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吃过午饭，姚志海就来到中队值班室。
上午才上任的指导员陈有信连忙迎了上去，说：“政委……”
姚志海立即打断他的话：“我不是政委了，中队长，姚中队长，哈哈……”
陈有信恭恭敬敬地跟着笑，等他大笑之后，谦卑地说：“政委……姚中队长……以前你是我的领导，以后还是我的领导，二中队的事，我听你的。”
“你这话我不爱听，什么都听我的？同志哥呢，论职务我俩现在平级，但是你是支部书记，在党内，你是我领导。对了，今天上午就开始种麦子了吧？”
“各分队早上都出去了，你坐镇，我去看看就是了。”
“你在当兵之前种过地没有？”姚志海突然问。
陈有信说：“说实话吧，没有，我出生在城市。不过，这几年啥都干过了。”
“我可是什么都干过，祖祖辈辈播种小麦，顶多一亩下30多斤种子，这一下子下种200斤……你说……今年这么个种法有没有问题？”一说到种麦子，姚志海眉头紧锁起来，看着陈有信说。
陈有信吃惊地看着他：“这不是地委的文件要求的吗？农场党委也发了文件，还是你签发的。报纸上也登载了钱学森的文章，他可是科学家呀？”
“小陈，我听说你这里有个农业专家，叫孙什么来着？”
“哦，孙成忠，在小间。”
小间就是禁闭室。
禁闭室一般高60厘米，宽不到一米，里面还要放一只木桶，供罪犯解大小便。小间有一道小门，小门上只有约莫一只小碗大小的窗口，窗口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打开几秒钟，这是唯一能看见光线的时候。人在这样的空间里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只好蹲着。为了打击那些违规抗改的罪犯，每个中队都设有小间。有时小间不够，甚至两人关在一起。只要被关了小间，每天的伙食就变成二三二，都是稀粥，即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把稀饭变成了面糊糊，没有油，没有盐，更有甚者，面糊糊就用开水甚至用温开水冲兑，半生不熟的。在犯人的感受中，小间就是人间地狱，在这里面他们都会明白一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原始宗教是怎么产生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怕黑。在黑暗中你只能想，却什么也不能做，就像一只被已经吊起来的狗，看见屠夫举着明晃晃的屠刀，明知将死却无能为力。加上饥饿的折磨，没有一点力气，在身体某个部位传来痛痒感，知道那是蚊子或者臭虫在啃噬着自己的躯体，想消灭它们，却没有一点力气；抑或不想消灭它们，因为只有它们的存在，才使自己感觉到还活着。
“去看看……”姚志海说着便向小间走去。
陈有信连忙叫值班干部打开小间，把孙成忠叫出来。
值班干部是昨天下午报到的，叫苏涛，第一次上班。挂在墙上的有三个钥匙板，不知道小间的钥匙究竟是哪个，手忙脚乱地拿了三个钥匙板，跑到陈有信面前问：“指导员，哪个是小间的钥匙？”
姚志海眉毛一横，正想发火，但想到自己已经不是政委了，便压住火气，把头扭到一边。
陈有信大声叫：“哪个值班？人死到哪里去了？”
早在一边候着的犯人大组长陈恒山屁颠屁颠跑过来，立正报告：“报告指导员，我值班。”
不待陈有信发话，拿过苏涛手中的一个钥匙板，跑过去麻利地打开小间，大叫：“孙成忠，出来！孙成忠……”
叫了几声，见没有应答，陈恒山便猫着腰钻进去，从里面拖出一个人来：“起来，站起来，政府找你问话。”
孙成忠仰面一动不动地睡在地上，脑袋歪在一边，面色死灰死灰的。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衣上，到处露出泛黑的棉花，一双布鞋已经裂口，露出大脚趾。大脚趾很脏，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一阵恶臭迎面扑来。
苏涛第一次看见半死不活的人，背心嗖嗖地刮起一阵冰凌般的风，汗毛倒竖，两股颤颤，下意识退了几步，惊恐地看看孙成忠，又看看姚志海他们。
不会又是一个死人吧？刚一上班，就碰到两个死人，也太晦气了。想到这里，他额头涔涔冒汗，手脚不听使唤地摇摆起来。
本来他是去参军的，可到了县上，一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作动员，说他是地区公安处的，来这里招20个人，到了公安处直接转干，拿工资，比部队津贴高。尽管他说了一大通，可没人去，大家还是想到部队，穿军装、扛枪，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只有指派，20个人中就有苏涛。苏涛打小就胆小，儿时的玩伴没有哪一个不敢欺负他，只好到公安处报到，公安处又把他分配到两溪口劳改农场。
他家据说是清朝康熙帝时候湖广填四川时候从湖北迁徙来的，在高坡子广袤的荒野上和山下的河谷地带圈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尽管占有了土地，但是政府管辖能力有限，这些土地长期没能在政府备案，流民、土匪、当地人，甚至包括同样是迁徙而来的人，你争我夺，能霸占就据为己有，即便不能霸占，抢掠些粮食、财帛也好。曾祖父乃江湖人士，胆大心细，一身本领，十几个人都近身不得，靠这身本事，累次把来犯的当地人、土匪打得头破血流，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最高峰时候，他家田产数千，在当地颇有些名望。
但是到了他爷爷这一辈，或许是养尊处优惯了，血统似乎产生了变异，苏家的后代没有了祖上那种血性，变得胆小、怕事，继而由胆小怕事演化出来的没有主见、卑躬屈膝在他父亲这一代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土匪、各路军阀、乡长保长无休止地压榨，尔后是地痞流氓的敲诈，最后连乡邻也开始侵占苏家的土地。
父亲这一辈，倒是出了个颇似曾祖父那般有血气之人，那就是二叔，但掌家的是他父亲。二叔的拼杀冲锋得不到家里的后援，只好流落他乡，不知所终。二叔走后，家业全归了父亲。父亲为了躲避飞来祸事，礼让谦恭，小心翼翼，最后把自己和母亲关在后堂，礼佛念经，偶尔也写写书法，吹吹笛子，把偌大个家业托付二奶奶。其实父亲是识文断字的，据说在省城新学堂念到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高坡子，那就是大秀才。为了一家人能生活下去，二奶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卖田卖地。到解放前夕，家里的田地基本卖光了，树倒猢狲散，二奶奶也搬回了娘家，从此不再踏入苏家的门。
所谓祸福相依，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本来是大地主的苏家，却家徒四壁，本该划分为贫农，但是不知怎么的，却划分为中农，还分得了几亩良田。而大量廉价购买苏家土地的宋姓人家，却被划为地主。落得个败家子名声的父亲此刻挺起了腰板，笑得合不拢嘴，大谈财帛是祸的道理。没了了土匪、军阀和地痞流氓，父亲倒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担惊受怕，整日里在分得的那几亩田地里刨弄，一副怡然自乐的样子。
父亲倒是变了，尽情分享着新中国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宁。而苏涛开始便受到歧视，尽管他们是中农，但在人们的眼里，他们之前很多很多年都“剥削”着这里的人，他们就是大地主，是剥削阶级。说穿了，苏涛从根儿上还是大地主的种。这种潜移默化的认知，无形之间就转移到苏涛他们这一代的意识中。苏涛本来就像他父亲一样胆小、懦弱，在与玩伴的游戏中，他只能别无选择地扮演坏蛋，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渐渐地，他不愿意跟伙伴们玩耍，成天躲瘟神一般躲着他们，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抓去当坏蛋。
他曾经向父亲哭诉，可父亲抚摸着他头上的青包，笑呵呵地说：“吃得了亏，才打得弄堆（方言：才能搞好团结）。”或者说：“老实人最后不会吃亏。”在新社会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他父亲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的确是安身立命之道，但对于苏涛来说，那就是梦靥。在学校里，苏涛受到的歧视比在高坡子还有过之而不及，在同学和老师的眼中，他永远是剥削阶级，曾经残酷地、无情地欺压过劳苦大众。他一度想辍学，出乎他意料的是，一贯怯弱、没有主见的父亲一下子变得倔犟起来，用木棍把他打出了家门，威逼他到学校读书。好不容易挨到高中毕业，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了，但在家乡依旧受到翻身老乡们的歧视。他想离开这个地方，而离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军。在军队好生表现，说不定还能提干，而军属的荣光也将会多少改变他的处境。哪知道就像父亲败家一样，命运就像一根风中的芦蒿，时东时西难以捉摸，苏涛没能成为解放军战士，而到了劳改农场当了管教干部。
劳改农场关押的是犯人，犯人是什么？是阶级敌人。在战场上，你可以随意消灭敌人，而在劳改农场却不行，据说可以打可以骂，却不能消灭他们。这好比你把虱子、跳蚤养在自己的身上一样，可能会冷不丁咬你一口，偷偷摸摸地，明目张胆地，这让苏涛害怕。他想起了童年时候那些玩伴，冷不丁从后面把他按在地上打，或打他一拳、推他一掌就跑，令他防不胜防，永远处在惊恐之中。
到二大队二中队报到后，他愈加绝望了，虽说是干部，监管阶级敌人的武装力量，却没有制服。干部们都是各穿各的衣服，颜色五花八门，有身份的或者有家庭背景的，穿着棕绿色军装，只是没有了领章。有的干部，比如像他这样农村来的，家庭很困难的，穿的是洗得发白、补丁又补丁的衣服，好些犯人都比他们穿得体面。阶级敌人居然比管教干部穿得还好，这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中队办公室等到快中午时分，刚刚从中队长升为指导员的陈有信安排他午饭后到中队值班室值班。他满以为要交接枪支，自己摸都还没有摸过枪，心里不停地嘀咕，这可么办？
陈有信带他到值班室，同事指指墙上挂着的钥匙，就只说了一句“钥匙板在那里”，扭头便走。
他急了：“枪呢？”
“什么枪？”同事转身，诧异地看着他，不过旋即明白了，哈哈笑起来，“小子，我们值班不准佩枪，警觉点。”
苏涛一下子懵了，他强烈感觉到他的笑是那么坏，比阶级敌人还坏。
陈有信说：“你是新干部，不懂劳改队的规矩，不准干部带枪进入牢房。”
苏涛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正想问如果犯人都冲杀过来怎么办？
这时候，大组长陈恒山在值班室外边报告：“报告政府，又死了一个。”
陈有信坐在椅子上抽烟，头也不抬地说：“背出来确认一下。”
“报告指导员，他们都说怕死人……”陈恒山站在值班室外不走。
“妈的，真他妈晦气……”陈有信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踩了一下，对苏涛说，“走，去看看。”
走到门口，陈有信不满地看着陈恒山：“怎么着？合起来欺骗政府？”
陈恒山连忙立正，然后鞠着躬说：“哪敢？指导员，你就是给我一千个胆儿，我也不敢……这帮孙子，就想着你老人家奖励一个馍馍，欠抽！”
苏涛头皮发麻，他从小就怕见到死人，但是又不得不进去，只好蹑手蹑脚地紧紧跟在陈有信后面。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监管区罪犯活动的院子里，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罪犯纷纷跑到院子的角落处，蹲在地上，有一个动作慢了一点的，被陈有信踢了一脚，连滚带爬地跑开。
“怕死人，你们破坏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都******那么大的胆？你，你，去给老子抬出来！”陈有信随手指定了两个犯人。
两个人低着头，慢腾腾地站起来，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走，其中一个转身朝陈有信媚笑，结结巴巴地说：“报告……报告中队长……”
陈恒山上去就是一巴掌，骂道：“是指导员，我们陈中队长已经升官了，刚刚才给你们讲了，记性被狗吃了？”
“是是是……报告指导员，请你老开开恩，奖……奖励个馒头什么的，这抬死人我不怕，就是就是……”
陈有信突然笑起来，说：“老子一看就知道你们心里的小九九，这样吧，奖励两个馒头，愿意去的举手。”
院子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举起手来，争先恐后地说：“我去，我去……”
先前被指定的两个犯人跳起来，朝屋子里跑去，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两人已经把死人抬了出来。
陈有信握住鼻子，绕着尸体走了一圈，问：“死了？”
陈恒山用手指在死者的鼻子上探探，点点头说：“真死了。”
“拉出去，埋了。”陈有信转身朝值班室走，没有看到苏涛，转身才发现他一直躲在他后面，不悦地说，“你是咋的了？神出鬼没的。记着，跟管教干事说一声，叫他去大队管教办备案。”
两个罪犯在陈恒山的指挥下，把死者抬上一架板板车，这时候伙房犯人拿了两个馒头过来，将其中一个小一点的掰成两半，递给那两犯人，而把另一个馒头递给大组长陈恒山。陈恒山眼疾手快，马上装进裤袋里，一阵小跑站到值班室外，以便干部随叫随到。
那两犯人一人分了一半馒头，一口就塞进嘴里，拉起板板车，慢悠悠地朝外走。
苏涛跟着陈有信回到值班室，先前的问题还在脑袋里萦绕，还想问如果犯人都冲杀过来怎么办？
指导员却笑吟吟地跑了出去，迎接刚才大组长称为政委的人。
……
“你冷？”姚志海看到苏涛有些异样，便问。
苏涛从回忆中惊醒，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冷……不冷……他是不是……死了……”
陈恒山见孙成忠还是躺在地上，便踢了他一脚：“哟，****的，耍死狗？起来，起来！”
“你干啥？”姚志海喝道，上去随手打了陈恒山一巴掌，“你个驴日的，政府还在呢，去去去，搬一把椅子来。”
陈恒山一溜烟地跑去，风一般地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姚志海和陈有信面前，点头哈腰地说：“请政委坐，请指导员坐。”
“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姚志海说。
陈有信把椅子拖了一下，正准备坐下来，但听到姚志海这么说，便站着不动了，疑惑地看着姚志海。
孙成忠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一时适应不了外边强烈的光线，紧闭双眼，右手抬了一下又掉下去，胸口起伏了一下，像是在积蓄全身的力气，第二次举起手，搭在额头上遮挡光线。
“他怎么被关了小间？”姚志海问。
陈有信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这面红旗，说什么亩产万斤是天……”他转头问陈恒山，“他说天什么？”
“天方夜谭，就是不可能的意思。”陈恒山连忙解释说。
“去给他弄点吃的来。”姚志海目光在孙成忠身上游走。
不一会儿，伙房犯人端来一碗水和两个馒头。
孙成忠睁开眼睛，看了看馒头，喉头微微动了几下，显然是受到食物的诱惑，本能地吞咽口水，但是他只是接过那碗水，战巍巍地喝了几口，面无表情地说：“君子不受嗟来之食，你们找我什么事？”
“啥？掘来之食？我们这里哪一粒粮食不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你不吃，要当土地老儿？”姚志海嘲笑说。
孙成忠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不说话。
“怎么，我说错了？喂，我没文化，大老粗一个，不懂你们这些文化人弯弯绕。你啥意思？不吃是吧？”姚志海看着他说，又看看陈有信，“那个……他说的那个刨来之食，啥意思？”
苏涛有些好笑，正想解释一下，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很危险，要是那些阶级敌人像渣滓洞的革命者一样扑过来，他们几个将被撕成八块，于是悄悄退回到值班室。
陈有信说：“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就是不吃么，不吃拉倒。”接着对孙成忠厉声喝道，“孙成忠，你什么态度？政委关心你，那是我们党的人道主义。你要清楚，就凭你昨天那些****、反红旗的言论，要是上报上去，你是了吃枪子儿的……”
