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文化文学方面接触的事实，远比史书上的有关记载要早得多。因为阿拉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陆路交接地，是中国古代商官、史官、学者等西行的必经之地。
早在会元前139年，汉武帝时，张（前167？～前114）向西域凿空，就得知西方有一个条支国，并遣使该地。条支的地理位置虽不能确指，但据有些学者研究，是Andiochia（Antiochia的讹音）的省译，是以一个地方的名字而泛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是可以包括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其以西一带有塞姆语系的古代阿拉伯人居住。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32～102）曾遣使甘英（生卒年不详）出使大秦（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罗马帝国东方领土），到达了条支。张和甘英西行的壮举，加强了中国与西亚、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伊斯兰教创兴于阿拉伯，即是说，在伊斯兰教兴起约五百年前，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已经有交通了。
汉代大批丝绸西运，转贩丝绸的驼队所经行的道路，被后人赋予“丝路”之称。此名称最初由德国学者里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后因赫尔曼1910年所著《中国和叙利亚的古代丝路》一书而得到确立。阿拉伯历史学家也认为，叙利亚是“丝路”的西方中心，中国丝绸正是通过叙利亚再转贩到小亚细亚、埃及和地中海沿岸。中外学者不仅发现在叙利亚东部的绿洲之国帕尔米拉，曾有沿丝路西传至该地的汉字纹绵，而且注意到沿“丝路”东传到中国的玻璃制品等。据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迪（？～956）在其名著《黄金草原》中记载，公元6世纪，中国的商船就经常抵达波斯湾，并进入幼发拉底河，与当地阿拉伯人进行贸易，不少阿拉伯海员随商船到过中国。这表明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有频繁往来。
许多中外学者都指出中阿文化交流的实质。苏联学者O.B.特拉赫坦贝尔曾指出：“阿拉伯文明独特地综合了印度、中国、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文明衰落期）、拜占庭和伊朗的古代文化并加以发展。”【注1】国内学者戴康生先生也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吸收、融合印度、中国、希腊、拜占庭和波斯古代文明，并结合阿拉伯当时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注2】
一
中国唐代初兴，正值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传播时期。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约570～632）曾鼓励其弟子和信徒到中国寻求学问时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尽管这条“圣训”也可能是出于后世人之手，但是仍然可以知道早在穆罕默德时代，已经有人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文明古国——中国。此后，不少穆罕默德的信徒东来中国求学，同时也将伊斯兰教的信仰传入中国。
据《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大食国”条载，高宗“永徽二年（651）始遣使朝贡”。时值阿拉伯第三位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在位第8年，遣使朝贡，无疑有通好之意。此后，至贞元十四年（798），阿拉伯与唐朝的使节来往，见诸记载的至少有39次之多。750年，阿布尔·阿拔斯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由于政治较为稳定，与中国的交拄进入黄金时代。《旧唐书》以后的不少史书都有对阿拉伯地区的详细记载。
中国和阿拉伯各国的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交流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和平与暴力两类。和平的方式有经商贸易，互派使者、学者和留学生，以及文化艺术、体育往来，翻译书籍与传播宗教等。暴力方式有战争、征服、侵略、占领等。这两种方式有时联系紧密，互相交替或交叉进行。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755）和刚建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悉林在中亚但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以战争的形式揭开了中阿双方交流进入黄金时代的帷幕。这次战役促成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一次技术大转移。不少被俘的汉地士兵，包括不少技术工匠将造纸技术传到西方，也使中原更多地了解了阿拉伯世界。在被俘人员中，杜环（生卒年不详），是位重要的“海湾通”。他曾到过海湾地区，在巴格达一带住了11年，宝应元年（762）才得以随商船东归广州。在所撰《经行记》中，他记载了关于阿拉伯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如伊斯兰礼拜、斋戒、禁酒等教仪，以及物产、气候等，这是中国人关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第一份比较详细准确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报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中阿文化交流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不论胜败如何，都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往来。尽管俄国学者巴托尔德认为：“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这两种文化究竟哪一种应当在河中居统治地位的问题，就是由这次战役决定的。”【注3】无可争辫的事实是，阿拉伯人在但逻斯战役中俘虏过两万余唐朝军队，其中不乏各种各样的人才，这无疑是一种文化交流。就在战争的第二年（752），黑衣大食（属阿拉伯）就向唐朝派出使节，多年不断，甚至在安史之乱中的757年（唐至德二年），大食（阿拉伯）军队还进入中原帮助唐朝平叛。可见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未因但逻斯战役而受到影响。
由于有陆路和海路两条交通线可沟通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商贸、文化往来，因此，8世纪、9世纪这种交往已相当频繁。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巴格达，不仅是阿拉伯国家的中心，也是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其时，巴格达城中有专门销售中国丝绸、瓷器、纸、磨香、肉桂等商品的“中国市场”。而唐代的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也有专门销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市场。
唐初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通往来，主要经陆路丝绸之路。中国商旅多取道中亚、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到中国的阿拉伯人也因从陆路来中国，而主要居于西域城镇和长安。8世纪中叶以后，形势出现逆转，由于海路的发展，中国商旅可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取道马来群岛，扬帆西行经印度洋，穿过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波斯湾巨港西拉夫（毁于917年地震）进入底格里斯河直达巴格达。到中国来的阿拉伯人又因多行海路，因而多侨居广州、扬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埠。这样一来，阿拉伯关于中国的记载，其准确详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西域、南洋的其他国家。
伊本·胡尔达兹比大约在846年（唐会昌六年）完成了《省道记》的写作。书中记载了由大食通拄中国的海道。伊宾·罗斯德大约于903年（唐天复三年）也曾在自己的书中简略地记载过有关中国的一些情况。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注4】的著名旅行家马斯欧迪（？～956），曾游历过埃及、巴勒斯坦、桑给巴尔、叙利亚、印度，可能也到过中国沿海诸地。他在《黄金草原》一书中，不仅提及黄巢起义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直接与间接的贸易，而且还记载了一位名叫依宾哈拔儿的著名人物于869年（唐咸通十年）曾到过中国。这些记载说明了阿拉伯人对古代中国的了解，以及海路运输在唐代中期后即已开始的事实。
唐代，由于各种原因入华滞留未归的阿拉伯人有商人、学者、士兵等，其中有些人还与汉人通婚。这些久居的阿拉伯人，从长计议还开办了学校，受汉文化熏陶日深，有的甚至参加科考，取第入仕，中榜者不乏其人。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曾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将军，曾向朝廷推荐阿拉伯人李彦升（生卒年不详），唐宣宗准礼部主考，次年（848）以进士及第，显名青史。在唐代，欲试进士，须博通经史，深明时务，非有深厚汉文化、文学功底而不可能。李彦升能荣膺礼部选，可知当时有些阿拉伯人受汉文化、文学濡染之深，已几近汉化。
二
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各种往来更为频繁。面对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分崩离析的现实，阿拉伯人纷纷东行到中国经商或避居。穆斯林愈来愈多，传教者也日甚一日。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呈陆路与海路两者齐头并进的形势，驼铃声声、海船浩荡，一幅壮观的图画。
宋元以来，阿拉伯商人无论从人数还是财力上，都居域外商人来华之首。他们运抵中国贩卖的商品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珠宝等。他们不仅因久居中国而通晓中国风物人情，而且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为满足来华的穆斯林和华人信仰伊斯兰教的需要，自11世纪初以来，先后在泉州、广州、扬州等地建立清真寺，以供其礼拜或集会之用。元代，由于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更使大量阿拉伯人自陆路流入中国。
由于宋元时代的中国和阿拉伯海上贸易的推动，泉州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寓居在泉州的阿拉伯人尤其受到宋元统治者的倚重。阿拉伯人蒲寿庚（宋末元初人）数代久居泉州，自宋末以来屡受官职，富甲方，成为阿拉伯人在华显名之一例。蒲寿庚之兄蒲寿成（生卒年不详）深受汉文化熏陶，精通吟诗作赋，与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交谊深厚，其诗集《心泉学诗稿》即请刘克庄为序，刘对他评价甚高。另一名阿拉伯学者普哈丁系至圣穆罕默德第16世孙。宋咸淳年间（1265～1274）来扬州讲学，在扬州穆斯林中享有崇高威望。德枯元年（1275）卒于扬州，葬于今扬州市区解放桥南境高岗上，即今普哈丁墓园。可见扬州也是当时西域穆斯林的聚集地之一。“伊斯兰文化在元代中国已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扬州则有更具体的表现。”【注5】
【注1：《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注2：《哲学研究》1982年6期。】
【注3：《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注4：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历史之父”。】
【注5：《中外关系史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