意，那么孩子以P1的价格判给贝斯；如果竞价，那么安娜出价P2，贝斯向所罗门王交付罚款F，进入下一轮。结果，因为真母亲安娜的最终出价P2总是高于假母亲贝斯的出价P1，所以可以保证安娜得到孩子。如果贝斯预期到这点，她完全没有必要浪费罚金去跟安娜争，所以理性的她一开始就应该承认孩子是安娜的。
这一机制是一个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竞价是不可证实的、秘密的，那么这一罚款的机制就会无效。又或者，如果允许两位母亲之间进行再谈判，一旦假母亲参与了竞价而最终面临损失时，她完全可以秘密地去找真母亲，愿意补偿她交给所罗门国王的罚款，这种当事人之间的合谋会导致罚款失效。尽管在这个故事中孩子的母亲没有损失也没有收益，但是一旦把这个隐含的契约转化为生产性契约，那么这就意味着产品的提供方没有任何动机投资于交易。一个没有投资的契约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如果允许再谈判，机制设计的再精巧也没有用。而且，凭什么假定双方具有无穷财富呢？万一真母亲比假母亲穷困，岂不是欺负穷人？
分析来分析去，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帮助所罗门国王找到孩子的真正母亲。幸运的是，隐性契约学派至少提出了一个或许可行的办法：声誉。考虑一下，同在一个地方生活，谁敢在孩子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欺骗他人呢？除非她不想在村里混下去了。
经济学家笔记
要相信声誉的力量，就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样。这是一种信念和道德。它是我们的现代社会最缺失最需要建立的一种东西。
骗子、傻瓜和小气鬼
生物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博弈论，证明了一个道理，即不求报答、绝对利他的种群，即使一开始存在，但是随着博弈的多次进行，也将走向灭绝。
假定某个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不能自己抓自己头上的虱子。假定B头上有一只虱子，A为它剔除掉。不久以后，A头上也有了虱子，A当然去找B，希望B也为它除掉，作为回报。结果，B嗤之以鼻，掉头就走。B是个骗子。
假设一个生物种群中的个体采取两个策略——傻瓜策略和骗子策略中的任何一种。傻瓜可以为任何人梳理头上的虱子，而不问对象是谁，只要对方有需要。骗子只接受傻瓜的利他行为，但却不为别人服务。在这两种策略的博弈中，傻瓜基因很快就要被挤掉。如果生物种群中骗子所占的比例达到90%时，因为只有很少的人为别人梳理头部而导致寄生虫的大量繁殖，那就没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傻瓜的灭绝，而且整个生物种群大概也难逃覆灭的厄运。
现在让我们假设还有第三种称为小气鬼的策略。小气鬼愿意为没有打过交道的个体抓虱子，而且为它抓过的个体，它更不忘报答。可是，哪一个骗了它，它就要牢记在心，以后再不肯为这个骗子服务。生物学家证明，小气鬼策略是一种生物进化上稳定的策略，小气鬼优越于骗子或傻瓜，因为小气鬼占多数的种群中，骗子或傻瓜都难以逞强。同样，在骗子占大多数的生物种群中，小气鬼或傻瓜也难以逞强。
生物学家道金斯对三种策略的博弈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开始模拟时，傻瓜占大多数，小气鬼占少数，骗子也属于少数，与小气鬼的比例相仿。骗子对傻瓜进行无情的剥削，先在傻瓜种群中引发了剧烈的崩溃。骗子的激增随着最后一个傻瓜的死去而达到高峰。这时，骗子还要应付小气鬼。在傻瓜激剧减少时，小气鬼在日益取得优势的骗子的打击下也缓慢地减少，但仍能勉强地维持下去。在最后一个傻瓜死去之后，骗子不再能够跟以前一样那么随心所欲地进行剥削。小气鬼在抗拒骗子剥削的情况下开始缓慢地增加，并逐渐取得稳步上升的势头。接着小气鬼突然激增，骗子从此处于劣势并逐渐接近灭绝的边缘。由于处于少数派的有利地位，所以受到小气鬼怀恨的机会相对地减少，骗子这时得以苟延残喘。不过，骗子的覆灭是不可挽回的。它们最终慢慢地相继死去，留下小气鬼独占整个种群。
根据以上模型，只要一个骗子，利他主义的“傻瓜”的存在，将带来组织内骗子的繁荣和组织的覆灭。小气鬼策略是组织的稳定策略，它的含意“互惠”，是相互报答和感恩，因此也可以说是互惠利他或互惠自私，就像市场中的那种情况一样。假如大家把相互清除寄生虫作为“宪法”固定下来，那么，可以说，这个组织就有一个道德共识。
“傻子”在这个世界一定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傻子”代表“利他”，而“利他”必须“损己”，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任何“利他”行为都是以“损己”为代价的，可以说“利他”的机会成本就是“损己”，而“损己”的极致便是让出你的生存空间给别人。所以，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利他”的“傻子”逐渐地消失，而“骗子”在“傻子”消失之后由于没有了其生存的依托也将自然地走向消失。最后这个世界的生物种群就构成了一个由“小气鬼”所组成的“食物链”——现实存在的世界。当然，“傻子”和“骗子”并非完全消失，即“小气鬼”有时也会偶尔地充当一回“傻子”和“骗子”，比如说，有人对你说“你应该‘利他’”，那么你一定是碰到了一位“骗子”，他无非是想占你的便宜而已，如果你信了他的话，你也就充当了一回“傻子”。
经济学家笔记
在这个博弈模式中，由于小气鬼把握的原则是“互惠”，它给出的“无偿”机会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这就迫使其对手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交易规则，否则，交易就会中断，不可能延续。于是，这社会或市场就出现了走向公正、有序的转机。
堵车的故事
堵车，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过了，并且充满了抱怨。其实，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个故事大多是由一些简单的事情导致的。为此，经济学家以一段高速路上的经历为例清晰而简单的阐明了它所内涵的博弈理论。
有一天，一位经济教授从演讲处返回住处，经过一段高速路时，却发现原先快速行驶的车辆一下子慢了下来。原来在南向的线路上发生了一起反常的交通事故，而结果却是自己（向北）道路上的汽车车速比发生事故的道路上的汽车车速下减得还多。因为人们纷纷减慢车速，想看看车道另一边发生了什么。好奇心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甚至一个晚了10分钟到达事故现场的司机可能会感觉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即使他眼前的道路已经没有拥堵了，但如果没看上一眼，他会不甘心的。
最后大多数司机为了看10秒钟事故现场而多花了10分钟的开车时间。（更可笑的是，现场可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他们仅仅因为前面的人可能在看什么，而觉得好奇，于是放慢车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一些本来可以快速通过的司机，可能出于好奇稍慢了一会儿。当然，多数司机凭借多年的开车经验，知道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他们看一下大概要耽误10秒钟的开车时间。然而当他们到达出事现场的时候，10分钟的延误已经是沉淀成本了；而他们仅花了10秒钟匆匆看了一眼。在他后面慢慢爬行的几十辆车上，所有人也额外多花了10秒钟时间。
每个人都花了10秒钟时间看了一眼，但是他们为自己花了10秒钟，却为前面司机的好奇心多花了9分50秒。这真是不划算。
经济学家笔记
这个不好的结果是因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一个整体，司机们绝对会做出的选择是不损失这么多时间，如果每个人少看这10秒钟，那么每个人都能在高速路上节约10分钟。然而因为不存在组织协调，他们都受一种分散会计体系的约束，在这种体系下，司机对他后边的人造成的损失并不在意，这就是一个在现实当中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例子。
猴群博弈与道德产生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在笼子里的上方有一条绳子，绳子拴着一个香蕉，绳子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又与一个水源相连。
猴子们发现了香蕉，有猴子跳上去够这个香蕉，当猴子够到时，与香蕉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其他猴子被淋湿了。这个过程一直重复着。
猴子们发现，尽管有猴子吃到香蕉，但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经过一段时间，有一伙猴子自觉地行动起来，当有猴子去抓香蕉时，它们便揍那个猴子。每当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的猴子因愤怒而自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合作，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如果这群猴子构成一个社会，它们也繁衍下一代，它们会将它们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渐渐地猴子们便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从而认为去取这个香蕉是“不道德的”，它们也会自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博弈故事却反映了人类的道德的产生过程。
经济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中，就是“人与人之间像狼与狼一样”，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企图占有别人的东西，此时，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此时没有任何规则，没有财产，没有正义或不正义，只有战争。武力与欺诈是战争中的两大基本德性。因此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无法产生文明。
人类道德的产生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纯文化因素起作用，有些国家道德程度高，有些国家则低。如北欧人之间的道德感高于意大利人的道德感。二是宗教信仰的原因，怕上帝惩罚你，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道德感就要强于一般人。如在美国，教会的人道德感比较强，因为他们认为若不道德，将来会进地狱。在这种解释中，道德是外界强加于人们的，使人们不违约。
那么，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又是如何解释道德产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