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的周怡来到这里经过初步调查,社员对姜文旗的意见不多,她认为工作量不大,就把审查姜文旗的任务交给了工作队的秘书赵福业,谁知赵福业没农村工作经验,一句话把朱葵花气得昏死过去用门板朝回抬,引起群众议论纷纷,给工作队造成很坏影响。她把赵福业安排到县总团集训队参加整训,审查姜文旗的专案人员换了杨信。杨信是工作组组长又是专案人员,他在对姜文旗漫长而又艰辛的审查历程中,才真正认识了姜文旗,并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杨信先找“土改”工作组调查。当年的“土改”工作组,有些人如今远在外省或山区,他翻山越岭千辛万苦一个个找到了。他又到县委档案室查当时的档案,所有卷宗全翻遍了。他再查剔出来的副本档案,这种档案更多,都没装订,一大袋一大袋地堆满了库房,他头都控昏了,眼睛都控肿了,指头蛋都磨出了血。他临走时见杂物室的墙角还有一堆废纸,都发霉变黄了,上面沾满了老鼠屎,一股霉臭味儿直冲鼻子。他又细心翻,才从里面翻出《宁静县土改资料汇集》。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像得了宝贝似的捧起来看。里面红红的指印,像一串串眼睛似的展现在他面前。
里面不但有“土改”前姜岽把儿子姜万宝过继给姜岩当儿子的字据,还有“土改”时姜万宝写的“愿给姜岩当儿子,永不后悔”的字据。“土改”公布阶级成分三榜定案的情况、姜文旗揭榜的情况、无主田查处的情况等等都一目了然。
杨信先查姜文旗政治方面的问题。姜万财说姜文旗在“双反”运动中包庇了“坏人坏事”,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中央已否定了宁夏的“双反”运动。姜万宝说姜文旗包庇了右派显然站不住脚,因为目前右派分子强烈要求摘帽,申诉的材料一大堆。姜万魁说姜文旗把持的小东方是个“分子窝”也不符合事实,据白帆证实,上面的分子朝下压,下面顶着不安置,最后都推到小东方,反说这里是个“分子窝”。死胖子说姜文旗在七八年内把这里劳改的人帽子、处分等否定了一大半,杨信一件一件查。材料都是小东方支部上报的,公社党委都签了字,县委都发了批文,手续很全。甄别问题、撤销处分、恢复公职的理由很充足,确实这些人在小东方作出了重大贡献,符合甄别条件。
杨信又查群众来信。运动刚开始,张大脚给县社教总团写信,状告“低标准”姜文旗在这里搞生产自救时,无缘无故地给了张新业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莫名其妙地撤销了张新海的职务,还帽子戴了一大堆。杨信又到县监委查档案,经查证实,情况根本不是张大脚信中所说的那样。
姜文旗到五夷堡整天忙于生产自救,到处寻找外流人员,亲自领上干部到山区买牲口、借草、借料,只免了两名生产队长,并没处分人,更没给人戴帽子。冻死婴儿事件处理的正确与否,都是他没来之前的事。
临羌堡的黄大脚状告姜文旗和右派分子是结拜兄弟,纯属捕风捉影发泄私愤。
余树春是在小学当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姜文旗当书记时闲了就到学校转,有时还坐在小学生后面听几节课。他问余树春学校还有啥问题没有,有啥困难没有,对大队还有什么意见等等。余树春也常到生产队家访,帮农民写信读报,遇到大队开会,从写标语到布置会场都是他领上老师忙乎。
姜文旗下队,碰到生产队分菜、分瓜果、分肉,总先查会计造的册子上撂了军烈属、五保户没有。查完就指着肉、菜说:“给学校老师送点,你们每家少吃一把梅豆,叫他们几个老师半年都吃不完。你们改善生活杀猪、宰羊,老师闻见心里是啥想法?你们一天锹拐对心口汗珠摔八瓣是劳动,回到家里娃娃哭两声还嫌吵得头疼,他们几个老师一天带上百十号小学生,喊得口干舌燥的就不是劳动?他们上心把娃娃都给你们教好管好,给你们省多少心?正经我们学校偏远老师调不来,来了见条件不好又走了,你们还不好好对待!”
他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各生产队分菜、分肉,自然形成了惯例,队长到学校送,会计到学校送,他们都忙了就拉来一名小学生说:“快!把这个给你们学校老师送去!”余树春叫学校的炊事员把账记了按月收了老师的菜金趁家访送到生产队并致谢,他说现在学校的老师都稳定,要求来这里教书的老师越来越多,学校连年被县文教局评为先进学校。遇到星期天、节假日余树春也不回家,跟上姜文旗转队,人都说:“瞧!姜书记和余校长像亲兄弟,俩人长的也像!”
后来张新海听张大脚说,社员朝上面写的告状信大多是余树春他们老师代笔的,他在生产队干部会上大发雷霆说:“再罢给他们送肉、送菜,他们有钱不能到县里买?他们有粮票县城没有粮站?那些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越幸福毛病越多!生产队尽是叫他们一伙吃皇粮的挖成空壳了!”
姜雪芬调到临羌堡当调队会计,为了收蛋和黄大脚闹了一场。她调到五夷堡当调队会计,临羌堡的黄大脚又撵到五夷堡去查事,她先来到张大脚家里。两个大脚本来不多来往,听说还为借鸡孵蛋的事闹过一场。谁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这两个老运动积极分子连在了一起。两个大脚盘起腿,面对面坐下,就没一句好话:
“那个谝谝子婊子,又谝到你们这里来了。扳着王根呢!”
“谁说不是?我的大媳妇给我的小儿子做婆姨,就违犯了婚姻法。他家招站年汉就不违犯婚姻法了?风不动船不摇,浪催的!”
“你说,再的干部干上个一头半年就滚了,他为啥从‘镇反’时一直混到现在?
那个铁纱帽难道就长在他头上了?我儿子说,人家外国的官,都最多干四年。他们越干老百姓越没吃穿,还干呢!再干,我们都精尻子呢!”
“没人告嘛!你就拿他和余树春结拜兄弟的事……”
黄大脚当天回去就写了告状信。
杨信发现“土改”时有人写的两页神秘字条,笔体是一个人的。他从曹泽给两个女婿写的辩护词中,对出是曹泽的笔体。但曹泽咋能知道樊复生逃跑和姜岩家藏匿浮财的底细呢?曹泽死了死口无对,成为历史之谜。姜岽说姜岩家藏匿的浮财是张新海转移来的,是屠氏在追查政治谣言中,把传播谣言的责任推给姜岩,把姜岩批斗致死,姜岽等人进行报复有意陷害?还是张新海当时转移浮财叫曹泽发觉了?杨信拿着材料找五夷堡工作组去了。
五夷堡早被大字报糊了个严严实实,不但墙上有,连窗门都覆盖了。工作组刚进村没大字报,张新海贴了张《要旗帜鲜明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大字报,里面点事不点人抨击地富子弟,说他们在生产队不老实,如何兴风作浪等等。地富子弟都哑巴动悄的,反把一伙贫下中农的大字报惹出来。什么《张新海比国民党保甲长还坏》《原会计张新业剥削手段搁纸蒙死人暗炮打死人》等等。
这件事要不是真人真事,谁也不会相信。五夷堡工作组给樊复生的原籍发了涵才知道,当年堡子里有名的大财主樊复生在老家定了个贫农,还当了生产队贫协组长,他的儿女都入了党当了干部。樊复生千里迢迢赶来说,他“镇反”时不是逃了,而是听了张新海的调虎离山计。他在堡子里的田有一半是张新海的,他家设在城里的粮油销售点一半收入也归张新海所有。他说他在“镇反”时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感到害怕,躲在蒙区北大寺后的一个偏远山沟给人放羊,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所在地政府给他出了证明,他才回到原籍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